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喜好旅游的高梦旦终于拉动刚刚忙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张元济来了一次入川的壮游。重庆、成都、乐山，从出发到归程，盘桓了将近一个月。身体一向健康的高梦旦因小病而积大疾，在返程宜昌的船上就病倒了，返回上海没几天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年六十八岁。

高梦旦的去世，给张元济的打击是极大的，他在挽联中就有深刻自责之语：“不药为中医，受尽酸辛，底事体肤服和缓。万难是行路，愧疏调护，空余涕泪望岷峨。”愧疏调护，引以为恨。

是啊，从 1903 年冬天，高梦旦进入商务印书馆，聘为国文部主

任，参与《最新教科书》的编纂，直到 1936 年去世，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了近三十五年。俩人不仅在事业上互相支撑，更是商务印书馆发展的共同推动者、见证者，他们风雨同舟，又互相砥励，是无话不说的朋友，感情之深，无人能比。胡适曾说高梦旦：“他爱敬张菊先生，如同爱敬他自己的两个哥哥一样。”1

张树年在回忆父亲的《张元济往事》一文中，专撰一章《痛悼梦翁》，其中写道：“父亲一行6月21日离渝，27日返抵上海，在船上，高梦旦就病到了。抵沪后，立即住宝隆医院治疗，不想竟一病不起，于1936

1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年7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8岁。他的病起于炎，可能是旅途劳累加之受了风寒，经医治后有起色，不想失眠症大发，服用了过多的安眠药，酿成了不幸。高梦旦先生是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又是商务印书馆中共事时间最长的一位合作者。他们的友谊和30余年的亲密合作可以举出很多事例。”2

张元济和高梦旦因俩人在馆几乎形影不离，关系极为密切。无需以编年体的交往考来铺排他们之间的交流，单从目前能看到的一些琐碎的记录中，我们便能深刻感受到，他们一起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所形成的心心相印和相互依赖，最终在事业上形成了几乎不可割舍的整体。

由事业的结合而产生真挚的友情，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事业，必然升华了特殊的真情。张、高一生，就是友情与事业互动与升华的典范，事业加亲情让他们生死与共。事业与友情的高度契合，在张、高俩人身上达到了难以置信的高度。精神与理想的一致并共守是他们一生的支撑点，但两片树叶尚且不同，何况张元济突出的文化性格，他们之所以能够互参互融而为一体，这其中，高梦旦的高迈境界、圆融个性以及淡泊名利的情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新式人物

高梦旦（1870-1936），福州长乐人，出生于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之家。兄弟三人，长兄凤岐以桐城派古文学知名，考取御史；次兄而谦留学过法国巴黎大学，精通洋务。少从长兄读书于福州九彩园，初

2张树年《张元济往事》156 页。

学古文词，并考取秀才。中法马尾海战后，因感清廷日弱，遂绝意仕途，放弃走科举之路，开始涉猎西学译书。高梦旦是这个时期罕有放弃科举正途之人，不愿入仕途，可见他是一个对人生道路有充分思考并坚定自己理想信念的人。

高梦旦也是很早就“好为实用之学”、倾向维新改良的知识分子，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就曾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函札往还。1896 年，高梦旦和长兄一起到杭州知府、福建人林启所创办的求是书院任教。时值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倡变法维新，高梦旦对此十分赞成，特作《议废除跪拜逸事论》投稿登于《时务报》，此文受到梁启超赞赏，“梁读之，大为叹服”，3后两人遂结成忘年交。高梦旦尤与汪康年交谊深厚，汪康年曾聘请他入馆办报，高梦旦因故（？）惋拒，最后到蚕业学校任教。

这期间，高梦旦参与并促进了林纾的《闽中新乐府》《茶花女遗事》的刊行事，是为他从事出版之始。高梦旦《闽中新乐府书后》：“甲午之役，我师败于日本，国人纷纷言变法，言救国，时表兄魏季子先生主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余馆其家，为课诸子。仲兄子益先生，王子仁先生欧游东归，任职船局，过从甚密，伯兄啸桐先生，林畏庐先生亦时设游宴，往往亘数日昼，或买舟作鼓山、方广游，每议论中外事，概叹不能自己” 。4

