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有刚

高宗武(1905-1994)，浙江乐清(北白象镇双庙村)人。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他在这段时间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汪精卫卖国行径秘密奔走，并随汪精卫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后来又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后来高宗武去了美国，化名高其昌，挂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职，在美国长期定居，以炒股为生，一直到1994年去世。

高宗武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本是国民政府的高官，青年时期，曾留学日本，深谙日本政情、国情，对日本问题的分析有着独到见解。后来逐渐受到蒋介石的青睐，进入外交界工作，成为当时国民政府里面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别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但后来他追随汪精卫，并随汪赴上海参与“汪日密约”。因与日本人政见不合，加之受到周佛海等人的排挤，1940 年1 月, 他与陶希圣将《日汪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 揭露了日本的侵华真面目以及汪精卫卖国投敌的无耻行径，一时震惊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
　　不久，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赴美考察”，从1940 年至1944 年，每年均收到中国驻美使馆转来的蒋介石特批给他的生活补助费，少则4000 美金，多则4800 美金。而当时美国大学生一年的学费约为800 美元，毕业后的月薪为100 多美元。然而，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忙于内战，对他无暇顾及。为了生计，从1947 年开始，高宗武只好做起了股票投资的买卖。没料想，高宗武投资股票顺风顺水，刚一入市就获得了丰厚利润。
　　这不单单是他的运气比别人好，更是高宗武辛勤“钻研”股市的结果。从1942 年起，高宗武就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美国的工商业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影响股票市场的各种因素。他说：“金融市场包括政治、军事、外交以及大众心理，不是普通一班商人所能把握的。而一切的收获皆是由耕耘而来，一心一意投机取巧者，往往占不到任何便宜。”

在和友人的书信来往中，他坦言，做股票生意其实是相当辛苦的职业，自己入行以来，不仅每天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身体也感觉十分疲劳。1955 年12 月26 日，他在给台湾的侄子侄媳的信中写道:“这七八年来, 我在美国靠投资生意谋生, 这是相当难、相当辛苦的职业，就精神论，一天之中没有一刻可以休息的，但我既做了苦工, 也只有精神上辛苦一点。”
　　后来， 高宗武炒股赚钱的消息逐渐传开，他的许多朋友都请他代理自己投资美国股票。面对朋友们的托请，高宗武从不拒绝，十分乐意为朋友效劳，因此深受大家的信赖。据其友人胡叙五披露，请高宗武帮忙代理股票生意的有：胡适、江冬秀、陈立夫、蒋彦士、魏道明、程沧波等。高宗武经常和他们书信来往，谈论股市行情。高宗武还经常劝告这些朋友，不要因为一时的损失而灰心丧气，要充满信心，追求长远利益，而不能急功近利。
　　值得一提的是，高宗武帮助胡适炒股，胡适的3000 美元后来很快增值到5000 美元，令胡适大感惊讶与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