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张元济接到叶德辉来信，叶建议《四部丛刊》如需借他处藏书影印，应“尽就近易借者借之较简便，亦较迅速”，“总以借得瞿书为功之半，江南图书馆次之”。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建立起的“涵芬楼”，十几年来收购古籍数目可观，但还无法与晚清四大藏书楼的规模相提并论。这四个藏书楼中，杨氏海源阁在山东聊城，既无旧交，也路远不便；陆氏皕宋楼藏书已在十几年前售至日本；而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收购了丁氏八千卷楼的江南图书馆都在上海周边，这两处收藏的善本可以满足《四部丛刊》的多数需求。

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一条流淌的河，那典籍就如奔腾的水，而传承文化则是对千万水分子亘古不变地守护。自古以来，皇家、寺庙、书院都是文化的重要蓄水池，同样，私家藏书也贡献了其非凡的力量。但朝代变革、时势化幻，往往让有志者难以世守，因为这不是不断地付出巨大财富便可以坚守的，关键在于这种文化的接力，需要信念和努力。

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铜琴铁剑瞿氏，积数世而魁冠一时，实乃文化史与藏书史上的异数。千古未有的变幻时代中，他们经历变故、灾难，仍有着不变的坚守之心，最终，这份信念和努力迎来了新的契机和大致如愿的归宿。

张元济虽出身书香门第，但祖上藏书早已散尽，他之所以走上藏书之路，首先是因出版事业的需要，因编辑同仁编纂检查资源的需要，故筑涵芬楼以聚旧籍。而在倾力为涵芬楼聚书的过程中，他目睹时局的动乱和藏书的散亡，这便激发了他努力收书的愿望，从而彻底热心于藏书。而后，他和一批倾力收书的朋友如傅增湘、刘承幹等人交往，以其身份和地位，他很快成为乐业者的核心和收藏资源中心，因其本人并非职业藏家，因此尽管与旧辈藏书家来往频繁，但他与真正的富藏世家交往却极少。

辛亥革命前后，张元济在一批藏书、刻书家支持下，开始设想利用影印方式传播珍本。他校辑《四部丛刊》，传之有序，世代典守的名楼自然成了他追寻的目标，他渴望与铁琴铜剑瞿家合作，尽管当时“丁陆瞿扬已寂寥”。[1]而这次合作不仅成就了张元济的事业，积聚数世的铜琴铁剑藏书也因张元济地支持、关注而得以传承。

一

坐落在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与聊城海源阁、湖州皕宋楼、杭州八千卷楼齐名，并称为晚清四大藏书楼。铁琴铜剑楼草创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创办人为瞿绍基。藏书楼初创之时，正处常熟城中陈揆稽瑞楼、张金吾爱日精庐以及苏州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藏书流散之际，瞿绍基为此四处奔走，多方搜罗，购得其中遗籍数万卷，其中多宋、元善本。尤其是汪士钟，其藏书大多来源自黄、周、袁、顾之精品，瞿氏得此精品，藏书始具规模。尔后，凡遇有不易购得之书，瞿氏便设法借阅，手自抄录。经过瞿氏十年之努力，终于成为苏、常一带首屈一指的藏书大家，其藏书与天一阁并峙海内。

瞿绍基将藏书处取名为“恬裕斋”，为子孙后代保持清逸恬淡的书斋生活，长守此书楼之意。瞿绍基谢世后，其子瞿镛继承先志，在恬裕斋的基础上广搜博采，所藏图籍日益增多，达十余万卷，为此而建新楼。瞿镛特别喜欢所藏的一张古铁琴和一柄古铜剑，于是将新建藏书楼命名为“铁琴铜剑楼”。瞿镛于1840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其子瞿秉渊、秉清继承其家业。书之递藏，得历三世矣。期间，瞿家曾将所藏珍本汇刻成丛书，用传统木刻的方式出版了十三种，最早刊于光绪三十年，影响日著。