1901年，求是书院已扩展为浙江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也读到高

3蒋维乔：《高公梦旦传》，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0页。

4370-371。

梦旦的文章，也十分钦佩之，于是聘高梦旦为教习”。5第二年，浙江大学堂选派学生赴日本进修，高梦旦任留学监督，在日本逗留一年左右，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期间他通过对日本的中小学教育的广泛调研，有感于日本经济之所以发达在于其大办教育，教育之本在中小学，中小学教育之重点在教科书。1903年冬，高梦旦回到上海，正好遇见张元济，谈到编写小学教科书之事，发现俩人思想一致，当下一拍即合。于是，张元济邀请高梦旦加入编译所并担任国文部长，主持教科书的编写工作。1904   年初，高梦旦正式入馆，月薪百元，待遇不及外聘伍光建一半,其所求非得利可知,）。

高梦旦之所以选择走进商务印书馆，正是因为与张元济的教育理念相符，也是他游学日本归来后的志向追求。如今，看到张元济等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便毅然决然加入进来。从此，高梦旦与张元济一起，不仅把学问和精力奉献给了商务印书馆，还以极大的热情和真诚无私的方式帮助张元济，和他一同走过了创造商务历史，见证商务传奇， 而又充满起伏跌宕的艰辛人生历程。

二、如左右手（标题是否删去）

商务印书馆快速发展，又是文人学者聚合之所，自然是各种背景和性格的人都有，在管理层中形成了教会和书生两大阵营。编译所内部虽大多系书生，若以地域而论，则有福建帮、广东帮、常熟帮、浙江帮；

5《书报话旧》    p8-9。

若以留学背景论，又有留日、留欧美之分，更有科举和留学之别。如此纷繁的局面，起初得益于创始人夏瑞芳和张元济的融洽相处和善于协调，因而矛盾很少。1914年夏瑞芳遭暗杀后，馆内一时群龙无首，众人力推张元济主事。张元济自知有道无术，管理一个编译所尚感吃力，遂不愿居其位。（此处转折不明）张元济一向性格耿直，与高凤谦在馆内矛盾甚大，但高又是创业元老兼总经理。因此，俩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就由高梦旦出面，加上陈叔通从中协调，也只有这俩人说的话，张元济才听得进去。

张元济的倔强，加之他在馆内有高名望，难免会为一些短视或谋利之人所不快。高梦旦善于讨巧，为上下内外周旋，为身居高位的张元济起到了很好的润滑作用。倘少了高梦旦的圆通和气，张元济要顺利地把想法变为现实，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上，始终上演着各式各样的争斗、矛盾，但张、高俩人的合作堪称天衣无缝，不仅达到了无比的成功，且让人难以企及。如果说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敢于牺牲，而高梦旦则为

张元济达成目标而勇于奉献一切。他是张元济出版方针制定后最可靠的执行者。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执行者、实施者，才让从思想到行动上都有些狷介和古板的张元济总是获得理想和满意的场面与效果。当张元济与馆内元老在用才上发生矛盾冲突时，高梦旦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高梦旦的热度和温度为张元济所制定的大政方针和在馆内管理政策的实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梦旦与张元济一起相处几十年，可谓同事、朋友、同道。若说编译所内的家长是张元济，高梦旦则绝对是可亲近的大哥，更是张元济议事的主要对象，也是办事的干臣。所以，张元济定期招饮的家庭聚餐或外宴上，总是离不开高梦旦。如果说张元济主要是谋大局，那高梦旦则是一个忠实、有力的实施者。他们亲密无间的合作和相互帮助，堪称企业组织中的典范，这种典范是在其他组织机构难以寻见到的。这一点，让我们今天犹倍感钦羡。

国文部的庄俞，在《悼梦旦高公》一文中写道：“盖菊生先生与公情投意合，如左右手，事无巨细，必咨于公，语于公，谋于公，重大问题公未与议者，虽决不行。如遇数人意见不一致，得公片言，立可决。”“公精计学，措置自适当。编译所日就扩充，最盛时分至二十余部，而菊生先生时已主持总公司，不能专主编所事，惟公独任之，公遂为编译所所长，亦以余力参与总公司事。”“公之于事，欲言则言，无可言则不言，言必尽其意。自初入公司于编译所如是，其后于总公司亦如是，故其在公司名位或虽有变革，不啻三十余年之总参谋也。”6

