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物质态度之外，最考验一个人尤其情感的真实质地，当然首推如何处置两性关系。深究郑氏，情同此理。

一

郑孝胥诗文书法均卓绝一时，他的暮年“失节”也因此更像一桩“文化事件”。郑孝胥天资过人，即使不从书法诗文见，论其早岁“衡人”眼力之苛而准，便常多令人动容处。对于同时代一干名流，郑氏常喜下笔臧否。诸如黄遵宪之“口西国之新说而身中国之旧习”、盛宣怀之“辞气举止圆转轻便，只有赡给之姿，而乏沈实之度”、端方之“颇无外官习气”……每多苛评而吝于褒扬。甚至老辈大臣之左宗棠、李鸿章高下评判也常见诸他的笔端。

郑孝胥的“自负”，尤其是道德自负，常见诸其日记言表，诸如“吾以刚清制命，不为随波逐流之行，虽违时背俗，盖自谓百折不挠者矣”云云，触目皆是。只是古有名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欲望(无论物欲还是情欲)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主导人之“志气”与用力的方向，“欲望”之强有意无意触处见诸郑氏心曲，而他似乎于此并无足够反省与警惕。

1891年9月23日，时任清国驻日使馆书记官的郑孝胥在日记中留下如此一段“戏言”：“我辈今所冀者惟三等耳：有权在手，上也；有饭可吃，中也；有名可传，下也。无权无饭，名又难传，不亦苦哉！”

即使不做高尚要求，如上排序还是让人窥见清末一貌似清高实乃末流的文人真实心地：岂非在在皆是根基不牢靠语。“太上三不朽”之立德、立功、立言，居然大言不惭直接转换为“要权要饭要名”。

1895年2月12日，时在张之洞幕，郑孝胥以“戏言”的形式再一次赤裸裸表达了对于物欲的热衷：

人不可以不富，贤者尤甚，故谋生而不能致富者，皆不得谓之有才。使有伯夷之清而不至于饿死，有伊尹之任而不至于割烹，不亦美哉。

“家累颇重”的郑氏还有过另外一种表达，“吾曹岂屑求富者，彼养天下士与计天下事者，岂可使有内顾忧哉”(日记1897年8月3日)。但假如欲望与操守就是“难以两全”呢？终究要割舍一端时，到底谁说了算？

具体到郑氏，对于物质生活，他显然绝非“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之流，更隐隐以并非“寒酸诗人”而自负。将郑孝胥视为“实一政客”的汪国垣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谈海藏楼》中，曾道及郑氏不仅为官耻居下僚，且直接与“经济收入”挂钩。难怪坊间一直认为郑孝胥中岁之后经济优渥乃是其“诗人而为边帅”、以四品京堂充广西边防督办时(1903-1905)发了点“外财”所致。

二

物质态度之外，最考验一个人尤其情感的真实质地，当然首推如何处置两性关系。深究郑氏，情同此理。

陈衍在《石语》中曾留一花边八卦，先道郑孝胥“堂堂一表，而其妻乃淮军将领之女，秃发跛足，侏身麻面，性又悍妒无匹。苏戡纳妾，余求一见，其妻自屏风后大吼曰：‘我家无此混账东西！’”又讥笑郑于此的反应是“杖落地而心茫然”。

郑孝胥也有名公子出入歌楼楚馆的经历，但此人在“情场”洁身自傲，也是频频跃然纸上，几多“留宿”的沪上乃至日本欢场女子都为他所拒绝。这并非出于虚伪，而是其自视甚高、不肯轻易“沦陷”，况且他对“美色”还真有一番独到认识，所谓“果有绝美，当尊严若神，但妖冶固不足言耳”，用于青楼，则先要是“冷静无尘气”、“无狭邪态”才好看。

真正构成郑孝胥生命中一段饱含情感温度的“风流艳遇”，是他与名伶金月梅一场悲欢离合，这也是能从其日记中完整勾勒出故事情节的一幕。

1901年3月14日，42岁的郑孝胥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女伶金月梅”，第一印象就是“甚佳”。4天之后他试图“叫局”，而金不至。之后，金再次出现于郑氏日记，时间已经过了一年有余，或可证明郑确非为女色轻狂之人。此后他常去“群仙”听她唱戏，印象总是“甚佳”、“极妙”、“动人”。他第一次去金家是在当年5月11日，“敏锐非常，巧于言笑”的金氏很吸引他。这之后，他为她题写扇面、匾额，向她索要照片，并向她馈赠金钱。而据他说，她对他也是“意颇殷勤”。

