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国（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8日），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所扶植的一个傀儡伪政权。因国民政府和中共及国际社会对伪满政权不予承认，故被称作“伪满洲国”或“伪满”。“首都”设于新京（今吉林长春），“领土”包括现今中国除关东州（今旅顺和大连）以外的东三省全境，以及蒙东和河北省的承德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使其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本语：まんしゅうこく）。1932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伪满洲国”初期为“共和”体制，不久后以立清废帝溥仪为“元首”，初期称号为“执政”，年号“大同”，溥仪后称“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日本本土受到美国投下的两枚原子弹的攻击，苏联红军突袭了驻守在伪满洲国的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1945年日本战败；同年的8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溥仪在通化临江县（今属白山市）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日语：鉱山株式会社技术养成所，今白山临江大栗子镇伪满皇帝溥仪行宫博物馆）内举行“退位仪式”，宣读“退位诏书”，伪满灭亡，之后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战犯被苏军抓获，并于1950年被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改造。

国号

1932年建国称“满洲国”，1934年改称“大满洲帝国”。因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所以当时的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国际社会均对伪满政权均不予承认，故被称作“伪满洲国”或“伪满”。

历史

中国领土

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领土。明朝时期在这里设置了奴儿干都司，宣示领土主权。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的“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太平洋，岭南属于中国清朝，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从国际法的角度肯定了东北属于中国。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中华民国开始逐渐用东北来取代清朝发祥地的原有名称——满洲。在中国一般用东北或者东三省、东省来称呼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这三个省份。后来东三省的西部划入内蒙古，因此内蒙古东部（五盟市）也属于东三省地区。 ^[

伪满洲国大陆政策

日本早有侵略中国的图谋，历史上曾有明朝对丰臣秀吉政权的万历朝鲜战争。1894—1895年日本取得甲午战争胜利后，割占台湾，获得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军事力量剧增。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实行极其阴险的“以鲜制华”政策，不断推动朝鲜人政治移民中国东北的活动。日本在朝鲜人聚居地区设置领事馆，强调“朝鲜人是日本臣民，受日本管辖”。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之马前卒。各种内因，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不断进行殖民渗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后，日本军国主义实力大增，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奏折中写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侵占了旅顺大连，殖民势力下驻扎“关东军”。

伪满洲国伪政权成立

伪满洲国军与伪皇帝溥仪(中)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进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这为“逼宫事件”。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伪“满洲国”造势。东北易帜后，随着中国内日趋统一，日本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迷梦受到震动，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在1929年就提出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傀儡政权的设想。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的《形势判断》中，进一步细化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的行动计划，第一步建立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但形式上仍将其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步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蒙政权，并将其从中国的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第三步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就准备直接实施第三步，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派去制止关东军起事的建川美次虽不同意直接实施第三步方案，但他却表示对关东军的行动不加约束。1931年10月6日，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对建立满蒙新政权，日本人概不干预”。这里日本政府、军中央与关东军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新政权，而是要不要“设法促进”建立新政权。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和军中央还没有打破华盛顿体系的计划，尽管他们与关东军一样想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但他们又不得不考虑与欧美列强的协调。若槻礼次郎首相之所以反对日本军人直接参与建立新政权，是因为他担心这会给欧美列强谴责日本留下话柄。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驻军——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制造爆炸事件，借口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袭击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主力在1930年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后方空虚，奉张学良“不抵抗”之命令退出东北。其后两个月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在各省成立了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经过与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的秘密会谈，确立了迎接溥仪至东北，成立复国的方案。马占山曾经在张学良的授意下抵抗日军，不久诈降，旋又起义。

尽管日本政府和军中央反对关东军的计划，但关东军仍我行我素，为实现《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所确立的目标，关东军一方面准备向嫩江、齐齐哈尔北进，一方面积极策划溥仪出逃。当陆军大臣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中关于伪政权与“中国本土脱离”一语提出质疑时，关东军竟强硬地表示：关东军绝难承服“满洲政权不与中国本土脱离”。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东军又上报了《满蒙自由国建立方案大纲》，该大纲提出：绝不能满足于只建立亲日政权，必须建立“满蒙国”。如果仅建立一个亲日政权，便不能按帝国的意图行事。本来，“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实属长策”，“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前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恐非贤明之举”。 ^[2]1931年9月20日，建川在拜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时则建议成立以溥仪为首脑的、受日本支持的政权。

