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转型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化最为显著的时代，也是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娼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必然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反映。民国时期娼妓畸形繁荣，天津娼妓作为民国娼妓的缩影，呈现出绝对兴盛、相对衰败的特点，其兴盛必然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分析民国时期天津娼妓兴盛的原因，需要以民国时期娼妓畸形繁荣的一般性原因为基础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娼妓自身入手。

经济方面的原因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随后列强通过一次次战争签约的方式，获得了在中国的多项特权，开放通商口岸就是其中一个。据统计，近代中国开放各类通商口岸总数达 110 个之多。此外，列强还在通商口岸上建立租界，共计 27 块，其中有 25 块专管租界，2 块公共租界。这一切首先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中心城市的形成。城市作为娼妓产生的渊源，具有乡村不可企及的优势。同时，通商口岸的设立极大地刺激了工业商业的发展，而工商业和娼妓业相依而行：娼妓业是工商业的寄生虫，因商而兴，工商业繁荣的地方，娼妓业必然兴盛；娼妓业的兴盛发展又能带动其他相关行业，比如服饰业、餐饮业、金融业的发展。

1860 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天津开放为商埠，天津城市的发展进入到近代城市的轨道，表现为：第一，城区范围不断扩大。天津城区范围的扩大与西方列强开设租界有着直接的关系，英、美、法、德、日、俄、意、比、奥九国先后在天津建立租界属地，并进行无节制扩张。1902 年，袁世凯接管天津后，将距直隶总督衙门最近的海河以北地区（东沿铁路，西至北运河，南起金钟河，北至新开路）开发为新城区，加强了新城区与老城区、租界的联系，初步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发展的规模和格局。“据《天津县志》记载，此时市区的面积为 16.525 平方公里（约合 24813 亩），其中中国城区约 6.61 平方公里，租界区约 9.91 平方公里。”1民国时期，天津城区的范围继续扩展，这种扩展主要是通过重新确立城区范围和区界而实现的。“至 1948 年，天津共有十一个区和一个水上区；市区东西宽 12.44 公里，南北长 15.14 公里，总面积为 151.342 平方公里。”2天津城市范围的扩大为外来人口的迁移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容量和空间。第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国时期，天津兴建了许多新式建筑，如新式企业、工厂、学堂、旅馆、住宅等，天津租界更是大兴土木，如劝业场、中原公司、惠中饭店、交通旅馆，这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载体。民国时期，天津的交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修建了多条对外铁路和市内马路，对海河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整治，火车、轮船、电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和使用为天津城市近代化带来了氛围，便利了人们的出行。天津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天津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天津是一个典型的由商而兴的城市，被迫开埠后，经济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商业、贸易、经济中心。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贸易口岸，进出口贸易发达，民国时期外商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外商云集于此。“1890 年是 47 家，1906年为 232 家，1926 年达 900 余家，‘七七事变’前夕猛增到 2686 家。在 2686 家洋行中，从事贸易活动的达 949 家……在津从事各种活动的外国人，1890 年是 620 人，1910年增到 6304 人，1921 年升到 11144 人，1937 年再升为 26437 人。”1外商发展的同时，中国商人也在发展。“据 1931 年对天津中国管界八个区的统计，商贸行号达 128 个。1938 年 11 月呈准备案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华商贸易行有 118 家。”2民国时期，天津商业不断向资本主义化演进，表现为传统商业改组、新的商业行业和商业环节产生，天津洋布庄、百货业、五金业、土货出口业、餐饮业等商业行业得到快速发展。民国时期，天津工业迅速崛起，面粉业、棉纺织业、毛纺织业、制革业、火柴业、制皂业、盐碱业、机器业、造纸业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迅猛，不仅如此，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天津进行工业投资，“据资料统计，至 30 年代中期，在天津有工业投资的共计 11 个国家，已建成的企业 217 家”。天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为外来人口入津提供了些许物质保障，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娼妓业的发展。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另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加速了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解体。城市作为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来此生存生活，同时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充足的劳动力。大量破产农民和灾民涌入城市谋生，造成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其中包括大批青壮年男子，他们微薄的收入难以承担起城市高昂的消费，一个人生存已是捉襟见肘，娶妻或带妻儿一起在城市生活更成为万万不可能的事情。再加上“乡下民俗也多是男子外出打工或当店伙计学徒，到城市读书的学生十之八九也是男生，即便外出经商、作官的也多不带眷属”，所以城市的男子居多，男女比例失衡。这些青壮年男子正处于人生的盛年时期，城市中男女比例失衡使许多男子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来满足生理需求，只能选择花费较低的嫖娼来释放性欲，所以这些青壮年男子成为推动娼妓业发展的潜在动力。在这些移民中，也有一部分是女性，她们自愿或被迫从事娼妓这一职业，成为妓业发展的不竭源泉。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化水平高，就业机会充足，交通便利。民国时期，天津人口迅速增长，其主要途径是外来人口的移入。“造成这一时期大量人口移民天津的原因很多，而从根本上讲，在于移民者为了通过移居天津寻找新的职业，摆脱原来的贫困生活或进一步改善其处境。”1外来人口的移入，特别是大量外来男子的移入，使天津男女比例严重失衡。1903-1906 年，天津中国城区男女性别比例的平均值为 149.33（即男女性别比例为 149.33：100），高于此时全国的平均值 121.71和直隶省的平均值 119.80。21929-1948 年，天津城区男女性别比例的平均值为 l49.65，远远高于 1928 年全国的平均值 122.90，高于 1928 年河北省的平均值 120.30，而 1932年天津男女性别比例更是达到 179.61，即 1.8 个男性对应 1 个女性。31936 年天津男女性别比例为 141.47，1941-1945 年平均值为 141.50，1946 年为 141.73，1947 年为 137.01，1948 年为 133.43，均高于全国的平均值。4男女比例失衡使得天津男子的生理需要无法得到正常满足，娼妓因市场需求而蓬勃发展。