张元济是幸运的，有这么一位高尚无私的通人为他谋划，做诸项事业的推手，才促成其卓越的文化事业。高梦旦是快乐的，在张元济这位“家长”的支持下，最终实现了其理想和事业。尽管他始终坚持“成事不必在我”的信条，但在成事的过程中，他一定也是快乐的，所以当年在馆中的人都说，高梦旦是一个轻松、诙谐、幽默的人。

高梦旦的创新、开拓精神为一般出版家所不具备，而身气之仁厚更是其推动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因为要融聚文人相轻、于6《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59-60 页。

今为烈的各式新旧知识分子，没有为人着想的心思和宽恕忍负的性格，是无法将其粘合的，遑论上下齐心、合力而为了。

二、新式教科书之魂

在清廷颁布“癸卯学制”之前，新式学堂和取代三、百、千的课本早已出现，如南洋公学的《蒙学读本》、无锡三等学堂的《国文读本》、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商务印书馆自己也出版了杜亚泉的《文字初阶》（六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但这些书既不按学制，也无教授法，无法大规模推广，只能说是教科书的雏形而已。

1903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作为破科举、建学校的国家政策，彻底打乱了当下的教育体系，零碎的新式课本自然无法满足全国即将重建的教育体系。商务印书馆把握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以日方入股资本作为支撑，且在精熟日本教育和热心教科书事业的高梦旦加盟下，辅之以蔡元培原有的爱国学社骨干力量，商务印书馆终于在高梦旦“规定整个编辑计划”的战略方针指引下，彻底放弃固有之见，以突破国文教科书为重点，全面系统地创建了不仅配合学制，而且极具质量的全科新式教科书：由小学、中学再到教授法，一举而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打下坚实基础，新式学堂的建立也不再是无米之炊。

关于编写小学国文教科书的整个过程，参与一起编纂教科书的蒋维乔回忆道：前期只是尝试，甚至采用包办的方式，先由蒋维乔、庄俞执笔起草，由张元济、高梦旦和日本顾问长尾桢太郎、小谷重参加讨论和修改。但“高梦旦来，始规定整个编辑计划，特别注重国文”。对

于小学国文教科书，“先定全部计划，然后着手编辑，采用合议制……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认为有讨论价值者，彼此辩论，不厌其详，有时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 7。高梦旦认为，“一人识力有限，必须互相批改，以求至当”。经过大家反复讨论、认真修改，最终编出了《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后，不到两周，即销售一空。这套最新教科书在教育界和社会上风行了十几年，取得了巨大成功。

从编纂第一套教科书起，张元济除支持高梦旦的总体规划外，更重要的是放弃蔡元培主张的包办制，除内部系统撰述外，还必须眼睛向外，杜绝闭门造车，通过多方接触，尤其是与刚刚兴起的新式学堂和教育界人士接触，集思广益，真正面向全国提供全新的自主的课本。随后，张元济、高梦旦、蔡元培三人又合作编辑了影响力极大的《修身教科书》，初小十册均由张元济编，高小四册由高梦旦编，中学五册由蔡元培编。

1904年初推出最新教科书，与传统蒙学和简单译述外国教材不同， 改由按学期、科目进行编写，既存教师教授法，又对学生课本分课程、练习诸项，充分利用商务印书馆印刷设备技术优势，配有大量彩色插图，达到前所未有的效果，使读书人可以学习教书，因此读书之人乐于读到此本。正是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的这种卓识和坚持，加之后来社会的认可，清廷学部审定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国文教科书》获得通过。清廷学部也最终放弃了统编课本的打算，在草草推出一两本社会并不认同的教科书之后，改为审定教科书，最

7《高公梦旦传》《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

后连审定也懒得做，其实也无力去做。在强大的团队和资本推动下，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自觉承担起了建设现代化基础教育的重任， 并不辱使命，加速了废科举、兴学校的文化阵痛，特别是精美的印刷和有效的推广，为迷蒙和痛苦的学子及家庭带来了曙光与希望。张元济昌明教育的宏愿由此得以迈出坚实的一步，商务印书馆从此走上康庄大道，引领着中国现代教育出版事业走过了百年辉煌。