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在土肥原提出的成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该方案规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受新政权委托，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设施；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使之分别担任吉林、洮南、热河、东边道、哈尔滨等地镇守使。根据这一方案，日本关东军以板垣参谋为中心，利用各地的特务机关和部分大陆浪人，展开了所谓谋略性的策划。

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日本关东军当天午后还通知日军驻天津司令官，要求其尽快把宣统帝“保护”起来。关东军占领锦州以后，觉得拼凑傀儡政权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为得到日本政府和军中央的一致支持，关东军决定派遣板垣回东京进行交涉。当时板垣携往东京的方案，已相当具体，他们想建立的“满蒙中央政权”将实行中央集权制，而且要脱离中国本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他们希望借助当地汉奸，充任各级官吏；他们准备伪造“民意”，以便世界舆论，掩盖日本制造政权的阴谋。他们认为政权必须赶在国联调查团来满之前建立。他们清楚，这些事如果“由日本直接去做”，这“无论是九国公约，还是国联盟约都是不允许的，但如果由中国人自身从内部进行分离，这就不与上述条约的精神相背离”。 ^[2]其实，在板垣来京之前，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已制定了《时局处理要纲》，其基本精神与关东军完全一致。日本军中央与关东军代表碰头以后，便立即将其方案与外务省磋商，于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就促进傀儡政权成立，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该“纲要”明确提出：“鉴于满蒙已从中国本土独立，形成统治支配一定地域的一个政权的现状，今后应诱导它具备一个国家的实质”。“目前满蒙的治安主要由帝国来维持”，“满蒙作为帝国对华对俄国防的第一线，绝不允许外部扰乱。为确保上述目的的实现，可适当增加帝国驻满陆军之兵力，如有必要亦应增设海军设施”。“将以新国家为对手，回复和扩充我在满蒙权益”。“为尽速执行帝国在满蒙的政策，应设置相应的统制机关”。“在努力实行上述措施时，应尽量避免与国际法乃至国际条约的抵触”，“应尽可能采取由新国家方面自主要求的形式进行”。 ^[2]日本关东军一方面制定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一方面积极物色充当各种傀儡的汉奸。日本关东军知道借汉奸之手建立傀儡政权既可以欺骗国际舆论，逃避国际义务；又可以“以华制华”，减轻中国人民的逆反情绪。当然利用汉奸还可以弥补自己人力、物力的不足，分化和瓦解旧关东政权的抵抗势力。 ^[2]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组建的傀儡机构，最早始于1931年9月25日成立的“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该会委员长袁金凯虽为奉系文治派代表，但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直隶派政府委任为奉天省长，遭张作霖嫌忌，事变发生时已处于隐退状态。该会副委员长阚朝玺原本为热河都统兼第三师师长，后因与郭松龄有染，遭张作霖嫌忌而退官。

关东军拼凑的各级傀儡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管傀儡机构级别高低，都忘不了配备日本人顾问，“辽宁省地方维持会”也一样，“聘请”了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充任最高顾问。在日军占领下的奉天，最高顾问理所当然地成了维持会的主宰者。维持会名义上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充当了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工具。 ^[2]网罗失意官员，拼凑傀儡机构只是关东军组建傀儡政权很小的一步，拉拢地方实力派军阀才是关东军拼凑傀儡政权的关键，为此日本关东军及各类特务机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先后迫使于芷山、张海鹏、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投靠了日军。 

十月事件后改组的日本政府和军部，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和计划公开予以支持。此前的“不扩大方针”即使纯粹作为一个口号，也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关东军进一步加快了制造傀儡政权的步伐。土肥原利用天津事变，策划了废帝溥仪的“出逃”。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将此前负责关东军政治谋略的司令部第三课升格为“统治部”，该部与幕僚部并立，直属关东军司令官领导。该部下辖行政、财务、产业、交通、交涉等五个课，共七八十名部员。这些部员绝大多数为文职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满铁和关东厅。从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统治部不仅是关东军促进伪满建立的的机构，而且是伪满成立之前的“影子政权”。为提高统治部的工作力度，1932年1月9日，统治部又改为特务部。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1932年2月5日，日军攻占哈尔滨，北满局势趋于稳定，关东军司令部连续召开“建国幕僚会议”，预定指示汉奸出面召开“建国会议”。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伪“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 ^[2] 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完全独立自主之政府  。”2月23日，板垣在抚顺与溥仪会面，告知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只能接受。29日，“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通过决议，选出代表“敦请”溥仪出任执政。2月，日军对热河开始进攻  。国联决议不承认伪满  。

