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一曲《延安颂》在红都延安大街小巷传唱着，这首抒发革命豪情的歌曲，鼓舞着前方战士的杀敌斗志。让大家想不到的是，《延安颂》的词作者竟然是一名年仅20岁的姑娘，她叫莫耶。

豪门才女露锋芒

1918年2月，福建安溪县长陈铮喜得千金，取名陈淑媛，也就是莫耶。说起陈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是豪门，莫耶祖父陈纲尚为旅缅华侨，著名的建筑商，祖母是缅甸人，故而莫耶身上有着四分之一的缅甸混血。

1907年祖父陈纲尚带全家回国定居福建安溪。父亲陈铮回国后早年当过教员，后成为安溪民军首领之一，曾任东路讨贼军暂编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安溪县长、驻闽海军陆战队团长，少将，莫耶也算得上是豪门富家女。

在莫耶出生后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她生活的时代正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壮大、高潮和转型期，她沐浴着“五四”的新风成长。莫耶自小有主见，敢于挑战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丰裕的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宠爱，使得莫耶自小少受约束，她慧敏好学，出口成章，是公认的才女。

1932年，14岁的莫耶随父亲移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在国文老师、地下党员陈海天的帮助下，大量阅读国内外进步著作，使她在尚且年幼的心里种下了向往革命与光明的种子，思想日趋激进，很快莫耶已不满足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开始将自己所思所想诉诸于笔端。

1933年底，莫耶随老师陈海天组织创办左倾刊物《火星》旬刊，其第一篇关注社会底层的小说《黄包车夫》，就发表在《火星》创刊号上。然而好景不长，莫耶藏在家中的部分《火星》刊物不久被父亲无意发现。正任福建讨逆军第七路副司令的陈铮生怕引火烧身，大为震怒，不仅烧掉刊物严厉斥责莫耶，还关了她的禁闭。

父亲的专制和《火星》遭受的厄运激起了她反抗黑暗现实的激愤之情。1934年秋，莫耶去信求助《女子月刊》得到应允后，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前往上海。

奔赴上海遇初恋

莫耶到上海后，化名“白云”，在《女子月刊》当校对、编辑，还一度任主编。繁忙工作之余，她仍坚持创作，出版了第一部独幕剧集《晚饭之前》，在圈内小有名气。

1934年，年仅16岁的莫耶与自己的初恋偶然邂逅，他是一名年轻的记者，叫陈仓，陈仓年轻帅气，莫耶美丽多才，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人爱河。

但她不知道的是，陈仓并不是他的本名，他本名叫沈醉，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军统3号人物。

沈醉，祖籍江苏扬州，1914年生于湖南湘潭。幼年在家乡上私塾，15岁考上长沙辅仁中学。初中尚未毕业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因沈醉带头组织上街游行而被学校开除。

为了谋求出路，18岁的沈醉于1932年秋，独往上海，投奔任复兴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上海特区区长的姐夫余乐醒，担任交通联络员。

沈醉被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所赏识，1933年被提拔任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为了掩护自己特务的秘密身份，沈醉化名“陈仓”，并假借“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

后来被提拔为军统上海站少校行动组长，28岁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35岁当中将游击司令，参加过多起暗杀行动。

1949年，他被毛人凤强行留在云南搞破坏，很快被抓捕，关入战犯管理所，直到1960年被特赦出狱。

莫耶与沈醉由于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一有空，两人便相约一起看话剧、畅谈文学和诗词，两个年轻人因此迅速坠入爱河。

对于同时被丘比特箭射中的两人来说并不对等。因《女子月刊》为进步刊物，早就是沈醉的盯防目标，因此沈醉对莫耶是知根知底，而莫耶根本不知道沈醉是特务的真实身份。

莫耶与沈醉两情相悦的恋情却同时遭到沈醉上司和家庭的重重阻挠。

第一个阻挠的竟是军统局长戴笠，戴笠十分赏识沈醉的才干，一直着意培养并委以重任，因而对于这位年轻人的一举一动也分外注意。虽然莫耶出身地方望族，其父也是国民党少将，但莫耶本人思想左倾激进，同事、朋友也多是文艺界进步人士，因而极不可靠。

第二个反对者来自沈醉母亲，沈醉父亲早逝，他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其母曾加入过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并写得一手好诗词。在见过几次新女性莫耶后，对在外抛头露面、一心追求自由和革命的莫耶大为不满。

她严厉的警告沈醉：“你不能找这样的女子做老婆！你看她那身打扮，洋里洋气的，大热天还戴双白手套，笑起来也没遮没拦的，哪像个姑娘家？你要娶了她，我就永不进你家的门！

对于受“五四”开化的一代，来自封建伦理、家庭长辈的阻挠只会成为青年追求个人幸福的注脚，外界的阻力反而更易拉近两人的距离。

莫耶和沈醉感情经过一段时间沉沦后，因沈醉受伤再度出现转机。一次沈醉在抓捕进步人士的行动中，从，楼顶意外摔了下来，身受重伤，左眼差点完全失明。不明真相的莫耶得知情况，回到沈醉身边，无微不至的照料其生活起居。