在这项全新的事业中，商务印书馆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声誉，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更稳固了团队。这批教科书的编纂者几乎个个终老商务印书馆，但他们在生命事业上的发展，不限于教科书，而是拓展到了整个现代教育文化，乃至学术领域，成就了百年常为新的教育和学术。

三、新字典之父

新式学校发展起来之后，外来新词的大量增加，鉴于教学研究的需要，社会上对辞典工具书的需求大大增加，过去的《康熙字典》已不在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高梦旦大胆提议设立辞典部，创意编纂《新字典》和《辞源》。高梦旦向张元济推荐陆尔奎，由陆来主持辞典部并担任《辞源》主编。陆尔奎早年精通国学，擅长文字学，曾受聘于北洋学堂。当时新建立的学校纷纷招请陆尔奎执教，1908年，他在事业和理想的感召下，毅然决然地“挈全家居上海，编辑字典”。随后，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上马，历经八年，《辞源》才得以完成，至今九十年依然历久弥新。

1912年，首版的《新字典》前有高梦旦撰写《缘起》，详细记载

了张元济允其邀请陆尔奎、傅纬平、蔡公如、方毅等设立辞典部，以编《辞源》之事。辞典部设立后，张元济、高梦旦也无日不与编辑《辞源》之事，《辞源》于1915年正式出版。主编陆尔奎为编撰《辞源》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书成不久双目失明，为编辑《辞源》献出了全副身心，令人实在敬佩。从此，高梦旦为商务印书馆又开出一条新途。

陆尔奎在《辞源说略》中说：“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也。”壮哉斯言！商务印书馆邀集名流学者，长期精心打造的系列现代辞书，如《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等，今天商务印书馆已成辞书王国，这些都与高梦旦的当初的主导有关。杜亚泉在《辞源》（？）序中清楚地表述了高梦旦的卓见，当然，这些空前的文化硕果，不仅实现了张元济的理想主义，而且载入出版史册，达成了国家文化建设的至上目标。

三、大项目的策划与推手

人人皆知张元济一生成就了许多大事，但高梦旦即使在馆史中， 其出版业绩也罕有具体叙述。实际上，不仅每一个大成果后面都有他付出的心血，且有些项目，他发挥了独到而关键的作用，他是一个成就别人而从不居功的人。

高梦旦和张元济联手成功地运作《日本法规大全》一书就是其中一具例。翻译《日本法规大全》，是在1901年最早由张元济提议的，

得到沈曾植、盛宣怀等人的支持。但此后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事情也随之延宕。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在此形势下，国家急需建立法律规章、社会亟待普及法律知识，高梦旦当然知道张元济几年前已着手翻译的《日本法规大全》。于是，他便与张元济磋商，向盛宣怀提出申请，原南洋公学译书院组织翻译的译稿由商务印书馆邀请日文水平高的留学生来校订整理出版，此议得到盛宣怀的认可和夏瑞芳的支持。为争取时间，高梦旦组织他的同乡、留日学生刘崇杰、陈与年、刘崇佑、陈海超、林蔚章、褚嘉猷、王我臧等十多人进行补译，另一方面又由刘崇杰把译稿带到日本请东京的留学生汪兆铭、何橘时、章起渭等根据日本最新版本1904年第五版进行修改，并加入了1905年新颁布的法令，前后耗资上万。经过两年的认真校定加工，《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于1907年1月终于正式出版了。因为抓住了时机，完成补译出版之时，正逢国内立宪高潮，张元济趁机邀声名鼎盛的中外名流为之作序，中方有载泽、戴鸿慈、吕海寰、沈家本、袁世凯、端方、岑春煊、盛宣怀、张元济，日方有大隈重信、织田方、高田早苗。《日本法规大全》尚未出版，国内上自官府，下至机关、团体、学校，几乎 每处均订购一部。这部定价达二十五元的书，还未印时已预订出三千套，销售额在十万以上。仅两江总督端方就订购了两百套，最后究竟发行了多少，今天已不得而知。《日本法规大全》不仅推动了宪政运动的发展，为宪政运动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型项目取得了良好效益。

《日本法规大全》的出版，完全是张、高俩人联手，精诚合作的

典范，高梦旦因有留日督学身份，所以十分熟悉译书人才并有广泛之联系，张元济本身又与各界名流相知相交。更为关键的是，利用立宪高潮的大好时机，上下配合，中外沟通，不仅为立宪运动提供了法理与制定法规的权威蓝本，也切实为商务印书馆赚取了一大笔利润。前几年，商务印书馆为存资料，又以此书加以标点重印出版，以供研究近代史及法律史之用。