当年5月21日他独访金宅，月梅不在，金母留他长话，此日的日记之后被他剪去五行约百字。值得注意的是郑氏日记中被他剪去的两处都与金月梅有关。此当为他们仳离之后有意为之，岂不正证明了其“重要”以及郑氏心底的伤痛？

5月27日郑离开上海赴武汉，金氏并有“离别可怜”之状。二人此时已不耐狭邪“人众”而不能独尽情欢。一路之上郑氏几乎天天有信寄给金氏。6月19日郑购买香篆并镌刻“双清”字样、于三日后托人带给金氏。

他们再会是当年11月14日，一见之下“握手极欢，登楼看雨”。当晚金氏粉墨登场演出《富春楼》，在郑氏看来简直“妖冶绝伦”。演罢卸妆后二人又同归双清馆共进枣粥，郑氏在日记中以为“是日之乐殆为百年所不能忘者矣”。16日他一天两过双清馆，楼中听雨、促膝谈心，“余语月梅，今日一谈，可销半年之别恨。”一月之后，12月18日他第一次记下“假榻于双清馆楼上”，且一“假”就是七天。

1903年2月16日，即将卸任汉口、旋归海上、继而出任“边帅”的郑孝胥行年44岁，他在日记中追忆了庚子以来南北风气之变，沪上如何“酣歌恒舞，逾于平时”，然其意只在凸显金氏耀眼，“月梅以花旦独出冠时，压倒诸伶，其精彩夺人如彩虹竞天，观者莫不神眩”。如下这段是被郑氏日后剪去四行七十余字的心迹余留：

双清之初出，倾倒一时，所居甚隘，然车马之迹常咽于户外。有干某者，日日从之于剧场中，辄投金钱以媚之，已乃款门自通殷勤，清对之凛然若不可犯，周氏子复侮之，干遂赧颜而退。周挥霍年余，亦不能得其意，颇自愧恨。

我们借此完全可以推论在与金氏仳离之后他剪去了什么内容———欢场得意的男子此刻以为独得芳心，再次得意忘形了。日记中这位失意的“周氏子”周立之失意之时曾经呈诗金氏，“羡君能自营三窟，愧我终当逊一筹”，并酸溜溜地以为此语“可使苏戡共参之”。而郑氏此时的反应正是得意者的胜券在握，以为此语乃为“小儿戏我”。只是这段欢场遇合最后的结局，颇让人以为被周氏子不幸言中。

1903年，郑孝胥应朝命要以江苏候补道身份入川办理商、矿务。他试图邀金同往，金却拒绝了这一提议。她决定暂抛旧业离沪北上，说是“埋头年余，以待君之迓我”。为此怅然良久的郑孝胥太息而起、给了金承诺：“子乃如是，吾不负汝。”

赴香港船上郑孝胥收到妻与妾双双来信。妻子引苏东坡词曰“与君各记少年时，须信人生如寄。”但郑从中只读出了“语有隽味”；而被他称作“凤雏”的金月梅三纸书信则皆“湿渍泪痕”，声明“君不欺我，我万不能欺君，惟凭此心而已。”郑从中感受的则是“惊叹其天资之高绝也！”

此去经年。郑孝胥后又转入广西任上颇为忙碌任事。即使追念“丁宁千万，何日如人愿？苦惜年华，意密翻成怨”(日记1903年8月8日)，他也难免开始怀疑并淡化这段遇合，所谓“彼姝有高风，求田复问舍。弃我忽如遗，泪痕烂香帊”(日记1903年11月25日)。但他们的书来信往似乎并未中断，大概信中还在彼此相许，互寄相片。郑也并未断念相迎金氏，只是他不能去，她不肯来，“人生易老、自求多福”的达观背后毋宁就是情缘的有限与凉薄。

