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87年前对胡适的诘难，恍如今问

                 航亿苇（季兵）

我们许多的社会问题和与之对应的理解与判断，因着人们的认知能力与历史的洞察力的高低，往往大相径庭。然而，有好多情形下，往往那种特别有智慧的声音，偏偏不能让人听进去。

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只为向胡适发难：“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胡适先生如此回复：“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这便是著名的梁胡之问。

时间过去87年了，梁漱溟与胡适这番对话只需要换几个词，就恍如当下的闲谈了。我们一些左边的极端派，不正是梁漱溟在1930年的那种思路么？区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尚未发现有胡适那样的人，但胡适那样的声音，依然左右不讨好。

面对社会问题，不是从根上去找原因，不论轻率归因于外界还是归因于国民性之类的，那只能得出与历史逻辑相违背的结论。

1930年代初，中国确实受到帝国主义的碾压，也仍被军阀将国内政治弄得乌烟瘴气。在国际社会，当时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是苏联与日本。1927年北伐战争打败了旧军阀，但是不彻底，新军阀又悄然形成了。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这些势力，就是依仗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黄埔系）争地盘。在阎、李、冯不服蒋，联手打蒋，闹出中原大战的时候，张学良一举将赌注押在蒋这一边，实际是为了取得北平、天津的控制权。

然而，如此混乱的场面，梁漱溟一派只根据结果与表象来推论，以为只要把帝国主义和军阀打倒了，就给中国找到光明。胡适想的却是你凭什么能够打倒他们？如果不去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那些根本性的东西，实际也是要求社会与民众的全面觉醒，那你就根本找不到实现目标的力量。打帝国主义，国力弱是打不赢的。打军阀，社会不进行深刻的改变，打掉一个军阀会再来一个，甚至好多个。

胡适一生笃信的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坚信宪政的特殊功用，一再鼓吹对中国进行深刻的改变。但在梁漱溟一派看来，人家已经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却去讲那些猴年马月才能实现的东西，有什么意义？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当下的事不解决，再好的构想也只是一场春梦。胡适当时虽然普遍受到知识界的尊敬，但他的思想却又普遍不被满脑子焦虑的书生们接受。尤其是青年，他们追随的是鲁迅，因为鲁迅一直在叫骂，在呐喊，大家觉得鲁迅之说，才合他们的心思。梁漱溟虽然也是大学问家了，但时年37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与鲁迅、与那些焦虑的书生们，站在同一个阵线。

到了1931年，又发生“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竟然不抵抗就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是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后来，张学良多次亲口承认，那是他的个人决定。“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国内的情绪很简单，就是要立即打日本。蒋介石发觉一时间根本无力去打。要打，你也得做点准备，那还不能公开说。胡适这时候的主张，与蒋基本一致。那样一来，胡适在求战派的书生眼里，形象更加差了。

然而，等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的抗战打响，历史才发现，没有实力，打一个小日本实在太难了。幸亏从1931到1937年，国民政府积累了一点家底，部署了以空间换时间的宏大战略，不然，那一场抗战提早几年打，天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胡适实际是对的。但是，在那个激荡的年代，没有多少人在历史发生之后，还能有闲心看清历史的内在逻辑。

随后就是时间继续往前走，历史上的这个梁胡之问便一直悬在那儿，直到又重新压在21世纪的嗓子口上。梁胡之问的实质，是我们选择做表象的功夫还是做内修的功夫。如果浮于表象，看样子子金戈铁马，暴风骤雨，呼尔嗨呀，惊天地，泣鬼神，但是，若内在的东西不作改变，很可能再过87年，甚至870年、8700年，这个问题还得悬而难决。从现在的角度看，主要就是人治与法治的两种路径的选择。老航为此，不禁想起乡间的小路。歌里写得美，但过去是泥土路，每到雨季、融雪季，就坑坑洼洼，寸步难行。这条泥路，村民用尽力量修整，翻个底朝天，将最底下的硬土翻上，铺草，摊炭灰，都无甚作用。后来改成水泥路，那就完全改变了，可以让人在这条路上风雨无阻了。（原文作于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