高梦旦除运作和谋划《辞源》外，许多项目都经他筹划。张元济初拟影印古籍为一巨编，定名为《四部举要》，后来听从高梦旦的建议，改名为《四部丛刊》，此书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出版品牌。高梦旦通过实践，养成了精干专业的出版经验，走出了一条擅于筹划、控制成本的专业出版家之路。这也是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一位区别于旧时代士大夫之迂腐而经验丰富的出版专家。

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三十余年，他做事精细，每成一书，都要对成本逐项加以估计，并算出定价，其精确程度“无人能匹”。1925年，北洋政府出资要求商务印书馆印刷《四库全书》，高梦旦即将印刷费用和方案详细算出。此后七十年中，《四库全书》影印数次，竟没有一次能超出他的预算。出版作为一项商业活动，不可能不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核算。今所幸还可以从其仅有的《<四库全书>校印计划》一文中可以看到他的工作记录8。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成功离不开一群人对理想主义者的信赖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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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可能最终达成实际之效果。正如张元济后期所做的一切，都仰赖高梦旦之力去完成一样。

四、参谋长

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近三十年里，他赞画筹划，襄理馆务，结纳名流，奖掖后进，引进新学，开启民智。商务印书馆大量出版严复、林琴南等闽人著作，高梦旦实主其事，可谓居功厥伟。

1918年9月，张元济辞去编译所所长之职，由高梦旦担任。其实，张元济早已把具体事务交给了高梦旦，但为什么要选择这时由高梦旦出任所长？原来三天后，商务在宝山新大楼就要开张了，随着商务业务的迅速发展，张元济趁此机会把编译所所长交给高梦旦，自己专心馆务。

1919年春天，因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商务印书馆各项产品受到冲击，面对压力，高梦旦提出了辞职。其中主要原因还是由于高凤谦与张元济、高梦旦三人在用人方面上各自不同。对老友的意见，张元济十分重视。不巧的是，次兄高而谦在京病重，高梦旦急赴京。不久，高而谦过世，张元济和高凤池联名具信让其留京休息。年底，张元济正有事赴京，他们俩人都离开了事务纷杂的上海，一起在北京讨论编译所改革事宜，并与京师教育界、文化界探讨改革发展之路。高梦旦这才打消了辞职想法，全力着手谋划出版新思潮丛书。

为适应形势，他们俩人最后商议，在北京设立第二编译所。编译所初期，如果没有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这批人，就不可能

在教科书出版上取得如此成绩。早期一直坚持编教科书，从没有离开编译所的只有高梦旦和杜亚泉。杜亚泉的专长主要在于科学，高梦旦则负责国文，自然和张元济走得更近一些。

在张元济的感召下，早年文采飞扬的高梦旦进入编译后，罕有文字或著作，他同张元济一样，一心一意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并且更为具体地操作起材料、预算、发行。张元济一提出构思，高梦旦很快就能作出详细预算，这一点，曾令王云五惊讶不已。王云五后来成为算盘专家，大概受高梦旦的影响不少。

高梦旦进入商务印书馆伊始，除主持教科书的工作之外，还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和张元济一道联络严复、林纾等人的著作出版。

高梦旦中西学皆精，是一个全面的出版文化人才。陈叔通谈到高梦旦时曾说：“谈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能不提到高梦旦。高梦旦不但学问好，且对于出版编辑业务也很精通，故以后出版编辑工作，实乃高梦旦主持。”他又说：“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历史上也是重要的人物，出版的基础成套的规划，高出力不少，我常说他是参谋长。9”

商务印书馆成功的关键是人才的使用，这里最核心的是张、高俩人所起的作用。张元济诸事都与之商议，听他决断，他们俩人都是维新而绝不保守、学养丰富却又开明的长者，有时高梦旦更敢于无拘无束地使用新人。

高梦旦为了馆务，更有惊人之举。他看中陆费逵这个人才后，先

9《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39 页

是让其担任国文部、出版部主管之职，后又让其主持《教育杂志》，将馆中要事托命于他，还把兄长的女儿嫁给陆费逵。陆费逵也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在商务印书馆锻炼成长后，他便自立门户，创建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一争高低，终成一代大家。郑振铎也是高梦旦发现的人才，他更把爱女高君珊嫁给了郑振铎，不可不谓高梦旦眼光之高。