文化方面的原因

西方资本主义在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西方思想文化的糟粕也一道裹挟而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在“西学东渐”的浓厚环境下受到极大冲击。西方享乐主义的传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礼义廉耻传统道德观念对人们的行为失去了约束力，人们开始奉行及时行乐的生活观念，沉迷于纵欲享受中无法自拔，这刺激了娼妓市场的繁荣。同时，整个社会的包容度提高，对待娼妓这一职业的态度也变得宽容起来。

民国时期，天津是中国北方对外交流的门户、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商旅如云，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因此，天津受资本主义文化影响相对较深。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崇尚享乐，带动了天津社会从上到下享乐之风的蔓延，由此也促进了天津娼妓的兴盛。

中国封建文化统治中国千年，不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在中国已经实行了数千年，已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体系，而且早已内化成一种公认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心理结构。”1到了民国，虽然社会风气开化，倡导男女平等，但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难以彻底动摇，这种观念对民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表现在：“生男不生女”的生育观使“溺女风”、“卖女风”盛行，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衡，为娼妓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源泉；女性没有文化和技能，甘当男人的附庸，一旦被男人抛弃，便无法生存，只能走上为娼之路。

天津虽然受资本主义文化影响较深，开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是由于开发较早，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文化对天津的统治也异常坚固。民国时期，天津妇女的解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重重束缚。在这艰难的解放过程中，一部分女性抵抗不了生活的摧残就向命运低头妥协了，其中不乏有沦落为娼妓的女性。

娼妓自身的原因

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社会环境的恶劣，下层人民生活艰难，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困苦使百姓不得不通过不良途径来勉强维持生存，部分家庭选择抵押甚至出卖女儿的方式获得钱财，一些女性也因经受不住生活的压迫而自愿为妓。1930 年天津市社会局完成的《天津市妓户妓女调查报告》显示，2847 名妓女中，有 1836 人直接因为经济贫困而堕落，有 487 人间接因为经济贫困（堕落原因为“家长死”、“父病残”、“父业败”、“父外出”、“母病残”、“母再嫁”、“夫死”、“夫业败”、“被夫遗弃”、“家属病死”、“子不养”、“亲属无人”、“人地生疏”、“夫病残”）而堕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 395 名妓女婚后因为家庭所累（堕落原因为“夫死”、“夫业败”、“夫不良”、“被夫遗弃”、“夫妇不合”“子不养”、“夫病残”）被迫为妓。生活困苦成为女性沦为娼妓的主要原因。

封建社会千年间，只有男子才拥有读书受教育的权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观念将女性与学堂隔离，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理所当然地把她们置于愚昧无知和被压迫控制的境地。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下层女性大多没有文化，更谈不上接受专门的教育。一方面教育缺失使她们在从事娼妓这一职业时认识不到为娼的危害，体会不到为娼的羞耻；另一方面，教育缺失使她们无知盲从，不懂得社会的黑暗，极易上当被拐被骗成为娼妓。据 1930 年天津市社会局调查结果，“受教育的妓女，除去二等和上三等以外，简直都没有受过些微的教育。在这两等里受过教育的妓女仅有 13 个人，其中二等妓女 9 人，上三等 4 人。在这 13 个人当中，受教育一年的 6 人，二年的 3 人，三年的 1 人，六年的 2 人，七年的 1 人。在这 2910人之中，仅仅有 13 个人受过初级的教育”。可想而知，教育缺乏是下层女性沦为娼妓的原因之一。

民国时期，下层女性往往没有谋生技能，城市对于女性的就业机会有限，对女性的接纳程度较低。因此，女性在就业方面处于劣势。但城市的消费水平又高，她们又必须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很多女性不得不选择娼妓这一职业。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1。民国时期，天津工商业的发展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上层女性可以从事医生、护士、教师、记者等职业，下层女性可以进入工厂做工，或从事女招待等职业，但是也有很多女性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成为各行各业排斥的对象，即使勉强找到工作，也时常面临失业的风险。以 1936 年城市产业技术人员及工人为例，天津 172802 人中，男性有 137797 人，占总人数的 79.7%，女性有 35005 人，仅仅占总人数的 20.3%。2这足以管窥天津女性就业之艰难。就业受限，于是一些女性就选择出卖肉体来维持温饱。

人赤裸裸的欲望在民国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暴露无遗，特别是对于物质和金钱的欲望永无止境。娼妓这一职业不用付出太多辛苦和精力，取得收入相对容易，物质条件相对优越，还能满足生理需求。有一小部分女性为了追求物质和金钱，自甘为妓；还有一小部分女性性格奔放，沉迷于男欢女爱中，自甘为妓。据 1930 年天津市社会局统计可知，2847 名妓女中，有 77 人自甘为妓（堕落原因为“希望经济富裕”、“虚荣心”、“放浪不羁”、“醉心繁华”、“自甘”），数目虽然不大，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娼妓的堕落心理和社会的病态。

总之，民国时期天津娼妓的兴盛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与娼妓自身的个人状况、个人认知等因素息息相关。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具有一般性，又包含着天津的特殊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民国时期天津娼妓兴盛的根本原因是来自经济方面的。换句话说，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共同作用下导致的贫困是娼妓等一切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