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藏晖室行走 

胡适与“五四”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胡适本人就有不少纪念“五四”的文章和演讲，研究这一话题的学术作品恐怕更是不计其数了。又逢“五四”，我想介绍胡适有关“五四”的一些不常见的论述，我认为都极有趣味，抄书几段，权作纪念。当然，所谓“不常见”只是相对而言，不值方家一哂。

第一处文字是1922年7月24日的胡适日记：

廿一，七，廿四（M.） 

早八时，监考国文。预科国文题两种：一为作文题，“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有一个奉天高师附中的学生问我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是那一年的事！我大诧异，以为这大概是一个特别的例外。不料我走出第一试场 （共分十五个试场，凡1500人），遇见别位监考的人，他们说竟有十几个人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的！有一个学生说运动是不用医药的卫生方法！这段记载其实很“常见”，不少人引来证明“五四”的影响力在几个大城市以外并不算大。最近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引此段佐证他少年时代在潜山乡间对“五四运动”的观感：

我最早接触到胡适则是通过他的诗和书法。我在家乡的阁楼上翻到了胡适赠给我父亲的一个条幅，他写了自作的五言诗：“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绉。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他的字很秀气，长手长脚，但不是书法家的字，而是典型的文人字。因为是为我父亲写的，我无意间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后来我又找到他的《尝试集》，对白话诗虽感新奇，却并不欣赏。我比较喜欢的还是他的旧体诗，或浅近如说话的旧体诗，如“风过镜平湖”之类。我在乡间所知的陈、胡仅止于此，完全不知道陈、胡之间关系，更不知有所谓“五四”。王星拱赠胡适诗，其中两句说：“珍重文坛开国史，当年四海说陈胡。”我在一九四六年以前根本未闻有陈、胡共创 “文学革命”之事。“五四”影响的传播也需要时间。例如《胡适日记》记述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北京大学预科招考，一个奉天（沈阳）来的中学生在考场上问胡适：“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胡很诧异，为此特别去其他几个考场查问，监考人员说：至少有十几个考生不知道“五四”是什么。这时上距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不过三年，不少学生或者已忘记、或者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所以我们不应在想像中过分夸大“五四”的作用，以为“五四”发生以后整个中国的精神面貌便立即焕然一新。

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日记记录了胡适的意外，这点“意外”是我们理解胡适不同时期对“五四”不同评价和分析的关键。换言之，即便是胡适这样的当事人，对于“五四”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把握也是变动的，受到历史与个人境遇的约束。

第二处文字是1933年12月22日的胡适日记：

廿二，十二，廿二(F.)

……

夜与Lyons先生谈。他说，在济南时，听舒舍予(老舍)谈中国现代思想可分四期：

(1) 浪漫主义时代(五四以后)。

(2) 爱国思想时代(北伐时期)。

(3) 幻灭时代(Disillusionment)(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亦是普罗文学时代。

(4) 潜伏思想(Veiled thoughts)时代(今日)。

我说，此是茅盾的说法，其实仅指文学方面而言 。此皆十几年中时事， 不配划分什么时代。何况所谓“普罗”作者，多不会说 “普罗”的话，其势力甚有限。如必须划分，我想可分两期： 

（一） 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 

（二） 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

      胡适在日记中并不常做这样的长时段概括性判断，所以他以“个人解放”与“反个人主义”划分时代并以1923年为界限就很值得注意。

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需要一个跨越，其中关键则是组织性。中国自古以来的组织资源都不算丰厚，那么这一跨越要从何处引入组织性？关于这一点，胡适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著名的智库机构Chatham House所做的演讲“Renaisance in China”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这篇演讲词收入该机构的刊物Journal of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6. Vol.5. pp.265-283. 亦见《胡适全集》第36卷，第156-190页），让我来择要译出相关的段落：

中国学生运动在1919年是以自发运动开始的。事出突然而声势浩大，以至于政府很快被迫解除了几位亲日派高官的职位。这场运动背后没有俄国的宣传，也没有任何类型的组织，是一场自发的爱国运动。尽管运动渐渐传播开来，并且成为了一场全国性运动，它仍旧缺乏任何有效的组织形式。但是，1919、1920、1921的多次事件如此清晰地展现了这股新力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效用和势力，从而使得很多政党开始了解并且试图利用这股力量。1920年和1921年，许多政党的报纸开设了专栏，刊发学生来稿，聘请了学生做编者和访员，以求引起学生对政治活动的兴趣。然后到了1924年，国民党（该党也许中国政党中是唯一够得上“政党”之名的）正式施行了招募学生党员的政策。从此之后，政党组织就存在于全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无论你去到哪个教育中心，都能找到某个政党组织。

学生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是没有组织的。第二个阶段则是有政治组织的。然后就到了第三个阶段，这时学生不再是松散的组织，而是在苏俄和第三国际影响下高度组织化的机关。中国人这个民族一直显得缺乏组织……学生运动早期的各种无组织的努力来去很快。任何重大的情绪危机都足以唤起一场学生运动，但问题一过，运动即止。

但运动的新阶段就大为不同。新的国民党获得了一种高度发达的组织，一支新军，一套新的纪律（dicipline）。军队成了党的一部分，党则成为军队的指挥、教官、灵魂、大脑。军队的整个组织和党本身实际上是同一的，至少是紧密结合的。每个军队单元都有党代表。同时，整个党在一定程度上就处在某种军事纪律之下。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惊人也非常重要的事实。日本人在维新早期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了许多启发。中国还没有从任何西方国家认真吸取经验。但是我们正开始在组织问题上得到训练。我们不知道后果将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之前几个月的事态得出判断，这一运动正在成型。如此组织起来的军队对上没有组织的旧军队当然无往不胜。在稍作分析之前，我们再来看同一年11月26日英国《卫报》对胡适的专访，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胡适博士接着又谈到了1919年“学生运动”的开始。他说，这一运动是“自发的热情的一次爆发。学生没有组织，也缺乏纪律，而那时候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过去七年之中，组织和纪律得到了保障，由政治理想激发的国民革命军成了一股新势力。”有人认为这是一支“红军”，他对此报以嗤笑，认为这支军队连粉红都算不上（not even pink）。这支军队已经打败了三大军阀中的两个，它也许能为中国带来根本的解救，或者至少是过渡性的解救。“我认为局势正趋于基本的解救（basic salvation）。我觉得这股新势力是受欢迎的，因为这毕竟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一股新势力，一支革命军出现；尽管我对其所采用的方法抱有厌恶，我还是预测并且乐见其成功。”

这些话似乎都是胡适不曾用中文表述过的。1926年底胡适的审慎乐观到了1933年似乎已经有所消退，这大概是因为他看清楚了代价是什么，真正的后果是什么。他所提倡的以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更新运动，在借助外来组织资源而兴起的“集体主义”大潮之下，多少有些雨打风吹去了。

对此，我们能作何评价？也许我们应该记取一个事实，最昂贵的总是秩序，外来引入的秩序总是要付出代价，这是一场残酷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