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徐志摩走进“太太的客厅

1929年6月，徐志摩从上海来北平。他看望了沈从文，又冒雨去西山探望生病的林徽因。就在这个夏天，以徐志摩为桥，沈从文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相识了。他们的交往并不算深。因为仅仅三个月后，沈从文便又在徐志摩的推荐下，去了青岛大学任教。

在沈从文去青岛之前，在胡适家楼上，徐志摩曾经与沈从文进行过一次长谈。谈话内容是“家庭生活的苦恼”。此时的徐志摩，陷入了与名媛结婚的苦恼中，这苦恼似汪洋大海，让他迷惘得要命。徐志摩让沈从文以后把他的故事写成小说。徐志摩——苦恼——陆小曼，徐志摩——怀念——林徽因，这样的情感线索，奠定了沈从文对林徽因的感觉。陆小曼代表着上海，充满活力、浮华、冲撞；林徽因则代表着北平，和谐、静美、高雅端庄。

1931年，沈从文原本托徐志摩帮忙在北平谋一份工作，但没想到当年11月，徐志摩便因为飞机失事驾鹤西去。而沈从文对在北平生活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在给王际真的信中他写道：“六月的北京真是热闹。诗哲在此，陈通伯夫妇在此，梁思成夫妇在此，大雨也要来了，陈雪屏不久又要在此接老婆了，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全是那么凑堆儿在一起……我不久或到青岛去，但又成天只想转上海，因为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名流汇聚北平，我们不难想象沈从文内心深处的自卑，他还没能彻底融入北平“欧美帮”的圈子。

从1931年到1933年，沈从文在各地奔波，武汉、青岛、上海、北平、济南，他的创作在这个阶段呈现出井喷状。他生活着，也恋爱着。沈从文累积着名气，也累积着资历和创作素材。终于，1933年七八月间，沈从文离开了青岛，前往北平，参加杨振声主持的中小学教科书编纂工作。编委会中，沈从文、杨振声、朱自清、林徽因、周作人、邓以蛰都位列其中。感情生活上，他和张兆和终于修成正果，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举行了婚礼。结了婚的他，有两种需要，创作需要和社交需要。他开始每天在老槐树下写《边城》，也开始走进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

沈从文夫妇（后排）一九四八年夏与友人在颐和园。前排左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张奚若夫人、杨振声

他们的交往，是以共同的文艺趣味为基础的，渐渐地，友谊越来越深，往来频繁。沈从文结婚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送了锦缎百子图罩单；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时，林徽因提笔写了创刊词，很是意气昂扬；林徽因在《文艺副刊》上发文章、表观点；他们一起出现在读诗会上，出现在来今雨轩；星期六下午沈从文也会去林徽因家的沙龙——“太太的客厅”做客。

向林徽因倾诉烦恼

林徽因和沈从文，一个是热情的女子，一个是温柔的男子，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天差地别，可他们却那么相像。他们都很唯美，追求爱，追求“诗意的信仰”。在这一点上，沈从文和林徽因竟然和他们的“介绍人”徐志摩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可以说是徐志摩的门徒。胡适说，徐志摩的一生，是追求“爱、自由、美”的“单纯信仰”的历史。林徽因、沈从文又何尝不是？在徐志摩去世的日子里，林徽因和沈从文成为至交好友，是那么水到渠成。他们终究是一类人。

1926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美国留学，从梁启超的来信中，得知徐志摩再婚的消息。这个消息令林徽因震惊。恰逢胡适来美，林徽因忙找胡适询问具体情况。后来，她给胡适写信，信中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1938年梁思成与沈从文在昆明