瞿镛之孙瞿启甲，字启士，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1923年因拒曹锟贿选而归家，醉心于护理故籍，他曾捐献掌理常熟图书馆。瞿启甲在继承先代藏书之后，主持刊辑藏书之著录三种：目录、书影、题跋集录等。《铁琴铜剑楼书目》中著录宋本一百六十一种，金本三种，元本一百零五种。从数代所积之精华中，可见铁琴铜剑楼收藏之富，足与黄丕烈“百宋一廛”、陆心源“皕宋楼”媲美，是为东南藏书之翘楚。

铁琴铜剑楼积聚五世而饮誉海内，却无其他巨宅那样有官宦巨富之资，仅靠田租自营而投掷藏书大业，至二十年代才开始步入上海，堪称典型文化乡贤，耕读传人，《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赞其“儒素相承创守艰”，可谓得言。

二

从1911年起，商务印书馆开始用石印技术影印古籍，逐渐积累经验，到1915年就有了辑印大部古籍丛书《四部丛刊》的初步打算。拟定《四部丛刊》计划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就决定，除了选用涵芬楼自己收藏的善本书作为底本，更要求助于各地的藏书家，广泛商借他们的收藏。

所谓“书囊无底，善本无穷”。《四部丛刊》启动之初，出于对善本资源的考量，张元济想到了铁琴铜剑楼家传数代的藏书，并将其作为商借珍本秘笈的首要目标之一。但张元济并不认识瞿家传人瞿启甲[2]，他想起同年、藏书名家叶德辉与铁琴铜剑楼有交往，于是给时在苏州的叶德辉写信求助，希望他从中为之引荐。

叶德辉收到信后，对张元济的构想十分赞同，于是积极联系瞿家，力求为张元济的文化大业打开这一江南宝藏。作为名流、同好，瞿启甲对印书之事并不排斥，1919年夏，他接到叶德辉信函，得知内情，又经过叶德辉积极联络沟通，瞿家终于赞成印书之事，并通过叶德辉向张元济表达赞助之意，还热情邀约张元济等人来常熟观书。同年10月9日，张元济应瞿家邀请，与宗舜年、叶德辉、孙毓修一行人来到常熟，在铁琴铜剑楼观书两天[3]。

中国古代封建式藏书楼往往“秘不示人”，世代藏书家大多久沐文风，深得藏书苦乐。但瞿启甲历来主张“书贵流通，能化身千百，得以家弦户诵，善莫大焉”。当张元济向瞿启甲详细说明出版《四部丛刊》的计划，提出商借影印书目，瞿启甲慨然相允，尽出家藏，毫无保留，并欣然在《四部丛刊》发起人中列名。

1920年春天，商务印书馆的技术人员，前往常熟。当地其时还没有电灯，商务印书馆自备发电机，在瞿家茶厅设立工场，执灯影照，日夜不修。工作人员每天早晨用专册作借书记录，当晚用毕交还。历经一年有余，一直持续到11月方影印完毕。

铁琴铜剑楼将大批珍本借给商务印书馆摄照，每本古籍须逐页拆开摄照，很可能会造成内页损伤。在搬运途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考虑到藏书家护书若宝的心志，商务印书馆明确了借影中的责任，同时给予书主一定的经济补偿。如此，这借影古籍的合作关系也得到了长期保持。

《四部丛刊》从1919年开始，到1922年印成，共集经、史、子、集三百二十三种，8548卷，2112册。1926年重印时，称初编，出于铁琴铜剑楼藏书的善本达23种，占所收书十分之一以上，大部分为宋刻抄本。代表性的如宋刊残本《说文解字系传》（十一卷）、宋刻配吕无党抄本《小畜集》（十二卷）及元刻本《金华黄先生文集》。这是商务印书馆与铁琴铜剑楼合作的第一阶段的成果。

值得补叙的是，晚清民初，主要藏家大多刻传珍藏化身，尽至外扩到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其他珍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徐乃昌、刘承幹、张石铭、叶德辉，只有瞿家没有大规模开展此业，这与其缺乏人才技术有关。因此，张元济、叶德辉的主动登门合作，也正好为铁琴铜剑的藏书事业补上了短版。两大文化重镇，一个是藏书世家，一个是出版巨擘，就这样强强联手，缔造出二十世纪的文化大业，他们在合作的二十多年间，因情成事，完全交融，文化是他们共同志趣，传古化身是他们的乐趣。何其所幸，铁琴铜剑的世代珍宝能这样得以拂尘而出，通过高质量又具有影响力的《四部丛刊》，走入新的时代，厚福于当代乃至今天的学人。