在中华书局的事情上，高梦旦确实处于尴尬的位置，以致后来馆内决策时他大多不参与，但仍然物议汹汹，为此他不得不做出罕有的金刚怒目式发言。

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高梦旦曾配合张元济引进王云五的故事。“五四”运动以后，他看到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和图书已落后于时代，他自己又不懂外文，为了商务印书馆的事业进步，作为编译所长，他产生了“举才让贤”的想法。1921年春夏之交，他征得了张元济的同意，亲自去北京邀请胡适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持领导工作。胡适在婉拒后，推荐其老师王云五入商务印书馆，高梦旦主动让出编译所所长之职，担任出版部长。

胡适回忆起这段历史说道：“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业求付托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10”

王云五当时毫无名气，怀疑他才能的人，“商务印书馆内外皆有之”，高梦旦却用了三个月时间，帮助他熟悉馆中各项工作，在王接手后还尽力辅佐。有商务印书馆元老对此甚为不解，高梦旦解释道：

10 《高梦旦先生小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52 页

“公司犹国家也。谋国者不可尸位，当为国求贤……国方得以长久。” 在商务内部人员对王云五出任编译所所长表露不信任的时候，高

梦旦则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帮助王云五更快地在商务印书馆立住了脚。遭“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几乎成为废墟，王云五仅用半载便使商务印书馆恢复元气，只此一件便充分证明高梦旦慧眼识珠的卓识！

五、闽派之首

高梦旦继张元济之后主持编译所，实际上是王云五到馆之前的核心人物。高梦旦早期成功地聚拢了一大批福建文化精英和首批留学人才，成为商务印书馆早期最核心的力量，是继蔡元培引进绍兴帮之后，后来居上，比绍兴帮人数更多的又一强大的地方精英群体。商务印书馆内部的福建帮可以说是人数多、关系密，贡献大的一个群体，从投资人、作者到管理者，在商务印书馆发展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福建帮核心人物是高梦旦和李宣龚。

在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由于聚合的人员众多，形成了几个有鲜明特色的区域人群，有常州帮（前文是常熟帮）、浙江帮、福建帮。这些“帮”的形成，首先是主要人物立足后对乡贤的引进，其次是原有帮系的整体进入，集中体现了地方人才力量的积聚和消长。这与早年北大有浙江系一样，是文化机构发展的必然阶段。

庄俞曾说高梦旦：“知交不胜屈数。”在商务印书馆早期，有一大批有旧学根柢、闽中才俊——林白水、黄蔼农、吴曾祺、陈慎候、刘崇杰、黄土復、林志烜、江畲经、郑贞文、何公敢、林植夫、郑振铎

等，不下十余人，他们撑起了商务印书馆的半壁江山。我们不能把他们简单地视为普通编辑，他们本身就是文化作品的创作者，文化资源的提供者，尤其是文化产品的组织者。商务印书馆早年文、史、哲、经济方面的著作，福建籍作者所居比例最高。如刘崇杰等编译的《日本法规大全》，为商务创造了巨大的效应。

高、严、林三人都是福建人，老乡情，自然更易接近。严复的家信中，他把高梦旦看做知已。林纾与高梦旦关系更是特殊，高梦旦于1903年进馆，林纾同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伊索寓言》，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他去世竟达一百多种。林译小说风靡一时，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创造了巨大利润，林纾也因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合作获得了巨大的收入。

近代史上的著名报人林白水与高梦旦关系至深，林白水为福建闽侯人。1890年，进入福州高梦旦之兄高啸桐办的“铸龙堂书馆”学习。1894年，赴杭州在林迪家中教书，高、林得以一起共事，他与高梦旦结为文字之交。1898年后，又和高梦旦一起在杭州蚕桑学堂任教。1901年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参加蔡元培的爱国学社、加入同盟会。不久， 林就任《杭州白话报》主笔。自1903年起，数次赴日本留学。1905 年，林白水东走日本研习新闻之前，高梦旦以一千元的现款买下了他精心编撰的《中国民约精义》。林白水第三次东渡时，高梦旦约其撰写翻译《日本明治教育史》诸书。1908年秋天，林白水回上海后一时无业，高梦旦请林白水担任编译所特约编辑，首先让他对《西国立志篇》一书进行审定、加工，林白水全力以赴，

