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文史天地》2015年第3、5期　作者：王煦

从清朝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污物清运就形成了专门的行业，执此业者称为“粪夫”。粪夫从住户家或公厕中收集粪便，运到郊外，集中到“粪厂”晾制成肥料，再卖给农民获利。20世纪30年代，北京约有粪夫四五千人。

长年以来，粪夫收粪形成了特定的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道所有者对其享有“专营权”。粪道的历史相当悠久。据说明朝中叶时，粪夫的工作地点还不固定。不同街道胡同的住户人数、社会地位不同，自然粪的产量、品质也不一样——官僚富商大户人家不但出产多，而且饱食粱肉，粪质好、肥力足，卖的钱也多。结果粪夫都愿去好地方掏粪，日久自然生出利益之争。

到明嘉靖年间，争粪引发的吵闹斗殴已经很多。一番争斗之后，大家逐渐开始划地自营，将掏粪的区域固定下来。据说到清初康熙年间，粪夫们一致决定，停止争斗，立下字据签名画押，正式划定了各自经营的“疆界”，也就是粪道。后来，粪夫中还传说他们手上有康熙皇帝发给的“龙批龙票”，奉旨特许经营，并以此作为他们垄断粪业的依据。

事实上，自明清以来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正式承认过粪道及其“产权”，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因循多年，默认粪道的存在。即便如此，粪夫仍视粪道为个人私产，不容他人侵占。清末民国时，粪夫“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粪道作为一种“私产”，可以世代继承，也能相互买卖。不过因为官府不承认粪道的产权，不能写正式的买卖契约。所以粪夫转让粪道时，索性不用“买”、“卖”字样，而是采用“倒”、“典”或“租”的名义，如在字据上写“倒与某人名下永远为业”，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粪道大小肥瘦不等，小股道管三五十户人家，大股道八九十户，甚至有的粪道囊括百家以上，而其价值也就各有高低。除了户数多少之外，地区繁简、住户贫富、产量大小，甚至马桶有无（粪夫替住户刷马桶能另得一份收入）都能影响一股粪道的价值。由于能带来收益，粪道的“转让费”价格不菲。据说在清光绪年间，一股普通粪道就值几十两白银。进入民国后，粪价陡增，20世纪20年代，能收取100户左右粪便的粪道，价值高达银元五六百元。

30年代北京经济不景气，粪便价格下跌，也能卖到二三百元。除了粪道之外，城里各处粪夫收上来的粪便，都要送到粪厂“卸货”，再制肥销售。粪厂就成了粪便集散的枢纽、肥料交易的中心，更是大宗买卖，获利极丰。因此，粪夫们视粪道、粪厂为重要财产和安身立命之根本，极端珍视，严加守护。

虽然多年以来，收粪都被视为“贱业”、“恶业”，但也确有一些粪夫因为拥有粪道、粪厂，摇身一变为粪商、厂主而跻身富裕阶级。

据民国时的统计，北京粪夫中拥有粪道的“道户”约有1000家，拥有粪厂的“厂户”约有400余家。其中的部分人，通过买卖甚至抢夺等手段，占据大量粪道、厕所、粪厂，成为了“粪商”，或者如当时人俗称的“包粪头”。

粪商多数不再亲自下街劳作，而是把手中的粪道出租承包给下级粪夫，或者直接雇掏粪工经营。一些粪商积累起了庞大的财富。民国时北京大粪商于德顺，1901年从河北交河老家来京掏粪，从“跑海”（行业暗语，即偷掏他人粪道上的粪便）干起，之后通过各种黑白手段扩充实力，到解放前夕已经占有北京城内粪道36股（一说70多股），雇佣粪夫及其他人员数十名。他本人拥有北京城内房产8所100间，京西稻田、南苑旱地共1550亩，原籍土地70亩、房产1所，商铺2处，是个标准的地主富商。