1923年，战争爆发，为了藏书的安全，瞿家在上海租界内租屋藏书，将家乡的部分古籍移庋上海，这下与商务商议印书之事更为方便，两家的合作也更为密切了。当时，瞿启甲在家乡居住的时间较多，在上海的事均由他的三子凤起负责联系。瞿凤起遵照其父嘱咐，“随时请示张元济老，尽吾家所藏，待选所需，俾丛刊更为完备”。更为可贵的是，瞿家视影印之业为已业，不仅全力配合，且几乎未取酬资。1925年以后，摄照铁琴铜剑楼所藏善本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厂内进行，瞿家深感到能贡献善本也是一份荣幸，有如此境界实在可贵且为藏家风范矣。1925年，张元济为瞿家先贤《虹月归来图卷》题诗，其中有句曰：“涵芬覆刊嘉惠多，助我从编辑四部。”[4]即专咏此事。

1927年10月，张元济遭到绑架。时在上海的瞿启甲听闻消息，当即与二子一同前往张府打探问询。苦难巩固了他俩的友谊，更推动了流播善本的事业，两位老人决定不能再等了，在获救后回家的第十天，张元济即与瞿启甲商量借印铜琴铁剑藏书，双方很快签订租印善本书事议合同，由此《四部丛刊续编》得以顺利实施。1934年出版时，《四部丛刊续编》共收书七十五种，其中底本借自铁琴铜剑楼者竟达四十种，占半数以上，几乎成为铁剑铜琴楼的专刊。该本出书时间上较初编为短。《四部丛刊三编》于1935年10月开始出书，直到1936年7月出齐，共收书七十种，其中借自铁琴铜剑楼的底本有十六种。

《四部丛刊》底本借自私家的不仅以铁琴铜剑楼为最多，而且其中尤多大弓美玉，如卷帙浩繁的宋绍熙刊本《温国文正司马公集》80卷、宋刊本《皇朝文鉴》150卷。所以，日本汉学家武内义雄也称赞瞿家为《四部丛刊》之笔头（日语即首位）。（《支那学研究法》）

抗战初期，常熟故居遭日军蹂躏，善本藏书因移藏上海得以幸免。但家乡藏书却遭毁劫，瞿启甲为此郁郁不乐，于1940年初去世，其业则由子瞿凤起继承，瞿氏藏书至此已传至第四代。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全面抗战开始。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往长沙，资产及营业损失很大，大规模辑印古籍已不可能。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因张元济与瞿家父子之间的私人交往，商务印书馆与铁琴铜剑楼的合作进入了第三阶段。张元济原来拟订了《四部丛刊》四编的书目，瞿凤起去信说：“尚有待印目录，备再续者，其中吾家亦有十余种。”双方关于《四部丛刊》四编的合作，终因日寇带来的战祸而未能实现。瞿凤起说：“卒以日寇入侵，闸北机房及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书库遭遇焚，如商务印书馆原有赓续影印古之长远计划遂遽然而止[5]”。

三

1919年出版《四部丛刊》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部馆史上出版时间耗费最长的古籍丛书——《续古逸丛书》。这部丛书与《四部丛刊》立意不同，旨在为这些古书续命，所以按原书仿制，具有鉴赏价值。这部丛书的编纂持续至1957年，共47种，内将宋版书（其中仅一种为蒙古刊本、一种为《永乐大典》本），按原书大小用照相石印印出，完全保持原书面貌，其印刷、纸张、装帧都十分讲究，版本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都极高。因为《续古逸丛书》启动较早，所以收录品种较少，只有宋本《曹子建文集》底本借自铁琴铜剑楼。因铁剑铜琴楼丰富的资源，张元济于1928年又集中出了一批，九种底本借自铁琴铜剑楼[6]，占《续古逸丛书》中三分之一。