伪满洲国皇宫1932年3月1日，在日本策划下伪满“建国”，扶持溥仪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伪“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中国断然否认伪满“独立”，并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1932年3月8日，溥仪在“新京”正式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同时任命了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伪“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9日，溥仪举行了就职典礼。10日，同日本签订了密约。 

1932年3月10日，日本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定《日满协议书》。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承认“满洲国”的声明，宣布承认“满洲国”。 1932年10月，国际联盟大会发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指明：东北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的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为此，日本于同日宣布退出国联。 1934年，“满洲国”更名“满洲帝国”。 

伪满洲国伪满傀儡本质

日本关东军一直妄图分裂中国，并在东北建立亲日本的伪政权。起先，日本寄希望于掌控东北的军阀张作霖，发现张难以驯服之后将其暗杀；后又试图控制接替其父掌握关东的张学良，又告失败（见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完全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东北，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商讨事变进展。

1932年1月28日，返回日本的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中国东北建立“新国家”。在报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通过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可以获得使日本永久自给自足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向中国东北移民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直冀望复辟清朝的前清贵族以为时机到来。满清宗室、时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满人熙洽成为日本侵华以来第一个投效日寇的中国官员。熙洽密信清朝逊帝溥仪，请“皇上”（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友邦”（日本）支持下，先据有东北，再图关内。以已经升任吉林省代理长官的熙洽为首的前满洲贵族向日本方面提出迎接溥仪至东北、建立君主制的国家。日本关东军方面也早已认定溥仪是合适的傀儡人选。

战后，城野宏供认日方选择溥仪的原因为：首先，溥仪“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其次，“东北和蒙古地区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第三，“一般的农民……对由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 ^[2]伪“满洲国执政”就任式1932年3月1日，伪满发布《“建国宣言”》，伪“满洲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策动东北独立并建立伪满洲国提出严重抗议。6日，溥仪从旅顺出发，9日在长春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同时任命各“府”、“院”、“部”负责官员，伪满洲国正式建立。 

1932年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勤民殿签署《日满议定书》。《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在伪满洲国驻军担负伪满洲国的“国防”。在附件中规定由日本管理伪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此外，还约定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伪满洲国负责，日本有权开发矿山，日本人有权充任伪满洲国官吏，日本有权向伪满洲国移民（实为殖民开拓团）等等。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长春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帝国”，溥仪“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伪满洲国伪满灭亡

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开罗宣言》中，规定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于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驱逐出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在1945年2月8日的雅尔塔会议罗斯福—斯大林会谈中，确定了将大连作为国际化自由港转交给苏联，并由苏联使用中东铁路。 

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随后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击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11日，溥仪及伪满群丑开始乘火车流窜。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车站。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伪满洲国政府解散，伪满洲国灭亡。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原属朝鲜军，1945年改隶关东军，38度线以南的朝鲜军改隶国内军）解除武装，停止战斗。19日，溥仪等人从通化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飞机在奉天机场降落后，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伪满政权彻底灭亡。 

伪满洲国抓捕伪满战犯

1945年8月20日，苏军占领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22日，苏军占领旅顺、大连。31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行辕主任，接收东北，同时改原东北三省为东北九省二市。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伪满战犯集团被苏联红军俘虏，押运到赤塔、伯力。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小儿子、中共地下党员张梦实等人介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日本关东军于8月11日晚上悄悄地把溥仪及伪满大臣们转移到吉林省通化市大栗子沟，妄图负隅顽抗。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关东军只好让溥仪宣读“退位诏书”，策划空运溥仪等去日本京都以待机东山再起。可是，他们所乘的小型飞机刚抵沈阳北陵机场，即被苏军一支空降部队所俘获，随即被送往赤塔。日本人在安排溥仪飞往京都的同时，决定让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返回长春处理后事。张景惠在长春临时组织了一个“维持会”，9月初的一天，苏军逮捕了在长春的伪满大臣们，运往赤塔。原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等以及溥仪一行，已先期收押在那里，时隔不久转押伯力。

1950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通知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准备移交日满战俘。苏中双方商定在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进行交接。7月18日、8月1日，两批战俘（即伪满战犯）分抵绥芬河车站。195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伪满战犯的处理又作了重新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本着中央对处理战犯批示精神，对于这批战犯的处理，建议应根据其罪行，与年老体弱、多病，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等情况，拟分别作以下处理：第一，拟予起诉审判的，计有伪满皇帝、总理、大臣、省长、市长、将军，以及虽然职位较次但罪行严重的汉奸，共42名，作为一案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由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第二，拟予从宽释放的共有17名，包括伪满皇帝内廷侍从、医生、事务员与使领馆的秘书、领事、翻译、雇员，以及其他事务与技术人员等。