这些粪商在旧时北京为数不少，他们自己过的是锦衣玉食、使奴唤婢的生活，而且因为有钱、有地、有人，又能影响城市公共卫生，往往作风强横，势力很大。

当然，这种能“呼风唤雨”的大粪商，与庞大的粪夫群体相比，终究还是“凤毛麟角”。老北京的多数粪夫，依然是底层劳动人民。有些粪夫即使勉强有一二股粪道，仍要亲自下街掏粪。更多的则一无所有，只能给粪商、厂主当雇工伙计。被雇佣的粪夫，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就是银元五六元，外加粪商每天供给两顿简单饭食（惯例农历四月二十八到八月十五给白面馒头，其他日子给粗粮窝头，配菜是大葱蘸酱、咸菜、菜汤）。他们的住处就是最简陋的“锅伙”（旧时的底层集体宿舍）、粪厂或是粪商家，环境简陋，仅避风寒。粪夫收入微薄，但工作十分艰苦。背粪劳动强度大（粪桶满载后可重达百斤），劳动条件差。从业多年的老粪夫，往往身体伤残变形：脊柱扭曲，双肩一高一低，而且嗅觉失灵。除了工作艰辛，粪夫还受到社会的严重歧视和凌辱。他们社会地位很低，常常被蔑称为“打扫茅厕的”、“掏大粪的”、“屎猴”、“屎壳郎”（蜣螂的俗称），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偏见。

粪夫一般出身贫苦农民，生活中多半朴实勤俭，吃苦耐劳。不过，由于受教育有限，“目不识丁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文化程度，直等于零”，且常年屈居底层，饱受轻贱，故而日常举止未免粗野暴躁，容易冲动。平时粪夫间遇有纠纷，常常拳脚相向，武力解决。1925年3月11日的北京《晨报》上，就报道了一场“粪夫之争屎战”。这场“凶斗”最终在多名警察的压制下结束，这场恶斗导致轻伤11人，重伤“卧地不语”者两人。粪夫对粪道、厕所“产权”的执着以及面对矛盾问题时的暴力倾向，由此都可见一斑。

虽然内斗时有发生，但粪夫在“对外”时，往往团结一致。历史上，北京粪夫十之八九来自山东，多为穷苦逃荒而来，他们以地缘、业缘关系相联结，“团体甚坚”，还能不断适应社会环境，“与时俱进”。早在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北京南城、南郊部分粪商就组织了“肥业公会”。1928年，国民党在北京大办工会，粪夫也因势利导，组织了“粪夫工会”，下设6个支部，成为涵盖北平全市（包括城区和四郊）的粪夫职业组织。该会名为“工会”，但粪商、粪夫兼而有之，且以有实力的粪商为领导，实则相当于行业公会。那些大粪商上结官府，下交黑恶，霸占粪道，豢养打手，垄断操纵粪肥价格，牟取暴利。他们对受雇的底层粪夫一面压榨、虐待，一面靠乡土情义、金钱笼络（提供食宿、年节给小费），恩威并施，控制粪夫，建立起一种“江湖”式的主从依附关系，往往能蒙蔽、操纵一批贫苦粪夫，替他们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而那些实际负责掏粪的普通粪夫们，也不无劣迹。他们通过或明或暗的组织体系，牢固地垄断着北京的粪便收集，时有蛮横欺诈之举。粪夫往往以拒绝收粪要挟住户，索要钱财。其名目甚多，如逢年过节时要“节钱”，入夏后要“伏钱”等等。北京市民往往把这种粪商粪夫称为“粪阀”、“粪霸”，怨言很大。

除了造成社会问题外，粪夫工作也给城市公共卫生带来隐患。传统上，粪夫运粪一般用粪桶或粪车。早年间粪夫主要背桶掏粪。工作时粪夫手持粪勺，舀取污物后，盛入粪桶。粪桶一般是圆形木桶，高约1米，直径约0.3米，每桶可容粪85斤左右。一家收完粪后，粪夫就背起粪桶，再到下一家。木桶上面无盖，每日在街巷任意穿行，臭气四溢。后来改换了粪车，形制依旧简陋。老式粪车均为独轮手车，两侧各放两个不加盖的荆条筐。粪夫往往光天化日之下推车“满载过市，污秽淋漓”，“非但有碍观瞻，且臭气熏天行人掩鼻，尤属有碍卫生”，广为社会各界所诟病。

民国建立后，北京的历任市政管理当局都从注重卫生、维护市容的角度出发，试图对粪夫和粪业加以管理和改造，诸如改良清粪工具、规定粪车通行时间及路线、迁移粪厂、整顿粪夫等，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政府对城市清污的全面有效管制。尽管当局碍于粪业利益集团的强大传统势力，每次的改良政策都相当温和，但仍遭到了粪商粪夫的普遍抵制，效果并不明显。