虽句句肺腑，但听起来也是给自己找理由，因为要对得起人，她只能选择梁思成，放弃徐志摩。而实际上，那个时候她也不得不放弃，因为徐志摩已经迎娶陆小曼为妻，她只能“永久纪念着”。大约1931年，林徽因的感情再次满溢。梁思成从外面考察回来，林徽因对他说，自己苦恼极了，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这两个人，就是梁思成和金岳霖，情况与当年仿似。只不过，当年的主角是徐志摩和梁思成，现在换成了梁思成和金岳霖。梁思成让林徽因自己选。林徽因的理性再次发挥作用，克制了冲动，留在了婚姻的围城。这种围城内想冲出去又不敢的纠结心态，林徽因深有体会，她到底是一个诗人，情感的泛起在所难免，可她又是一个学者，最终理性还是压制住了一时的感性。

1936年的春节刚过，林徽因想不到沈从文竟忽然冒着寒风来找她。目的是——倾诉。追求到张兆和，着实不易，沈从文当年写足了一年的信，又托胡适助力，才抱得美人归。可现在呢，浪漫的恋爱过去了，平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乏味的婚姻生活。沈从文不小心爱上了一个人，叫高青子，是个文艺女青年。他们相遇的时候，她是沈从文老乡熊希龄的家庭教师，她还是沈从文的粉丝。见面的时候，她穿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有意模仿沈从文小说《第四》中的女主人公的穿着。一种微妙的感觉就此产生了。他想要做点什么，可是，他已经是个已婚的男人。那一夜，林徽因和他探讨文学、人性，仔细劝导，她是那种苦海中过来的，一方面，林徽因羡慕沈从文的勇气，另一方面，她又劝解沈从文，及时斩断情丝，回头是岸。同样是诗情满溢的人，林徽因太了解沈从文的困惑了。她只是没想到，像沈从文这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与自己如此不同，竟然和她有如此熟悉的感情，同时也和她一样，为这种感情所困扰。

林徽因对这样的沈从文，是又惊又喜：“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林徽因常说，文学最重要的是“诚实”。对待感情，她和沈从文也都很诚实。林徽因自己有感情上的困惑，主动跟梁思成沟通。沈从文也是，有了困惑，也跑去跟张兆和说了一通。张兆和没有梁思成的稳重冷静，她先是震惊，再是不解，然后是出走——直接回苏州娘家去了。沈从文终究也没有斩断情丝，而是顺其自然。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和高青子先后到达昆明。1939年6月，西南联大聘沈从文为副教授。在沈从文的推荐下，高青子也在联大的图书馆找到了工作。其间两人的故事，伴着流言，缥缈难测，只留下一篇《看虹录》的小说，写得春宵暖媚。这段感情最后没有结果。沈从文还是回到了围城，他发出感慨：“那个失去了十年的理性，才又回到我身边！”

沈从文与林徽因是一生的好友。哪怕烽火连天，他们也还保持通信，相互支持和鼓励，寻求精神上的慰藉。1949年，沈从文因为严重的精神打击几近崩溃，林徽因便把他接到家里，悉心照料。

林徽因无法给沈从文更多的言语安慰，因为此时，她被任命设计国徽，春风得意，而沈从文却落魄失意，两相对比，痛更加痛。林徽因只能默默地给沈从文一些帮助，慰藉他受伤的灵魂。在政治上，他们也都有点自由主义。1955年，林徽因去世，是英年早逝，也是恰逢其时，不然，直性子、爱自由的林徽因，又将如何面对未来更大的动荡？

徐志摩死了，胡适走了，现在林徽因也离他而去，沈从文的那些知心话，又能向谁诉说？他的天真，只能用来被误解，被嘲弄。

林徽因写给沈从文的信——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

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更不怨命运或者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种人性混合做成的纠纷，人性又就是那么一回事，脱不掉生理、心理、环境习惯先天特质的凑合！把道德放大了讲，别裁判或裁削自己。任性到损害旁人时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办不到任性的事。（如果你办得到，那你那时残忍，便是你自己性格里的一点特性也用不着过分的去纠正。）想做的事太多，并且互相冲突时，拣最想做——想做到顾不得旁的牺牲——的事做，未做时心中发生纠纷是免不了的，做后最用不着后悔，因为你既会去做，做那桩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别尽着罪过自己。

我方才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在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的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便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是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