”1956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对在押的60名伪满战犯，拟待适当时机提起公诉，拟交审判的17名；从宽处理、免予起诉的26名；拟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17名”的处理意见。

伪满洲国特赦伪满战犯

1957年年初，首批伪满战犯被释放。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溥仪的随侍李国雄等13名罪犯即行释放；2月25日溥仪的“御医”黄子正被释放；4月27日，溥仪的三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夫万家熙等4人被释放。在此之后两年多时间里，待审的42名伪满战犯既没有审判也没有释放。1959年8月，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提到：“我想到今年国庆10周年纪念，是否可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

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对全部在押的战犯，中央原定每年要特赦一批，但由于1966年“文革”，特赦工作被中止，直到1975年3月才将全部在押的国内战犯特赦完毕。前后共特赦了7批。

政治

体制

伪“满洲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为溥仪。1932年3月8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伪“满洲国”为伪“大满洲帝国”。溥仪为“皇帝”，“年号”为“康德”。 

伪“满洲国”的行政机构为伪“国务院”，其首长为“总理”。伪“国务院”下辖“外交部”、“民政部”、“财政部”、“司法部”、“实业部”、“交通部”、“文教部”、“军政部”。“财政部”后改名“经济部”，“军政部”后改名“军事部”，“实业部”后拆分为“兴农部”和“勤劳部”，又成立了“厚生部”等部门。各“部”长官为“部长”，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由日本人担任的“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为实际上的“总理”。“总务长官”由驹井德三担任，继任者为星野直树和武部六藏。各“部”的日本裔次官每周二举行聚会，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 

伪“满洲国”的立法机关称“立法院”，首任“立法院长”为赵欣伯。实际上的立法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伪满洲国没有成文宪法，而是由各项专门法律来替代宪法。咨询机关称“参议府”，其首长称“议长”。首任“议长”由臧式毅担任。伪满洲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是“最高法院”。首任“最高法官”是林棨。“最高检察厅长”为李盘。宫廷机构为“宫内厅”，伪长官为熙洽。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坚持“不抵抗”政策，前东北军大部“奉命”不战而撤至山海关以南，来不及撤退的前东北军再次一分为二：一部分有民族气节者，同仇敌忾，奋起抗日，成了著名的东北义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分民族败类则屈膝投降，认贼作父，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和打手。这些民族败类及其所率部队成为后来伪满军的骨干力量。同时，他们还招降纳叛，搜罗了一些土匪武装和社会流氓，充实到伪满军的队伍里，由日军要员所组成的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所操纵，在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下，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帮凶。 

伪满洲国国务院

伪“满洲国国务院”（日文：まんしゅうこくこくむいん），为伪满洲国的行政机关，也是伪“满洲国”政治的最高机关。伪“国务院”在体制上是伪“国家元首”溥仪的直属组织，但实际上伪“国务院”却是日本关东军主导，不少日本人在伪“国务院”中担任各要职。 ^[2]

伪满洲国政府机构

“国家元首”：”皇帝“（帝制移行前为执政）“皇帝直隶机关”：宫内府 – 尚书府 – 参议府 – 侍从武官处 – 军事咨议院 – 祭祀府“院”：国务院 – 法院 – 立法院 – 监察院“国军”：禁卫队 – 江防舰队 – 飞行队 -兴安军-间岛特设队“警察”：海上警察队 – 保安局其他“机关”：总务厅外围团体：协和会1932年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时，伪“国务院“以伪“国务总理”为首，以下各部组织长官则称为总长。

伪满洲国粉墨登场时的伪“国务院”首届内阁如下：“国务总理”：郑孝胥（福建闽侯人）“民政部”“总长”：臧式毅（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毕业生） “次长”：葆康（满人）“文教部”“总长”：郑孝胥（福建闽侯人） “次长”：许汝棻（满人）“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台湾人） “次长”：大桥忠一（日本人）“军政部”“总长”：马占山（满族）  “次长”：王静修（汉族）“司法部”“总长”：冯涵清（辽宁盖平人） “次长”：古田正武（日本人）“财政部”“总长”：熙洽（满人） “次长”：孙其昌（奉天辽阳人）“实业部”“总长”：张燕卿（张之洞之子） “次长”：高桥康顺（日本人）“交通部”“总长”：丁鉴修（辽宁盖县人） “次长”：平井出贞三（日本人）然而“大同元年”的各部组织“长官”不过是虚设的临时组织，实权则被日本人牢牢掌握。不久马占山等长官举起抗日的旗帜成为东北抗日力量。 

