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部自传（《颜惠庆自传》）也许简单平实，但所反映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受到启示，纵使不难借此对中国未来作出判断，也肯定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认识。”

1946年，一位70岁的老人执笔写下这段文字时，一定感慨万端。因为他的一生适逢一个风云激荡、新旧递嬗的时代，他本人也深深卷入大时代的漩涡里。这位老人就是颜惠庆——一个令当下的人们感到陌生的名字，民国时期却是一位享誉中外的政治家、外交家。

1877年，颜惠庆出生于上海一个牧师家庭。18岁时，父亲送他到美国读书，5年后他以全优成绩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回国后，他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兼任商务印书馆和《南方报》的编辑。

1908年，31岁的颜惠庆出任清国驻美使馆参赞，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彼时正值晚清末年，国运艰难。在他刚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外国顾问曾对他这样说，“中国在每一次对外战争中都被打败，而在每一次战败后的谈判中都能获胜！”

“他的话虽刺耳，但多少有点道理”，颜惠庆在回忆里这样说。在他看来，晚清有一批精明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如恭亲王、庆亲王、曾纪泽、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他们信任和重用贤能之士，因此在棘手的对外交涉中，常常能起死回生，使问题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也使中国在遭受外国一次次的入侵下，总的来说还能维持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

颜惠庆的这个评论看似与后来的流行认识不合，但是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和其他政府部门比起来，晚清的外务部和驻外使领馆人员的综合素质无疑高出许多。他们都是经充分培训、严格筛选的人才，有经验、有谋略，反应敏捷，手段灵活。在国力孱弱的情况下，这些外交官尽力而为，特别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善后的外交中尽可能维持了国家利益。

满清颠覆，民国肇兴，尽管政坛风云变幻，但是外交官队伍仍然保持了专业化。颜惠庆先是出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而后出任驻德国全权公使，促成了德国对北京政府的承认。

1919年，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巴黎和会。虽然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收回主权之主张未能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关于山东问题的协议书签字，第一次向列强说“不”。

颜惠庆事后回忆道：“在巴黎和会上，我国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正当、合理的希望与要求。虽然这些要求当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但是此次陈述的内容日后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点。”

自巴黎回国后，颜惠庆署理外交总长，主持中苏建交谈判，废止沙俄在华特权。在此后的数年里，正式升任外交总长，多次兼、代、署国务总理，一度暂时摄大总统之职。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颜惠庆在北京远程指挥，最终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日方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成功收回山东主权。在外交上，颜惠庆心细胆大，据法力争。

在他看来，外交必须以法权为准，超越政治，不得将派系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然而，北京政治派系林立，颜惠庆心灰意冷，告别政坛，退隐天津专心实业。

颜惠庆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即便退隐，一旦国家需要便挺身而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起用一批北京政府时代的外交官应对时局。颜惠庆再次出山，担任美国公使,争取美援。旋即担任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在日内瓦的国联大会上痛斥日本的侵华罪恶，促请国联制裁日本。

他促成了中苏建交，亲任驻苏大使数年，后因病辞职隐居。七七事变后，颜惠庆再度赴美，协助胡适拓展对美外交，大力宣传中国的抗战。此间，蒋介石曾致电邀请其出任外交部长，颜惠庆婉言拒绝。

1940年，颜惠庆从旧金山乘船抵达香港。翌年，香港沦陷，他被日军软禁。日军两次请他出山，都被他这位爱国老人严词拒绝。后来他被日军押返上海，自此闭门不出，拒不与汪伪政府合作。就在这期间，他回首平生，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在这本书里，颜惠庆记述了自己见证和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自己熟悉的外交着墨颇多。从一个外交家的视角出发，他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外交多有肯定，包括对于北洋军阀也有持平之论。

他说，“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事情就这样办好了。”

从外交上看，确乎如此。即便像袁世凯这样的强权人物，在外交问题上也尊重专业人士意见。颜惠庆称赞道：“如果说中国当时的政治家中有谁能认识到外交事务的举足轻重，那一定是袁世凯。”

对于外交问题，颜惠庆有许多宝贵的思考，值得后人铭记。特别是关于舆论与外交的关系，其论述至今仍有警示意义。他这样写道——

当我国在国际会议上或直接外交谈判中取得一些胜利时，民众方面，起码有些不甘寂寞者就会感到既得意又不满足，进而提出过分要求……当时中国负责任的、明白事理的人对此采取保留和沉默的态度，而那些主张武力外交的卤莽的政客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简直是在玩弄导火索，迟早会引爆炸药桶。

这种兴师动众的宣传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看起来很成功，而给国际外交斗争带来的却是灾难。在处理棘手的外交问题时，必须考虑我国军事力量不足，其他各方面准备不够，以及所处的不利的国际环境，采取冒险的蛮干的做法，虽说动机是爱国的，但效果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短短的两段话，却饱含了这位外交官的几多辛酸！当他在外交舞台上为国家利益而据理力争时，国内的“卤莽的政客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让他左右为难。

就像国家关系专家资中筠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外交’基本上是指国家间关系，此中错综复杂，纵横捭阖，专业性很强，而且谈判过程在没有结果前是不宜公布的。如果全民都参与，凭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加上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诠释，提出各种‘见解’和口号，越是煽动性强越容易博得拥护，误导群众，形成压力。”（引自资中筠《外交家顾维钧的幸与不幸——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毫无疑问，颜惠庆的话既是历史教训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忠告。因为在那个只有报纸的时代尚且如此，在各种媒体发达、尤其是自媒体风行的今天，类似的问题更加严重。

如果放任“那种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的行为，甚至故意推波助澜，那么“迟早会引爆炸药桶”。假如颜惠庆先生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发出更加更加尖锐的警告声吧。

可惜，颜惠庆先生1950年就病逝于上海。但是他留下的这本书却值得后人翻阅，“纵使不难借此对中国未来作出判断，也肯定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认识”。

今天看来，颜惠庆自传中的一些思考，使得这位饱经沧桑的外交家就像一个“吹哨子的人”。他的“哨声”穿越历史，直抵当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认真倾听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