民国二年（1913年），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曾倡议改良粪具，但议而未行。1918年，京都市政公所、京师警察厅劝令粪车加盖，因粪商反对作罢。

1925年5月，警察厅限令宣武门外黑窑厂21家粪厂迁出城外。于是粪厂“相率罢业，以相要挟。至下午三时余，贾家胡同、潘家河沿、粉房琉璃街、南横街等各巷住户及各厕所粪秽狼藉，便桶漫溢，各住户均向区署请求设法（救助）”。罢工持续了5天，最后因各粪厂存粪告罄，无法维持营业，又恐粪道被他人抢去，方恢复掏粪。作为妥协，警察厅准予宽限一个月，令其各自觅地迁移。不料拖到7月份，限期早过，粪厂主们仍拒绝搬迁，并殴打了前来劝告的巡警。结果惹恼了警察当局，当地厂主、粪夫十余人被拘留。即便如此，众粪商仍宣称“誓死不能迁移，在区署内大肆扰闹”。各厂主家眷妇女23人，以“男人被拘无法掏粪卖钱”为由，“携带男女幼孩二十余人，冒雨齐至外右五区（警署）门前，伏地痛哭，请求设法释放男人，否则一并拘禁，以免挨饿”。“一时哭声震天”。警署不堪其扰，只得将被拘诸人释放，迁移粪厂之事也就此作罢。

其后1925、1926年，市政公所、警察厅又接连要求粪车加盖，并改制木桶代替荆条筐。“粪夫竟严词拒绝，并大罢工数日，当局无奈，只得取消原议，向粪夫赔罪，于是粪夫才复工”。

1928年，北平市政府成立。卫生部门延续了其北洋前任的管理措施，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粪夫管理措施。1930年6月，北平市政府制定并公布了《北平市城区粪夫管理规则》，将管理措施进一步系统化。其中就规定：在北平市执业的粪夫，应填具“请求书”呈报卫生管理机关，经核准注册编号，发给许可证，之后方准工作。具体污物处理方面，《规则》要求粪夫须将工作地段内公私厕所存粪逐日掏净，不得借端勒索钱物；粪夫因故不能工作或怠于工作时，住户可呈请卫生机关另招粪夫或雇人运除，原粪夫不得阻挠；粪夫所掏粪便，须依照卫生机关指定路线和时间运往城外，不得在街巷停留，或在住所内存储；粪夫所用粪车、粪具，应遵照卫生机关的要求，随时改造或改良。对于违反规定者，可处以一日（后改二日）以上五日以下之拘留，或银元一角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情节严重者可取消其从业资格。

如此详细的规定、严格的制度，不能不说是在粪业管理上的一大提升。不过即便如此，与之前北洋政府时期相似，新规定依旧遭到粪商粪夫的拖延和抵制，难以得到真正执行。1929年，北平市政府限制粪车通行时间，规定早9点后禁止出车。对此粪夫多不遵守，粪夫工会也认为禁令“与粪夫工作时间不便”，开会反对。1931年，市公安局计划规定粪夫通过街市时间，并规定粪商每月缴纳“厂捐”1元，每年交执照费2元。对此，粪夫再度表示抗议。粪夫工会不但派出代表，谒见公安局长鲍毓麟，提出“粪夫为社会上掏除污物，有益公共卫生，实有功于市民，应减轻粪夫负担，以示优遇”。而且，粪夫工会还计划组织了3000人的粪夫队伍，齐赴市政府、公安局请愿。面对粪夫的请愿压力，市政当局只得妥协。公安局长鲍毓麟还将粪夫代表请到公安局，“同坐一室，竭诚相谈”，明确取消了收费计划。粪商粪夫利用他们在污物清理方面不可替代的地位，屡次以破坏城市卫生和居民生活，压迫市政当局做出妥协。