 1934年，伪“满洲国”改为伪“满洲帝国”，大部分官员由日本人和中国人担任。 1934年（”康德“元年）1934年溥仪”即位皇帝“，各役职名有稍做变更。”国务总理“→“国务总理大臣”“总长”→“大臣”1945年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灭亡。伪满洲国（终战）时的“国务院内阁”如下：“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辽宁台安人）“厚生部”大臣：金名世（满人） 次长：关屋悌藏（関屋悌一蔵，日本人）“国民勤劳部”大臣：于镜涛（吉林省长春市人） 次长：半田敏治（日本人）“文教部”“大臣”：卢元善（辽宁金州人） “次长”：前桥茂（日本人）“外交部”“大臣”：阮振铎（铁岭人） “次长”：下村信贞（日本人）“军事部”“大臣”：邢士廉（满人） “次长”：真井鹤吉（日本人）“司法部”“大臣”：阎传绒（满人） “次长”：辻朔郎（辻かいき郎，日本人）“经济部”“大臣”：于静远（辽宁辽阳人） “次长”：青木实（青木実，日本人）“兴农部”“大臣”：黄富俊（辽宁沈阳人） “次长”：岛崎庸一（日本人）“交通部”“大臣”：谷次亭（满人） “次长”：田仓八朗（日本人） 

伪满洲国“帝位”继承

关于“帝位”继承，在1937年的《绝密会见录》里，记载一份由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签署，令人震惊的秘密“备忘录”。按照备忘录，如果溥仪确认不可能有男孩，经日本关东军司令同意后，伪满洲国的“皇位”继承人将由日本天皇选定，溥仪要做的，是向“国”内外宣传这一决定。 

伪满洲国日本的侵略

为达到使东北最终成为日本人国土的侵略目标，日本以开发的名义展开“国策移民”活动，计划20年内从日本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日本人，另外还有大约200万朝鲜人被日本作为政治移民迁往东北地区。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在长春召开“移民”会议，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截至1944年9月，居于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包括开拓团民）共1,662,234人。在1945年后，大部分日本移民被遣返，见葫芦岛日侨大遣返。但另有日本遗孤的问题。 ^[2]“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法西斯则动用军警宪特等镇压机构，以残酷的手段镇压抗日运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关东宪兵队除配合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之外，在平时指挥其他镇压机构，成为实行白色恐怖的主导力量。 侵华日军大屠杀暴行：

731部队、516部队、平顶山惨案、土龙山暴动、老黑沟惨案、阜新万人坑、北票万人坑桦川县西宝屯大惨案。

伪满洲国军

伪满“军事力量”由伪“满洲国家军队”、“后方警备”、“治安维持”三部分组成，由日本关东军控制，起初作战力量薄弱，主要军事任务由关东军实行，后来由于关东军主力南下，兵力不足，加之东北地区抗日武装遭到镇压而削弱，伪“满洲国军事力量”才更多地独立承担军事任务。这其中有很多是日本从朝鲜半岛征召的朝鲜籍日本兵。[2]伪满洲国“江上军”东北全境分为十一个军管区，区首长称司令。伪满军事权力为日本关东军所控制，其军队的调动、演习、装备更换、人事变动都要经过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伪满洲国军衔分为将、校、尉三等九级。伪满军由军官学校毕业后初任少尉，满2年进中尉，中尉满2年进上尉，上尉满3年进少校。少校满3年进中校，中校满3年进上校。上校4年进少将，少将3年进中将，中将4年进上将。最高军衔为上将，为终身职。上将之上又设立将军，仿照日本的元帅，为荣誉军衔。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吉兴四人获得将军军衔。[2]1937年（“康德”四年），伪“满洲国家军队飞行队”成立。太平洋战争后期，即1944年4月以后，隶属于日本“第二航空军”指挥，参与太平洋战争。装备机种有“九七式战机”、“一式战机”、“二式单战机”等。空军兵力最多时有含运输机在内约110架飞机。[2]

历史文献

《伪满洲国政府公报全编》共163册，收入伪满政府全部3948期公告。日本战败投降前，在东北的日伪机关销毁了几乎全部档案文书和秘密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伪政府的全部公报就成为研究伪满洲国历史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是日本侵华历史的有力旁证。资料范围全方位覆盖，包括法律、法令、训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