费时三月完成，改为《自助论》。不久高梦旦邀请他来到编译所棲身，编辑一套《少年丛书》，专门介绍中外历史著名人物。林白水后来编撰有六种：《哥伦布》、《俾斯麦》、《加里波的》、《大彼得》、《华盛顿》、

《纳尔逊》，是清末最早推出的以个人为主体的外国人物系列传记11。林白水作为白话文的早期倡导者，在这批作品就是他的白话尝试创作，其作通俗易懂，文笔优美，最多达近二十版，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长销书。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福建光复，林万里即应邀回省参加工作，就 此离开了商务印书馆。他的笔力借报刊而横扫千军，而他对社会的抨击揭露对社会的震撼无以复加。不幸的是，他在1926年被张宗昌所杀害。

高梦旦早年乐于和乡贤打交道，而且，自海禁开放以来，赴海外留学者又以福建人为先驱，遑论本身“旧学人物冠中原”了。但他并非因乡缘而阻隔人才，如当初他去考察王云五，陪他同去的郑贞文，就对王云五的外语与专业水平有些不屑。依郑贞文的学识和资历，所评也是妥当的，但他并没有听从这种评论，而是和张元济一样，果决地起用了这个改写商务历史之人。

六、文化圣人

高梦旦是一个敢于牺牲自我，并将一生都贡献给商务事业的人。他和张元济一样，为了编辑事业放弃个人著述，尽管他早年的文章曾得到梁启超的赏识，加之传说他写文章又从不留底稿。所以，不仅今

11 林白水离开后，《少年丛书》工作由孙毓修接手，共出版十二辑。

天我们能见到他的著述文章极少，即便当时编译所同仁也无从摘录其作品12。因而让人无从了解张、高俩人关系之深，尤其是没人了解高梦旦在现代出版史上的价值与贡献。他的一生默默无闻，甘愿为他人作嫁衣。

在周围友人为高梦旦所作传记中，均不约而同提到高梦旦的好性情，称其“性方行圆，待人诚恳”。商务印书馆内，人员众多，出身、经历、利益、性格均不相同，高梦旦以理游说折冲其间，三十五年无大冲突，被大家称为商务印书馆不可缺少之“润滑剂”。商务印书馆职员要求与资方谈判薪酬，全所罢工。高梦旦为资方谈判代表，其女婿郑振铎却是“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翁婿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会下依然相敬如常，在商务印书馆同仁间传为一时美谈。

张元济和高梦旦俩人的家庭生活则大不一样，张元济不仅生子甚晚，而且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子女长大，而高梦旦则不然，连胡适也艳羡地称赞，高梦旦与儿子高书哿关系如同朋友，高梦旦更是为女儿前途而将爱女高君箴许配郑振铎，显然，高梦旦在情商上是绝伦罕比的。

高梦旦十分热心推广十三月历，早在1896年7月，高梦旦即在《万国公报》（第90卷）上发表改历之说。他出版过的唯一著作是关于“十三月历”。后来他儿子高则岢成为天文学家，同乡高鲁则是现代天文学之父。

高梦旦研究十余年“四角号码”检字法，后发现王云五也有此兴趣，他给予积极帮助，把自己苦心钻研的稿件送他参考，王云五即

12高梦旦在 1912 年《教育杂志》上以“黎际明”的名义发表文章。

根据原有稿件加以改进和补充，最后完成“四角号码检字法”13。1926年，《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出版，王云五特于书首郑重声称：“高梦旦君为本检字法附角之发明者。且对于本检字法种种问题，为云五解决不少。本检字法能有现在之成绩，多赖高先生之力，谨此志谢！”之后，他将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应用于商务各种辞书手册，大力推广，也是为了方便读者。

郑逸梅《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创始经过》：“王云五不过因人成事，高梦旦的创造和改革精神是不可设的，自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以后， 高梦旦就提倡应用于该馆所出版的字典编排以及目录索引上”14。重视推广，更是高梦旦的事业精神的再次体现。