1933年，袁良当上了北平市长。这是一个曾留学日本、出身警官的强势人物，并且携南京中央“整顿北方政治”之命而来。上任之后，袁良果然大刀阔斧，加强市政管理，其中就包括对粪夫的整顿。1934年，市政府重新公布了《北平市管理粪夫规则》，要求严格执行粪夫工作和粪车通行时间（主要街道夏季在早9时前和晚6时后，冬季在上午11时前下午4时后）和路线，改良粪具，并规定粪夫不得再向住户索要筹资，违者由卫生局、公安局严加取缔。同时，1934年12月，卫生局发出布告，决定进行粪夫登记：要求全市粪夫即日起20日内携带证明，登记收粪工作地段。不过，久已习惯垄断粪业的粪夫群体，对此仍是置若罔闻，登记未能进行。

之后，随着管理的日益严格，粪夫与市政府的矛盾和摩擦日趋频繁。1935年7月间，卫生局因西直门黑塔寺杨记粪厂擅挖粪坑，“臭气熏天”，违反《管理粪厂规则》，责令其将粪坑填平。但该粪厂厂主杨春却“抗不遵办，并召集同行粪夫，约有一百余人，预备背城一战”。结果，卫生局联合公安局，派出警察、夫役数十人，运土二十余车，强制将粪坑填平，并将肇事厂主杨春及其他有暴力行为的首犯3人拘捕查办。

长期的执行不力、推进困难，让政府开始寻求“根本解决”之道。1935年10月，市政府终于决定将全市粪业收归市营。其中的根本点，是取消“粪道”制度。做法是对粪道、厕所进行登记，之后政府向原粪道主出价购买，购得后改由政府重新招募雇佣粪夫，清除粪便。方案同时还计划废止原有木制粪桶粪车，全部改用新式扁圆铁桶粪车，以彻底解决北平粪便问题。该方案在“绝密”状态下进行，计划于11月1日起施行。

显然，这份旨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案，剥夺了粪商对粪道、厕所的所有权，也减少了雇佣粪夫的数量，对粪商粪夫的利益影响都很大，必然会招致粪业的普遍不满和强烈反弹。果然，“没有不透风的墙”，手眼通天的粪商们很快就得知了政府的计划，准备策划反击。不过这次，老谋深算的粪商们没有像之前常有的单打独斗地蛮干，更没有（也不敢）向6年前人力车夫那样，为反对有轨电车而掀起大暴动（那样正中当局的下怀）。出人意料，他们很“文明”地组织了一场“非暴力”抗议。

1935年10月31日夜，“因传闻平市府拟将粪业收归市办，为维持生计起见”，粪夫职业工会召开会议商讨对付办法。第二天，1500余粪夫“仪容端肃，均右手持粪勺，背背粪桶，俨若全副武装”，到铁狮子胡同平津卫戍司令部门前示威请愿，要求“对收买粪道，改订粪车，出入城时间，请勿变更办法”。面对浩浩荡荡的粪夫队伍，军方竟也相当宽容。卫戍司令部派出经理处处长、副官长接见了请愿粪夫代表，好言抚慰，表示新计划“尚未实现，望安心照常工作”。粪夫们得到官方承诺，也不纠缠，很快散去。整个事件和平开始，和平收场。

能有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粪商们的消息灵通和“政治智慧”。粪夫请愿所选择的时间点，正是市长袁良（代表南京中央利益）因当年华北事变爆发、中日关系紧张而遭排挤准备去职之时。粪夫们选择表达诉求的对象，则是华北地方实力派代表，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29军军长宋哲元——此人不久后就在日本人支持下，挤走南京势力，当上了华北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粪夫的行动，可说是对已经“压力山大”的袁良市长的“最后一击”，至少也是一次羞辱。果然，11月3日，袁良辞职。11月12日，北平市政府（此时的市长已换成宋哲元的副手、20军副军长秦德纯）公开宣布“为体恤粪夫艰苦计，业将前议打消”，收归市办计划流产。而有记者目击，游行示威成功后，粪业头面人物在北平城内某大饭庄大摆筵席，庆祝胜利。

民国时期，北京粪夫们的抗争活动，充分显示了一座传统城市现代转型的复杂与曲折。尽管1935年的“市营”风波暂时平息，但如何驯服桀骜难制的粪夫群体，改善北平城市的卫生和社会管理，仍是摆在市政当局面前的紧要课题。只不过，如何去破解这难题，还需要想新的办法。