曾经与郑孝胥对床夜语“说杜十娘故事”的金月梅似乎早早出现了背弃。她在郑离沪不久即赴烟台。金氏“虽愿来龙(州)，事多阻梗”、“家务难离，决不能来”的真正原因到底为何？郑似乎倒真有决心派人迎接。但她似乎很怕他去接，一度还自称将返太原，让人怀疑她要玩“失联”。好笑的是郑孝胥一度的“情敌”周立之偶尔还会致信函予郑氏，金氏如何在烟台经营别墅甚至力劝郑辞官之后要亲往烟台迎接自称矢志不嫁人的金月梅。

1906年2月5日，辞官一年并诸事安妥之后，尽管离别整整三年甚至不通音信已经一年半，郑孝胥还是亲登海轮前往烟台探望“凤雏”。2月6日船抵烟台，郑孝胥顺利找到“凤雏”，二人“悲喜相持、絮语终夕”。他听说金在烟台数年已与他人有染，金当然亦要力辩其无。郑此时倒是丝毫没有显露芥蒂，而是以“海藏楼文案幕友”的身份收纳金氏。

金氏此次返回沪上是在1906年4月12日郑孝胥47岁生日后不久。他在春晖里为金氏租屋另住。丙午岁暮(1907年2月12日)郑孝胥总结自己“一生最奇之境莫如今年。吾之待己与待世者，皆开从古未有之新意”，洋溢出压抑不住的得意，自认“为特立独行乎？为随波逐流乎？曰皆有之”———他处理这段故情的方式大概也当包括其中。

三

郑之“金屋藏娇”是桩闻名遐迩的事实。沪上词人故老如朱古微都要闻名求见。然仅仅又过一年，1907年4月20日，已于3月25日再赴烟台的凤雏(即金)来函绝离，道是“依君一年，自惭无功坐食，而婢母犹啧有烦言，婢自无颜立于君家”，又言“今愿自苦，复理旧业。请勿相迎，婢不来矣。寄去茧绸两端，乞存之以表微信意”。郑氏得书之后，“肌跳头眩，几不能坐”———显然被深深刺痛了。

郑孝胥是试图挽回这一仳离的，4月21日他一书凤雏，放笔直言“汝病疯耶，乃为此语。我诚有负情义，使汝有去志耶？明有天地，暗有鬼神，岂可欺也”；4月22日再书凤雏，软硬兼施，“一年之爱，岂不加于曩日？金之依郑，天下所知，复理旧业，实损吾名。想汝虽有此言，旋自悔之”；4月24日三书凤雏，近乎哀恳，“二月十二日春晖里楼中叙别之情，今为三月十二日，宿热犹在肌耳，岂可视我如路人哉！必践前约，或母子偕来，或汝身独来，商量日后之计，决无所难也”。

当年5月14日，不顾郑氏一路苦情热劝，金月梅在天津天仙戏园重新挂牌演戏，算是正式与郑分手。郑于此并未下一语点评。但丁未岁末(1908年2月1日)他却无复上年振发之情，道是“老态已成，殊无生趣。厌世之情益坚，弃官其余事耳”。即使三年之后，到了1911年7月7日，他也拒绝友人之邀再观金戏。又若干年后，1912年12月31日至1915年6月2日，他仍在日记中记下“金月梅复至上海，今日在登春台出台”、“(金)复至凤舞台”等消息，可以断定，他不会去看这类演出。此种貌似平淡处正是曾不平淡处。

1910年5月郑孝胥因事过天津，分手三年之后，郑氏日记中记载了他人传来的双清(金氏)语录。1910年5月26日，面对另一与金相熟之风尘女子金宝，他吐露了自己仍在的“痴”与“溺”。世人尤其文人欢喜艳传“知君并非章台柳，好向春风惜舞腰”之类给足自家面子的遐想。郑孝胥无人注意的一组《津沽杂感》，推论时间正当他路过津门所作，他的一脸悻悻还是溢于言表。“莫信人间有后期，狂花风里难自持。袖中书字何曾灭，恰到三年意尽时。年来得酒思拼醉，不饮何能似昔年。醉得几年情又变，从他更道不如前。心许谁能意遽寒，盛衰开落太无端。花前连日东风恶，却避残红不忍看。”

郑金仳离24年之后，1930年11月22日，70岁的郑孝胥尚“检双清遗影及书札，共十八件”。他到底还不是滥情之辈。

作者：秦燕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