近年来，“中医”之存废已成常态热门话题，甚至出现了“美国承认策划了消灭中医的阴谋”这般匪夷所思的谣言。其实，无须美国“策划”，从历史上来看，民国历届政府，无一承认“中医”。

中国知识界，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当属晚清学者俞樾。（注：就医学概念而言，世上本无“中医”“西医”之分，只有“中国传统医学”、“西方传统医学”与不分中西的“现代医学”）

1879年，俞氏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国传统医学；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

俞氏生活的时代，现代医学尚在发育（现代医学开端于19世纪中叶，以细胞学、微生物学和实验生理学被应用于医学而诞生出实验医学为标志），在中国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俞氏本人对现代医学，也无多少了解。他提出“废除中国传统医学”，并非以现代医学为参照，而是基于个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著作的深入考据。

比如，在俞氏看来，中国传统医学所谓的脉象与脏腑之间关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但传统医学的从业者，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不过，俞氏不否认某些传统医学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传统医道”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他也保守地认为“药不可尽废”。

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均曾研究过传统医学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二人虽然没有提出“废除中医”的口号，但他们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态度，与俞樾大致相同。

比如，章太炎认为，传统医学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并不成立，《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有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实是谬论。章氏曾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国传统医学，千万不要去学它的医理医道，只可去学它的药方，且对药方的有效性需重新验证。

陆渊雷是民国年间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领军人物，与中国传统医学界关系密切，曾与“废除中医论”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激烈论战。陆虽然反对余云岫彻底废除中国传统医学的主张，但他同样认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乃是“凭空结撰”而来，惟药方有验证总结的价值。

晚清民国，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发出质疑者，远不止俞樾、章太炎与陆渊雷。受西潮的刺激，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曾努力钻研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理论著作”，试图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以建立一种科学的学术体系，进而提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

但这类努力，大多无疾而终。比如，严复最终承认，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乃是自我臆造，并无临床实证为依据。梁启超也承认，中国传统医学建构在荒唐的阴阳五行学说上，“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进入民国后，知识界对现代医学了解渐深，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态度也渐趋激烈。其中最决绝者，当属陈独秀。陈在《新青年》上刊文，批评中国传统医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又“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动辄拿“古方”说事，“其术殆与矢人同科”——“矢人”，即造杀人之弓箭的工匠。也就是说，在陈独秀眼中，中国传统医学成了杀手的同义词。

大略同期，一心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民族自信心、寻求救国之道的梁漱溟，也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所谓“医道”提出了批评：

“ 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北洋政府一直坚持否定中医

在整个民国时期，无论中医业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中医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否定中医、废除中医，乃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中、西医之争，自晚清始，至民国已在政、学两界基本形成共识。1912年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

此种设置，曾一度引发当时中医业界的恐慌与抗议，并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医课程。当局不但无视此种抗议，更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中医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并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

1915年，曾有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中医学校，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仍持拒绝接纳。此后数年，中医界自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但没有一所中医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

中医界曾在1925年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教育部的回复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

北洋政府时代，虽处乱世，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当日的教育界人士，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却始终未变。历届政府，对教育部的这种立场，也一直是支持的态度。

国民政府不许中医进正规教育系统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始终如出一辙。此前偏安时，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

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

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

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

民国政客对中医常持两面派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中国已步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民党政客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多持两面派立场，其言论往往不足以说明政府对中医的真实态度。

孙中山虽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病重之际，反对中医的胡适来劝他对中医“不妨一试”时，孙的回答则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中医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根据，称孙支持中医，但这其实不过是孙被西医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罢了，并不代表孙对中医的真实看法。

1929年“废止中医风波”中，蒋介石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老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

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

但有意思的是，老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体系。事实上，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