粪夫是老北京一个独特的行业群体，他们长期担负着城市污物清运工作，并以此谋生获利。出于公共卫生等原因，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当局曾多次试图对粪业进行管理和改革，但都碍于粪夫的群体势力，归于失败。1935年10月，北平市政府决定将全市粪业收归市营。此举遭到全市粪商粪夫的一致反对。11月1日，北平粪夫爆发大规模游行请愿，震惊了古城。而一系列新的社会历史剧目，也就此上演。

粪夫大闹一场，几天之后，力推粪业市营的市长袁良下台。接管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派其副手秦德纯继任北平市长。权力交接之际，当局自然不希望粪夫再出来裹乱。1935年11月12日，秦德纯公开宣布“为体恤粪夫艰苦计，业将前议打消”，于是将粪业直接收归市办的计划就此流产。不过，臭烘烘、乱糟糟，终究不是办法，粪业总还是要整顿。只不过考虑到粪业的实力，以及非常时期——当时宋哲元正游走在日本侵略军和南京中央之间，筹备自己掌握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而北平的学生们则在针锋相对地筹划反日，几天后“一二·九”运动爆发——不容乱上加乱，市政府于是转而采取温和手段，决定改用官商合办的形式，处理粪便问题。新办法的指导思想是：政府承认粪商粪夫对粪业的专营权和对“粪道”、“粪厂”、厕所的所有权，由当局与粪夫合作，协商解决粪便处理问题。

1936年6月17日，经市政府批准，“北平市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市卫生局局长任主席，委员由市政府、社会、公安、卫生等局官员9-11人，粪业代表7-9人共同组成，工作主旨为“谋本市粪便事务之整理”。一批大粪商在政府的拉拢下，作为粪夫代表，登堂入室，侧身于管理机关，与当局开展“合作”，新的粪业管理体制开始确立。当年8月1日，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下面又设立了一个“处理粪便事务所”，作为粪业改革的具体执行机构。而北平市粪夫职业工会理事长、著名大粪商于德顺（外号“于大肚子”），摇身一变，穿上“官衣儿”，当了处理粪便事务所主任。另一大粪商孙兴贵，也当上了事务所副主任。政府强势坐镇，大粪商前线出马，新体制开始运行，改革措施陆续出台。

处理粪便事务所成立伊始，首要工作就是“确权”，对粪道公厕进行登记和收费。根据市政府公布的《粪道公厕登记收费规则》规定：全市“粪商所有之收粪地段（粪道）及自行出资承办之公厕”，均须向处理粪便事务所呈报登记。登记时，依照其粪道、公厕全部价值，由呈报人按6%缴纳登记费。粪道、公厕完成登记后，再按其估价，每月缴纳0.5%的粪便事务改善费，专作改建公厕、添制粪具号衣及救济贫苦粪夫之用。登记缴费后，粪商、粪夫即可取得官方承认的粪道厕所产权和经营权。

为了鼓励粪夫前来登记，当局提供了不少便利和优惠。对于完成登记的粪商、粪夫，处理粪便事务所向每人发放制服“号衣”一件（式如背心，蓝色，印有号码），作为登记合格的标志。同时改善他们的运粪工具，向登记粪夫发放新式粪车、粪桶（粪箱），无偿使用。新工具为铁质或木质，粪桶外涂油漆，密封严密，较粪夫原用的荆条粪筐，卫生条件大为改善。新式粪车为双轮木箱粪车，一车能装1000多斤粪，运量加大又便于运输，而且可以不受之前政府规定之粪车通行路线的限制，能畅行市内大部分街道。这些举措，对于粪夫的工作应该说是很有利的。当然，这是“恩威并用”，当局也表示对于逾期不登记的粪夫，将予以处罚。

说来，市政府承认粪道产权，本已属维护粪商利益的妥协之举，但即便如此，粪道登记进展仍很不顺利。在不少粪夫看来，所谓的“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和“处理粪便事务所”只不过是又一次的权宜之计，因此并不热心响应，大多“仍取观望态度”。登记自8月10日正式开始，按处理粪便事务所原定计划，本该在一个月后的9月10日完成。但到了9月15日，政府有案可查的粪商粪夫1275人，仅仅递交了474件申请书，而正式完成登记和估价的更只寥寥36件。不但如此，北平四郊的粪业代表还联名向政府写呈文，要求展期宽限。粪便事务所乃至市卫生局官员“屡约各区素负声望之各粪商，恳切劝导，又多匿不见面”。对此，粪便事务所一面将登记时限放宽到11月20日，同时派人到办理效果最差、“钉子户”最多的北郊一带“说明宗旨”，当然也带去警告：“如不登记，决以严惩”。