于是沈醉对母亲和戴笠的反对置之罔闻，干脆和莫耶同居起来。一年后，莫耶为他生下一子，沈醉欣喜异常，但毕竟顾忌母亲和戴笠的意见，于是借此机会想劝其在家相夫教子，不再出去工作。

但莫耶很干脆地拒绝了，她直率地说道：“那不行，想把我关在家里，做个贤妻良母靠男人生活？我办不到。如果那样的话，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能不工作。”

无奈沈醉只好将孩子托给一个姓苏的部属代为抚养，莫耶回杂志社继续上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刚刚回到上海的莫耶立即加入“上海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担任编剧和文字宣传。

此刻，沈醉也接到戴笠的命令，将率领一潜伏组秘密进入日本人集居的虹口区，收集日军情报。临行前，沈醉想对莫耶的生活做些安排，便打电话约莫耶去黄浦江边，一个他们谈情说爱时常去的地方。

两人刚刚见面，莫耶的一番话令沈醉大吃一惊，“我们一起去延安吧！”

随着淞沪会战爆发和国民政府对进步人士爱国活动的刁难，陕甘宁边区以其光明和民主成为众多热血青年向往之地，莫耶所在“第五队”想转至西北大后方进行抗日宣传，寻机前往延安。

莫耶自然想让沈醉随她同离开，却不知此举让沈醉陷入窘境。因为沈醉真正职业是捕杀危及蒋氏政权的共产党人及反蒋人士，眼下让他前往延安，岂非自寻死路？沈醉立即表示坚决不同意，并竭力劝阻莫耶也不要去。

莫耶希望一家三口同往延安的想法，沈醉也不可能接受，无奈之下，二人分道扬镳了。

来到延安后，“白云”改名“莫耶”，不久以一首《延安颂》名扬天下，成为著名的红色女作家。她还曾把与沈醉的恋爱故事写入小说，由于她一直不知道陈仓的真名叫沈醉，因此，直到1986年去世，莫耶也不知道她曾经的恋人、孩子的父亲竟是军统三号人物。

再说沈醉，与白云（莫耶）分手后由于他精明能干，二十八岁时，就当上了戴笠直管下的总务处长，最后成为有少将衔的高级特务。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四大金刚，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并逐步成长为地位仅次于毛人凤的军统3号人物。

1938年底，他被派往湖南临澧特训班当教官，在临澧特训班上，他认识粟燕萍。粟燕萍也是湖南长沙县望族之女，叔祖父粟康时，曾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她从小就被母亲送进长沙城唯一的寄宿学校，读书，受教育。

1938年10月，粟燕萍从临澧训练毕业，分配到军统长沙站情报组当情报员，成为职业女特务，并与沈醉结婚。婚后栗燕萍不再工作，靠沈醉养活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并为沈醉生养了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身亡，毛人凤接任军统局长，他将沈醉安排到云南，出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少将专员。

1949年12月，沈醉被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在此期间为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有当时在重庆执行完大破坏任务后逃至昆明等候飞去台湾的军统大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郭旭等。

后来沈醉被卢汉当成被俘战犯，囚禁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云南解放后被转移至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战犯管理所，后同转去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1960年，沈醉在北京获得特赦，即向香港去信和托人传话，希望粟燕萍再回到他的身边了，但换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协议。

沈醉于1965年8月，与40岁的天主教堂修女杜雪洁登记完婚，这是沈醉的第三次婚恋了。

虽然，沈醉经历过三次婚姻，令沈醉最为念念不忘的还是莫耶。当年，他被派往湖南临澧特训班当教官时，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寻人启事，寻找莫耶下落。莫耶很快和沈醉取得联系并开始通信，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延安需严加排查敌特，戴笠也反复告诫特训班师生不得与延安亲友通信。

沈醉在信中多次提及希望莫耶离开延安重续旧情均遭拒绝，俩人不久便中断书信往来，从此人各天涯，沈醉才娶了粟燕萍。

1948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调回延安，不久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总编辑。

同年，她与《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并育有一子一女。1955年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

方唯若、莫耶与子女

晚年时的方唯若与莫耶

1986年，莫耶在兰州军区总医院病逝，但她至死都不知道她的初恋、并与其育有一子的沈醉是军统3号人物的真实身份。

当沈醉得知莫耶去世时，便在日记中道出了自己的心声：“40多年前的知心，而未能再见一面。一想到上海分手时的情景，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是沈醉发自内心，对莫耶迟了半个世纪的真诚道歉。

1980年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的起义通电签字，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缴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他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在莫耶去世10年后，1996年沈醉在北京去世。

对这段感情，沈醉放在心底默默怀念多年，咬牙咽下思念之苦，为了保护曾经的爱人，直到莫耶去世后、他即将离世时，沈醉才将这段往事公诸于众。

也多亏他做到了多年守口如瓶，才保护恋人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与委屈，这份最初的挚爱，埋在沈醉心底，变成了沉默的守护和遥远的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