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奇案，津门有奇谈，欲知其中事，需听“大狮”言。

您且听“大狮”今日说一个发生在天津伪警察局里的案子。之所以说是天津伪警察局，是因为当时的津门已经落入了日寇之手一年有余。话说1938年12月的一天，天津伪警察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与会议的人都是当时天津卫的戏园子和电影院的经理，其中也包括戏园和电影业同业公会会长齐文轩，一共20多个人。不过这表面上说是开紧急会议，实际上就是一场《鸿门宴》。

等大家到齐了落座之后，伪警察局的局长开门见山，说今儿个把老几位请过来，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兄弟我遇到了点儿难事儿，需要老几位帮一把。这不年底了嘛，税收的任务还差点儿缺口，数目呢也不大，也就3万多，大家伙儿要是把我当作朋友，这一半天就帮我凑上了，我必定记着大家的好。

伪局长嘡嘡一番话，把大家伙儿说的是目瞪口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露难相，却谁也不敢吱声儿。就在这个时候，齐文轩开口了，说这一年该交的税，大家伙儿一分没少，早早就交齐了，现如今怎么还会有差头呢？

伪局长听罢之后，不慌不忙，来了句，说起来也不叫差头，要非说个由头的话，就叫“无名税”吧。反正数目就这么多，大家看着办吧。一番话说完，在座的大小经理也都被气得够呛，开始小声议论，有胆大的故意抬高了声音说：“这不明摆着就是打劫吗？这一年到头忙活一溜够不够给人凑份子的，要是再这样下去，别说吃肉了，连汤都喝不上。”

伪局长听罢之后，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来了句：“今儿个请老几位过来，可不是跟你们商量的，而是通知你们的，大家都是聪明人，肯定也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我也没打算为难大伙，只不过得委屈几位在局子里多待几天。我呢也会派人到各家支会一声，谁家把钱送来，谁立马就能回去。要是三天之内送不来钱，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就不好说了！”

说完话，伪局长站起身扬长而去。伪局长刚走出门儿，就听的会议室的大门哗啦一声被锁上了。得，这就是明目张胆的绑架啊。尽管大家都气得直骂街，可心里也都知道，要是不给钱，恐怕这条命就得撂里头。

这边儿的老几位都做了人质，外头各家接到信之后，也都乱成一锅粥了。这大年根底下的，突然要这么一大笔钱，谈何容易啊。刚才经理们说的并不是假话，大家的日子确实也都不太好过。除了极少的几家手里有现钱之外，其他的或借或典当，总之东拼西凑总算在限期内把这三万多给凑上了。钱凑齐了，人自然也都给放了回来。

这个事儿搁咱们现在看，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警察局本来是除恶惩奸的地界，竟然玩起了绑票勒索这一套，实在让人气愤填膺。但如果熟悉那个时期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这种事儿在当时根本不算嘛。民国那会儿各种苛捐杂税异常的多，弄得工商业也都怨声载道。

就拿戏园电影业来说，单单要上交的娱乐税就占营收的四成，再加上印花税和营业税等等能占到营业收入的六七成，这还没算上营业成本，七七八八扣除之后，剩下的利润少得可怜。这还不算完，你要是不按时上缴，滞纳金就是个无底洞。按照当时的规定，每逾期一天就追加10%的滞纳金，以此类推，直到追加到全部应纳税所得额为止。如果有违规行为，光补足了税款还不行，还得接受相应的罚款。罚款的金额从一倍以上到五倍以下不等，如果逾期超过了15天，立马就吊销你的营业执照。

而且当时的电影票或者戏园的入场券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入场券都是商户自己印发，但是当时都是由财政局统一印发。所以戏园和电影院除了要上缴税款之外，还要支付昂贵的工本费。商户所使用的入场券，都是从财政局预先购置的。如果票卖得不好，可怜的销售收入都抵不上预先支付的工本费。

要是再赶上点儿自然灾害，那真就够大小商户喝上一壶的。因为除了上面咱们说到这些费用之外，每张票上还得扣除一到两毛钱作为赈灾救济款，而且一般一交就得三个月。根据史料记载，1946年的冬季，更是开出了天价，按票价的20%征收冬季赈灾救济慈善款。好么，此规定一出，整个戏园电影业哭嚎声一片。这就等同于让大家伙都抹脖子上吊啊。

于是当时的业界会长李吟梅向社会局发出了一封信函，把业界的成本和税费算了一个明细账，即便不征收这额外20%，业内的实际利润也已经微乎其微，要是强行征收，整个行业也只能关门大吉了。最终，经过一番商议，以春节期间三日的全部营业收入作为救济款，这才了结此事。

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到了1948年的时候，军政各界都加入了收缴救济款的行列中来，各种名目层出不穷，令整个行业苦不堪言。没办法，为了生存，票价也只能水涨船高，但这也只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因为票价越来越贵，必然看电影的人也越来越少，情况也越来越糟。更可恨的是，七七八八名目繁多的税费你一样儿都不敢不交，不交就上门抓人砸店，跟土匪没什么俩样。后来更是把娱乐税调增至五成，这一做法成为了当时压垮津门整个戏园电影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曾经一度繁荣的津门娱乐业最终以惨淡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