很快，当局就开始“敲打”那些仍然桀骜不驯的粪商粪夫。10月2日，处理粪便事务所指控南郊粪商胡玉玺、北郊粪商王福和、外三区粪商杨廷瑞等人“或宣传反对，或挟持各该本地粪商不准来所登记，并勾结素无粪道公厕、向以窃取他人粪便为业之徒，扬言反抗。尤对于一般欲来登记之人大肆恫吓，遂更相率裹足，……种种顽抗令人发指”。在给卫生局、公安局的呈文中，粪便事务所宣称，这“少数不良分子”“暗中勾结蛊惑，作无目的、无意识之反抗，必欲故步自封，甘心落后，以能与官方刁难为自豪，设不将此项为首者严加究办，必于改进粪便事务前途影响至巨”，请求公安局予以惩办。公安局也全力配合，于10月8日将胡玉玺、王福和、杨廷瑞三人逮捕，直到他们认罪交代，才予以释放。胡玉玺等人“均为各本区界内粪业领袖，人均以其马首是瞻。”粪便事务所和公安局拘押三人，明显是敲山震虎，“以警其余”。

然而，这种威胁非但未能奏效，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部分粪夫与市政当局、特别是处理粪便事务所之间的矛盾。当时，已经登记的粪夫，从卫生局领取新式粪具，可以不受通行时间的限定。而那些没登记的粪夫，则受到当局更为严厉的管制，甚至有人因此失业挨饿，他们自然对“新政”充满敌意。而粪道登记对产权的确认，则断了另外一些粪夫的生路。前面粪便事务所呈文中提到的“素无粪道公厕、向以窃取他人粪便为业之徒”，行内叫“跑海”粪夫，俗称“捡大粪的”。这类粪夫专在他人粪道上“偷”拾粪便，没有粪道，也无从登记。“将来全市粪商登记完竣以后，登记者均有官发号衣、粪具为证执行工作。彼等（“跑海”粪夫）将不能肆其伎俩，故反对最烈。”一些粪商也“利用此辈心理，为其反抗工具”。矛盾本已积累日深，此次粪便事务所又出手整治几个大粪商，更是火上浇油。不少粪商、粪夫认为粪便事务所就是于德顺等人把持操纵的工具，“于大肚子”是要借官府势力排除异己，独霸粪行！

于是，久惯以激烈形式解决问题的粪夫们，再次发动了针对市政当局的请愿示威活动。1936年10月14日，早晨7点钟开始，北郊一带粪夫300余人，群集阜成门外。“所有粪车粪筐粪桶粪勺等，均置于道旁，一时臭气熏天，行人掩鼻”。众粪夫提出“反对登记，不愿使用新粪具及不受官方限定之通行时间路线，打倒（处理粪便）事务所正副主任于德顺、孙兴贵两人”等口号。随即，示威者奔赴阜成门内宫门口于德顺家“请愿”。当时于德顺到粪便事务所办公，不在家中，众粪夫见无人接待，遂大起“扰乱”，“意图捣毁殴辱”。因为警察赶到维持秩序，才没出乱子。粪夫在于家没达到目的，又转道前往宣武门外粪便事务所副主任孙兴贵家。孙亦外出不在，众人竟“将孙之老母（年七十余）加以殴打扑倒，经警察制止勒劝，始行解散”。当天下午3点多钟，又有粪夫在广安门外集会，准备进城向市长秦德纯请愿。当局表示允许粪夫入城工作，方才作罢。期间，还有部分粪夫砸毁了卫生局所发的铁制新式粪车，将数十辆粪车停放在道路当中堵塞交通，甚至发生“对于执行公务取缔劝诫之员警，肆行辱谤”的极端情况。