年届六十，高梦旦向馆方请求辞去出版部部长职务。对此，不理解他的人认为，他要放下工作去旅游了，理解他的人则劝他，商务印书馆需要他，他也需要商务印书馆，因为他并不富有。他则回答说：“馆外之身不可为馆内功。”张元济也反复劝说，最后他来了个自动不上班，最终经董事会决议同意他退休。退休后，高梦旦对馆务的关心仍一如既往。如“一·二八”国难突发后，他和张元济同时出现在办公楼上，且按时到馆。当时有人说，以退职之人而被发缨冠，急公好义如此者，未见第三人也。高梦旦一直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和张元济一道参与商务印书馆大事决策，直至逝世。

高梦旦去世后，发表有关他的文章和传记的有三人，除王云五和庄俞在《东方杂志》刊发两文外，时在太平洋旅途的胡适也写下了一

13 王云五《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

14《书报话旧》30-32 页。

篇《高梦旦先生小传》，文字虽简，但情深意切，近年来还被列入中学课本。胡适没有忘记这位至交好友。在那次著名的考察中，他前后陪同了几十天，让胡适刻骨难忘。他说：“他的可爱之处，是因为他最能忘了自己，他没有利心，没有名心，没有胜心。”“在他那浓挚、热烈的心里，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胜利，别人的成功胜利都使他欢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胜利一样。”这完全出自胡适的肺腑之言！尽管高梦旦精于算计，但只是显现在出版的业务筹划上，他从未为自己赚取什么利益。他没有像张元济等那样从事收藏，所以他的后辈将其遗藏捐给合众时，完全没什么奇珍异册，普通书而已，所以连专藏目录也无编的必要。他的全部智慧学识乃至财富都融入到商务印书馆的事业中，他的生命已与商务印书馆融为一体。

蔡元培写给高梦旦的一段评论：“先生乃一通人，亦一世好人，生平心力，尤尽瘁于教育文化事业，富于新思想，对时代议物，多主革新，其力主采用通历与简写字体，实重其合理化，先生为人精细无成见，为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功力甚大，且于增长率史上树一异彩。”蔡元培的挽联是：“理想尽超人，平易只求合理化；文章能寿世，菁华尤在教科书。”

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曾拟议追悼当年逝世的文化名人，中方拟定的有章太炎、丁文江、曾朴和高梦旦，苏联则有高尔基、卡尔平斯基。此事可见高梦旦的重要地位。

高梦旦逝世后，张元济在董事会上提议举办一场纪念高梦旦并有益于社会之活动，经王云五提议，从公司公积金中拔款设立纪念基金，

奖励研究学术有成就者，后来正式定名为“高梦旦先生奖学金”，1937年的《科学界》杂志上登载有高梦旦先生奖学金的新闻。不久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全面抗战爆发，奖学金只实施了一次。当代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曾回忆说，他得过这笔奖金。

高梦旦追求感性的生活，不作诗，不收藏，又废著书，所以他的史迹、行综，更多只出现在别人的日记与函札中，我们今天几乎没有可以研究他的完整史料。在检录历史的记载中，高梦旦似乎作为张元济背后的影子，也难以看清。尽其一生，首辅张元济，再佐王云五，严复、林纾、蔡元培、胡适等无不视其为至交，足见其地位之隆和声誉之广，他终生抱定一切以事业为重，以“成事不必在我”的宗旨，把自己的名誉地位置之度外，他这种高尚的品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虽然始终居于张元济的幕后，但这个幕后英雄的确太伟大了。

用胡适的话说：“高梦旦之所以伟大，他是不老的。”15因为他活在现实和理想的世界里，他虽然没有著作传世，门生袭学，但他的精神是鲜活的，他的生命也物化出商务三十年的辉煌。由于他太忘我了，有时甚至是张元济的替身，因此叙史者很难见到他的记载，除非亲自和他打过交道的人，但一旦和他打过，则无不钦佩其为人和能力，所以从陈叔通、胡适、王云五无不在文中叙其道德风范，馆内杜亚泉和蒋维乔等郑贞文，同样钦佩不已。他三十年的奋斗可以说商务每个重大项目都留下了他的智慧，前期每个名编都感染了他的风采。

15《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410 页。

参考文献：

书报话旧

花随人圣庵摭忆

胡适文存

胡适日记全编

胡适晚年谈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