张元济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曾得到铜琴铁剑楼藏书地大力支持。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底本中，《旧唐书》、《前汉书》借自铁琴铜剑楼，《辽史》、《金史》曾用铜琴铁剑楼藏本校勘。解放前夕，瞿凤起还和张元济、叶恭绰一道合作，利用其所藏为《广东丛书》的影印出版做出了贡献，提供了所藏明余靖的《武溪集》。

铜琴铁剑楼最后两代人为张元济影印校勘古籍做到了囊底无私，有求必应。珍贵的资源和大量的善本大大支撑了张元济的几大工程，所取版本、校本冠诸家之上，铜琴铁剑楼为文化传播可居之功至巨至大。

瞿家藏书不仅仅是支持张元济，凡当时希望刻行校勘的大家都予以支持，如提供徐乃昌宋元本十种（1916年）以成《隋庵丛书续编》，缪荃孙品此举为：“使人间欲绝之迹，海内未见之本，传之艺苑，摆之寰手。”[7]乐于流传刊布之助，为罕见开明藏书家。早在瞿镛创楼之初，就曾开明地向刻书者出借珍本。宝问书馆所刻巾箱本《白虎通》、《风俗通》即借自其手。蒋凤萍辑《铁华馆丛书》，其中《文子徐灵府府注》、《列子张湛注》则借自其子瞿秉渊手。至瞿启甲之手，瞿家藏书才广开门庭，延友校书。缪荃孙刻书《云自在庵丛书》，有十二种借自瞿启甲，罗振玉刻《吉石庵丛书》初集中，《律音义》一卷北宋圣道本，也来自于此[8]。

   “真能爱护在流传”，“书贵流通”是张元济与瞿家父子的共同心愿和文化情怀，商务印书馆与铁琴铜剑楼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合作史。他们的合作，一方面使铁琴铜剑楼所藏珍本，经过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技术，化身千百，成为寻常学者手中的读本，并得以流传、保存，又通过商务印书馆编校人的辛勤工作，以他种版本配补或互校，使其学术价值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商务印书馆由于铁琴铜剑楼无保留地支持，使张元济主持辑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和《续古逸丛书》的版本，获得了最宝贵和批量的底本，这使得这几部大丛书的版本更加完善，学术价值大为增色。

四

每个私人藏书楼的消亡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瞿家亦然，所幸因得张元济的支持帮助而并没有走上毁劫之路。1930年，瞿家两度遭到乡人诬陷，说运沪藏书将出售日本人，作价72万两，此举引来中央政府极大关注，命令上海市政府查禁。张元济联合蔡元培等发函政府，在蒋梦麟等努力下，查禁令才予以撤销。同年，事息不久，又空穴来风，再生事端，张元济这次出面为之担保，再阻浮言，让世代相守之瞿家清誉得以维护。这不仅出自于张元济对瞿家的了解，也体现了他对铜琴铁剑楼这个藏书名家的尊重和关怀。

早在1937年，张元济在一派沉寂气氛中撰写的《涵芬楼烬馀书录》尚未告竣之时，便先想到请瞿启甲为之撰序，可见张元济对其敬重之深。瞿启甲奉命而作，遗憾的是，生前不及见，此书1951年刊布时，并未登出瞿启甲撰序，后来是由瞿凤起加以公布，才让世人得以知道这一段姻缘。今新刊《张元济古籍序汇编》收有瞿启甲所撰序文，得以附传。

张元济在出版《四部丛刊》的同时，亦帮助瞿启甲刊印了《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铁琴铜剑楼藏扇集锦》、《瞿氏四代忠贤遗像》等书籍。《宋金元本书影》乃商务印书馆为感念瞿家，而将录入《四部丛刊》诸书合编成册，以资景仰。其中，商务印书馆为《瞿氏四代忠贤遗像》所提供的彩色石印技术在当时可谓堪称一流，这也是一种友谊的回报吧!