对于这次“10·14事件”，“当局颇为震怒”。市政府认定此次事件系“该（粪）业不良分子及粪商雇用之无识工人，密谋反动”。同时公开表态支持粪便事务所，称其粪道登记、改良办法，仍是“采取和平之办法，而以‘取之于粪业，用之于粪业’为改善原则”，“且系征得全市粪业代表正式开会同意，……所有商方委员及已登记各粪商，对于此种处理，均予以极大同情”，故不可改变。对于示威抗议的粪夫，当局采取分化策略，宣称事件系“一二为首，从中蛊惑，其余均为盲从”，并不代表多数粪夫真实态度。当局还强调，制造事端的是一直以来就受粪道粪夫敌视和鄙夷的“跑海”粪夫，以此对粪夫做进一步分化。其实，事件的主要领导李建魁，本身不但拥有粪道，还在城郊开设粪厂，雇有工人，并非“跑海”。政府攻击“跑海”，更多的是一种宣传策略。

事后，当局“决定采取严厉手段处置一切，以便使粪业得以彻底改善”。不久，组织请愿的李建魁、尹延庆、闻芝发等人即被公安局逮捕，并于1937年1月移送地方法院，按“妨害公务罪”提起刑事公诉。同时，当局宣布将对粪便改善事务，继续积极进行——处理粪便事务所继续办理粪道公厕登记，分发新式粪具；旧式粪具之通行，仍限于上午9时以前，下午5时以后，逾时即严行禁止。事务所还接洽卫生局，准备调用清洁班夫役18人，接替拒不登记的粪夫工作。10月30日，处理粪便事务所的纠查人员又将正欲“秘密开会，意图反动”的粪夫杨存海（据称也是10·14事件中“聚众反对最力之人”）捉获拘捕。

面对市政当局的强力措施，北平粪夫开始表现出恭顺合作的态度。11月7日，北平粪夫工会召开会议，一致决议继续遵照规章，按期进行粪道登记，“以示与当局彻底合作，协助市府合理之发展”。之后，粪道登记顺利了很多。11月20日，粪道公厕登记截止，登记者达1200余户，未登记者尚有300余户。卫生局决定，自21日起，对未登记之户，由粪便事务所派夫役接收其粪道公厕。同时，所有旧式粪车粪具，亦自12月1日起，一律禁止入城通行。

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粪道厕所登记基本完成后，登记费缴纳问题又凸现出来。起先，粪便事务所为求登记顺利，对很多登记粪户，准许其缓缴登记费。由此很多粪户便借机拖延，妄图逃避，甚至拒不缴纳。1936年12月，当局鉴于部分贫困粪夫无力负担登记和改善费用，还曾规定粪夫可向北平市银行办理粪商贷款，以减轻负担，加快登记，但应者寥寥。1937年初，粪夫登记基本完成。粪便事务所随即开始催促粪户缴纳登记费，警告欠费者不得再行观望，“若再迁延定即重罚不贷”。

新一轮的管理措施，自然引起了新一轮的粪夫抗议。1937年2月，粪夫朱名成等人向冀察政务委员会请愿，控告卫生局和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要求停止改革。冀察政委会下文批驳后，朱某又涂改政委会的命令文件，借以鼓动粪夫不缴登记费。卫生局遂会同警察局将朱名成逮捕，冀察政委会也以朱“涂改政令，鼓动风潮，殊属违法，决从严惩”。

4月2日，又有粪夫200余人到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官邸请愿，反对缴纳粪道登记费等改善办法。经市长秦德纯、警察局长陈继淹到场召集请愿粪夫训话，表示粪夫如有诉求可派代表向市府表达，当局“自然予以变通办理”，众粪夫才各自散去。当然，这只是官僚为求一时平静之说辞。事后，卫生局负责人即公开宣称：“市府为贯彻改良粪业之主旨，及顾全全市居民之卫生起见，断不容此等不良分子，任意鼓惑，决予以严惩，以儆刁风。”

由于请愿无果，部分粪夫在几天后开始罢工，特别是北城一带，最为严重，导致“北城粪便堆积，住户大起恐慌”，纷纷请求卫生局设法处理。为了应对危机，同时也担心“少数不良分子……行为，难免影响其他粪商心理”，改善粪业事务委员会于4月6日举行临时紧急全体大会，决定如罢工粪夫于三日内不自动复工，即由粪便事务所派粪夫前往接收粪道，而且提醒“其他安分守已之粪商，幸勿轻惑流言”。同时，当局派警察前往罢工地区，“一再训诫解释，并严惩祸首”。在官方压力下，罢工逐渐平息，东、南、西城各粪夫相继复工，仅有北城德胜门、安定门一带粪夫50余名，坚持到7日仍未就范。以至卫生局“连日据内三、内五等区内住户函电，请求派工清除者，日达数百起之多”。当日，卫生局决定如8日中午前怠工者再不复工，即派夫役接收粪道，代为清除，以重公共卫生及市民便利。

