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虽然清末洋务运动已开始输入西方科学技术，但全方位的输入西方文化，并尝试结合本民族文化，进行文化的革新，则是民国成立之后的事情。这其中，大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大学能发挥出巨大作用，与这时期相继出现的许多优秀的大学校长密切相关。

以下简要评述民国时期的八位校长。排名不分先后，按照出任校长的时间先后排列。

张伯苓：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张伯苓，也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教育家。

晚清时期，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亲身经历英国强租威海卫的屈辱过程，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是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界最著名的人物，即使时到今日，提到大学校长典范人物，大家首先想到的多半都是蔡元培。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他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

蔡元培最有影响的是他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蒋梦麟：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

蔡元培曾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元培不在校期间，经常是由蒋梦麟代理校务，以致当时就有人说：“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直到1945年8月去职，是北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学者吴湘相评价说：“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马君武：守身严似犬防贼，治学勤如蜂筑巢。

马君武，早年参加革命，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入民国后历任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孙中山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

1924年后，马君武逐渐淡出政坛，投身教育界，先后担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国立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公学、国立广西大学等学校校长。时人将其与蔡元培并称，谓“北蔡南马”。

罗家伦：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得名很早，1928年8月，年仅31岁便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掌校虽仅半年，其大刀阔斧的改革颇见成效，奠定了此后清华发展的基础。

不过，任职清华期间，罗家伦年少气盛，好展才华，与相当部分师生的关系没处理好，不到半年便只得卷铺盖走人。

1932年8月起，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任职十年，使中大得到惊人的发展”。

梅贻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从1931年到1948年，前后17年。梅贻琦也是对清华影响最大的校长，被誉为“终身校长”。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凝练地体现于其就职演说中：“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的校长生涯虽然漫长，但似乎缺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因为他没有缺点，也没有争议，大家都很佩服他就是了，所谓“翕然称之”、“胥无异词”。

竺可桢：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竺可桢，许多人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和地理学家，却不知道他还是浙江大学历史上最优秀的校长。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前后历时13年。

竺可桢在科学研究上以勤勉扎实著称，其治校亦带有此精神，不务空名，不尚浮华。

有一次学校举行联欢会，有人请他“训话”，他开口却是：“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引得大家会心一笑。

竺可桢掌浙大13年，浙大的规模发展了数倍，教授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

胡适：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

胡适一生既开风气也为师，要把金针度与人。

胡适留美回国后，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大教授，期间，以不足30岁的年龄，引领新文化运动，很快成为士林领袖。胡适长期任职北大，对教育界有很深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胡适一度担任北大校长，不过，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他的职位。他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唐德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