当然，和同时代所有藏书大家一样，典守勿替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一件事，瞿家也不得不走上散书度日的阶段，但他们始终坚持原则，不走陆心源的老路，将宝藏卖给外国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选择出让有实力的国内收藏家或政府机构。铁琴铜剑楼最早将部分藏书卖给了陈澄中和九峰旧庐王体仁。

1940年1月，瞿启甲郁郁不乐，闻家版书焚毁而辞世，遗命“书若分散，不能守则归公”。张元济为纪念瞿启甲即赋八首七绝诗，题于瞿启甲遗像之侧。“鸡黍共君情似昨，人琴剩我首重回。”[9]“不堪回首卅年前，每望黄炉—怆然。”[10]深深怀念这位为流通古籍携手合作二十余年的老友。“真能爱护在流传，鸿宝珍藏意未安。深幸一瓻频借与，故教四部得丛刊。”[11]

瞿启甲辞世后，瞿家不得不售书过日。迫于生计，前后分四次售80种于文献同志会，也售部分于北平图书馆，郑振铎被邀请参与文献会工作，并继续商议其所藏书出路问题。

3月，张元济所参与的文献保存会曾向瞿凤起采购二十种善本，估价2000元。4月，同价购入十种。6月，又购入二十余种，计3000元。郑振铎力阻其廉价销售，最后双方约定，瞿家绝不它售，以安郑心。由此可见，瞿凤起世守之决心与信心。可惜的是，时世太艰难了。郑振铎为此又购入一批普通书，当是为其纾困之举。后来郑得到指示，希望将瞿氏善本全部购入，瞿家和徐森玉一道交流，最终不知何因，事情不了了之。

新中国成立后，瞿凤起三兄弟恪守瞿启甲遗命，将全部珍本595种，4000册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今载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达242种，1501册，这对于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来说，影响十分巨大，带动了全国尤其是上海地区的藏家捐献。另有部分捐献给常熟图书馆，大部分典籍得以善终。常熟瞿氏藏书延续五世，达一百五十年，清末民初的大家藏书以实物的方式走向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一则让世人得以取资利用，在历史的动荡中发出最后的幽光，在世中流失或消亡。除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曾绵延几百年，存世较长，这与他们世世代代珍寻爱护、奉献有关。所幸他们积聚最终为国家所珍护，其义举为国内藏书家所称道。

五

瞿启甲为助张元济影印古书将宝藏无私奉献，而张元济则以父挚身份，培养了瞿凤起乃至其孙，瞿凤起在上海读中学就是张元济亲自安排的，瞿凤起少年聪慧，当年张元济到古里访书时，他还是十二三岁的少年，但父亲瞿启甲却带着他一起拜见张元济等人。可见父亲对他的珍视、器重和栽培之心。那次见面，瞿凤起记忆深刻，以致步入老年之后他还时常回忆。

瞿凤起在良好的氛围和具体的事业中成为专家学才，实现了瞿家由藏而学地转变。瞿凤起自双方合作一开始就参与出版事务，他秉承父志，热心古籍流通，不厌其烦地为商务印书馆寻检所用书籍，协助校刊某些章节，撰写后跋，每天过得艰辛而忙碌，以致张元济嘱咐丁英桂不能过于麻烦他，“不宜为无厌之求”。凡是采自铜琴铁剑楼者无不经瞿凤起之手校勘。

经张元济精心培养，瞿凤起在专业实践中，成长为学识精绝的目录版本学家，最终成为清末四大藏书家中唯一一位精通目录版本的后人。瞿凤起晚年在校定藏书目录时，特地将所收入《四部丛刊》与《续古逸丛刊》的本子注明。解放后，瞿凤起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善本工作，最终老于上海图书馆。张元济对待瞿凤起，不仅解其困，且济其学，不枉瞿凤起一生以张元济为父执，他也是顾廷龙之外，张元济在馆外的又一位文化传人。

瞿家虽未大规模印书，但也有一些刻书之举，因循旧例，编印了一部分自藏和钟爱的善本。1923年，瞿启甲将所印书影及《中原音韵》十部，分赠涵芬楼及张元济、孙壮等人，又将十部委托商务印书馆寄售。两家友谊进一步得以密切，瞿家还特应张元济之请，送给张氏祠堂收藏，并加送了其它印书。