对于此一轮的粪夫示威活动，虽然一时间影响很大，但由于当时多数粪商已经取得粪道登记证，因此请愿反对并未取得全行业支持。甚至有“一部分良善粪夫”计划组织“北平粪夫正义工作自卫团”，明确表示与政府合作。不但“绝对服从官方命令，安心工作”，而且“遇有煽惑罢工及其它图谋反动消息，随时报告官方，以辅官方之不足”。“如对方用武力拦阻或强扣商等粪具，遇官方不及镇压时，为自卫计，必要时施以相当抵抗”。粪夫的分化使罢工者势力更为孤弱。而当局的镇压则不断强化。罢工期间，18名罢工者被警方抓获。8日中午，处理粪便事务所职员，会同警察局、军警督察处及卫生局警察、夫役共200余人，配备粪车50余辆，前往安定门交道口一带，开始实行接管粪道。卫生局还派清洁股主任刘凤祐等人监督指挥。当地罢工粪夫情知无法再行拖延，遂纷纷携带粪车入城，恢复工作，复工者约100余人。对于复工粪夫，当局认其“均有悔悟心理”，准其在原粪道、公厕“照常工作”。至此，4月粪夫罢工事件基本平息。此后，粪夫再也不敢贸然发起大规模的诉愿示威活动，基本能服从当局的管理。“平市各粪商日来领用新具及缴纳登记费者，颇为踊跃”。

到1937年5月，历时数月之久的粪道、公厕登记、缴费工作基本完成。自民国建立以来，历经二十余年的挫折和努力，北平市政当局最终在承认粪夫对粪业专营权的情况下，建立起了对粪夫的管理体制，尽管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但仍是北平市政管理上的一大进步。当局的粪具改良工作此时也进展顺利，至1937年7月，处理粪便事务所已发放新式粪桶900具，另有铁制粪桶与粪夫自备之新式粪具700余具，共1600余具。处理粪便事务所本还计划再赶制粪箱200对，分别发放，但被卢沟桥的炮火打断。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不过处理粪便事务所并没有停止运行。日伪当局也认为官方监督、粪商办理是个安全有效的办法，便延续了这套体制。而一套制度稳定下来，钻空子、利用它夺权谋利的人也就冒了出来。粪业改革的受益者，除了地方政府，就属控制粪便事务所的大粪商了。最典型的，还是身为事务所主任的于德顺。日伪时期，于的事业锦上添花。他本人又拥有了“北平市粪便协会”会长兼“粪便调解委员会”主任的头衔，直接受日伪新民会领导。抗战胜利后，于德顺长袖善舞，稳坐钓鱼台，摇身一变又当上“粪业清共委员会”主任，受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管辖。当初其他粪商恨他，指控他排斥异己、中饱私囊，绝非空穴来风。日后的事实表明，于德顺确实利用粪便事务所主任职权，借粪夫登记之机，强收税费，欺压同行，操纵北平粪业10余年，个人也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不但称霸粪业，还把触手伸向社会，特别是为当局充当政治打手。据新中国建立后清算：1937-1945年间，于德顺指使打手80多人，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等高校6次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勾结官僚、特务，豢养打手40余人，敲诈勒索，谋财害命，先后逼死人命就有8条。而与于德顺的富贵荣华、熏天气焰相比，广大普通粪夫则依旧是身坠“贱业”，遭受粪商沉重剥削，靠艰辛劳动谋生的“屎猴儿”，饱受社会歧视侮辱。

旧的封建性极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直维持到新中国建立之初。据1950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调查：当时全市有粪道1857股，大大小小的粪道主和粪霸仍然剥削、控制着1000多名掏粪工人（粪夫）。一些顽固粪霸还在捣乱滋事，暗中破坏。有人扬言已经动员了1万人，准备向人民政府请愿。对此，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卫生工程局发布了《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同日，于德顺等23个民愤极大的粪霸被逮捕。12月，大粪阀、恶霸于德顺等4人被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其余的判处徒刑或劳动改造。至此，北京的清污行业彻底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