瞿家父子虽然没有如刘承幹及其他藏书家一样喜欢刻书，但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机构合作，使铜琴铁剑楼的收藏得到了更好地传承与传播，从而实现了瞿启甲书贵流通的夙愿。馆方与藏书家的这种合作也成了二十世纪的精美绝唱，就如今天要印一本书，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巨大，更遑论无偿印行宋、元珍本了。

近现代藏书巨擘以宋元本为收藏核心，拥有百种以上的宋元版藏书的有傅增湘、铜琴铁剑、涵芬楼及宝礼堂，而以皕宋楼居冠。常熟乃文人奥区，自明末清初钱谦益倡导专收宋本以还，此风甚炽。《书林清话》卷九《吴门书坊之盛衰》，即“国朝藏书尚宋元之风，始于虞山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又卷十《藏书编好宋元刻之癖》：“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隆，古刻愈稀，嗜书者众，零篇断叶，宝若球琳。”

其实在张元济的朋友之中，也不乏视宝秘善本如命者，苏州潘宗周就是其中一例，所得一律藏于租界工部局保险柜内，外人很难见到。傅增湘曾感叹：“一入金室石匮，便有长门永巷之叹，无复再见天日之时，可叹也。”“拜观且不易，何论流传。”因缘际会，张元济为其所藏书撰写了《宝礼堂本书录》，并合为编校过宋本《礼记正义校勘记》，并以传统的方式木刻出版。潘宗周及其子潘世滋对张元济有限开放，因此张元济对潘氏所藏典籍的利用程度，远不及铁琴铜剑楼。《四部丛刊》中只收录了有限的几种，如《翻译名义集》、《集注分类东坡先生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这与潘宗周富藏宋本逾百种，尤其拥有《册府元龟》、《通典》、《通鉴纪事本末》这样的巨帙宋本是很不相称的。因他本是银行家，便可将他归为藏书聚财的代表人物。而另一位喜秘藏的大家李盛铎亦复如此，有宋、元本二百多种，傅增湘、叶昌炽少数人看过后，均“为之人醉”，张元济、傅增湘数求之而所得甚稀，当然也有使用不便之处的缘故，因其所藏大多在天津，商务诸丛刊于北方平津。平津私藏利用不多不广，不无外因，幸喜其书未有散失，后均留存于北大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与铁琴铜剑楼合作，其成功之处，或者说在古籍保存、流传上的意义，远不止是简单地将善本出借和影印。其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张元济、瞿启甲、瞿凤起父子以及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校刊印刷方面的专家们，将这些珍本先行校刊、补配，使《衲史》、《四部丛刊》等书以最早、最佳、最接近原著的面貌呈现在世人及读者面前。他们为这些书撰写的大量跋文、校刊记，亦是民国以来古籍校刊学上的一项重大成果。

参考书目

近代藏书三十家   苏精   中华书局

铜琴铁剑楼书目录瞿镛编   瞿凤起补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顾廷龙年谱沈津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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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一浮句

[2]张元济辛亥革命前，他得知缪荃孙赴罟里观书一事，即致缪荃孙的信道：“敬悉观书罟里，秘笈有流通之机，甚盛甚盛。”“瞿氏进书百种，尊处择罕见者设局照钞，是否遣人赴罟里就录？敝处拟附钞数种，不知主者能许我否？”足见他对瞿氏珍藏的向往，更是希望能为他构筑的涵芬楼得到珍贵的资源。

[3]《顾廷龙年谱》：《四部丛刊》的发起，据张元济晚年的口述：“此事从最早有影印《四库全书》之议而起，彼（叶德辉）亦热心从事之人，陪往常熟访铁琴铜剑楼，其力也。叙例，孙毓修撰，惟尝采其意，是可证《书林情话》云云”。

[4]序

[5]《铁琴铜剑楼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6]

[7]序

[8]“良士虽保守先世旧藏，兢兢惟恐失坠，而于友朋之借钞乞校者，从未吝惜。其宋元善本，影钞精刊，流布四方，如蒋香生、徐积余、缪筱珊、刘聚卿所刊丛书，一时为之纸贵，张菊生辑《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命工就其家摄影数十种，而长编巨制，亦不胫而走。”

[9]其五

[10]其六

[11]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