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代学人

晚年居住在海外的胡适，1961年与胡颂平谈书时说：

“商务印书馆，名字叫做商务印书馆，其实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像张元济为了影印《四部丛刊》，都是选用最好最早的版本，里面有许多宋版的书。读书人花了并不太大的钱，买有这部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部书对中国、日本的贡献之大，也可以说对全世界都有贡献的。像《百衲本二十四史》，都是顶好的书。当时想征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报上以重价征求，始终没有出来。商务印书馆的确替国家学术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张元济当选院士之后，全国没有一个人说话。”[1]

胡适的这次谈话里，虽只说了张元济的事功，但也足见其对张元济的敬重和尊隆。张元济长胡适二十四岁，是胡适的“老辈朋友”里重要的一位。胡适不仅视张元济为圣人，而且对其人格、学问、事业无比钦敬。同时代人中，不一定能找出第二位让胡适如此崇敬的人。在胡适心目中，可能终生感念和亲近的，除了蔡元培以外，当数张元济了，而对蔡则更多的是感恩，对张则多了些敬重。

同样，张元济在1952年填写《干部履历表》底稿“社会关系”栏中这样写道：“安徽人胡适，初见其文字，勇于提倡白话文，居亲丧不为习俗所诱。余颇重其为人，在上海居同里弄，衡宇相望，时相过从。后胡适入京任北京大学校长，音书不断。解放前将去美，曾勖以研究学术，异日回国，仍可有所匡助，自出国后遂隔绝矣。”[2]这是张元济与胡适三十年相交的总结，特别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他敢于肯定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谈论彼此间的友谊，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其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钦佩。

两代学人，互相敬慕，三十年间，交往不绝。其实，他们俩人的交往，却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一般“亲情”，现存俩人的书札就有近百封之多。张元济致胡适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48年11月16日。次年年初，胡适到达上海，4月6日，由上海登轮赴美，张元济与他见过最后一面，这正与上文所述相证。

学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学问。张元济与胡适的通信，很少有不提及书的。借书、赠书、谈书、讨论编书、写书等随处可见。他们在书林中跋涉，在学海里畅游。胡适交御驻美大使后，虽仍挂名北大校长之职，但醉心于做学问，张元济完全理解，而且大力支持。胡适曾专心校《水经注》，今所留信书中，有关《水经注》的讨论可谓连篇累牍。对于有考据癖的胡适来说，张元济是他最好的知音和师长。毋庸置疑，张元济是胡适交往和见识的朋友师长中最擅校勘的文献大家之一。

然而，在至今所有研究胡适的著作中，罕有将张元济列为重点叙述的。这可能与张元济的声名不及胡适有关。事实上，胡适、蔡元培、张元济关涉最广最深，而蔡、胡之间更多的是同事与晚辈的关系，张、胡之间的来往则更加情感化。张、胡俩人是真正的朋友。张元济多次设法请胡来馆主持工作，屡拒屡请，被拒绝了也不计较，还十分理解。这对于视馆务为生命的张元济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时也说明，张元济是一个视胡适为事业所托的人。所以，尽管胡适每次推脱都出于真诚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关键时期设法为馆择贤，由他推荐王云五、朱经农等进馆，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由此，也让人看到了胡适对张元济的情义与支持。

二、结缘新文化

张元济虽然经历了多个时代，但始终秉持爱国求新的精神，时刻关注着时代发展的脉搏，所以总是与时代的主题、时代的风云人物联系在一起。早年从事西学讲求不用说，人到中年专注教育出版后，他便将搜罗人才的目光投掷到了最早一批沐浴西风的青年人。

1915年，张元济与留美学生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合作，让他感受到了新一代的崛起与精神风貌。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等以为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3]”在公司董事会上，他一再呼吁要从新人、年轻人中选聘人才，却与同为元老的高凤池所提出的“宜用旧人，少更动”的主张不同而受阻。1917年，他想聘用徐新六，高凤池认为留学生多靠不住，又说“此间人多不识”，张元济只得作罢，再约聘汪精卫，同样未果。但是“五四”运动之前，张元济还是成功引进了郭秉文、郑贞文、蒋梦麟、陈布雷、周昌寿、杨端六、郑太仆等人。他们大多是留学欧日、精擅西学之青年人，这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储备了人才。

胡适这位读着商务《华英初阶》长大的才俊[4]，在回国前夕，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1917年1月号上，打响了“文学革命”的第一炮，从此声名大噪。其实，他在1916年初已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设计标点符号，也是文学改革的刍声。1917年夏天，他结束了美国七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继续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由“文学革命”而扩大到提倡“新文化”，抨击旧文化，被复古派视为“覆孔孟、铲伦常”的“过激党”。张元济对此已有所留意，但真正开始近距离了解，还是从另一位早于胡适学成归国的、后来同样风云际会的蒋梦麟身上看到的。

事情缘由是这样的，1917年8月，与胡适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蒋梦麟归国，黄炎培介绍他到馆工作，蒋梦麟于1905年中过秀才，1908年抵美，九年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不仅比留美七年的胡适资格更老，而且阅历和知识在新派中也是罕见的，十分符合张元济的要求，当即被聘请到馆。这是张元济着手引进欧美留学生的最早行动之一。

当年，黄炎培向张元济推荐蒋梦麟时，提出要蒋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张元济满口答应。蒋梦麟加盟商务印书馆不久，就向张元济提出，要与学界联络，出高等学术书，不能单纯从营业计。这对张元济的触动很大。经张元济同意，蒋梦麟决心推出一套译介西方文化学术丛书的书籍，即致信正感叹的“吾国学术之衰落至今日已极”的胡适，希望共襄此举：“各省教育代表之伟论，咸谓吾国所出新书，无一可读，若是以往，中国文化前途不堪高想。弟实忧之，于是商之于商务印书馆主事诸公，请编辑高等学问之书籍。[5]”

胡适刚归国，蒋梦麟即向爱才如渴的张元济推荐约聘之。不过人并未到馆，因为蔡元培早就听从陈独秀的建议，将其聘为北大教授了。而胡适在未接触商务印书馆和张元济之前，从观察出版业角度谈论商务印书馆时，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他在1918年新年《归国杂感》说：“上海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6]”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虽然只是胡适在没有了解实际情况时的感受，但是远距离的观察和方向道路的选择，让胡适写下了如此的文字，虽不算过激，但对商务而言终非美誉。出自一个青年才俊的感受，文章引起了张元济的注意。1918年，胡适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用白话文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论文《公孙龙子的哲学》，商务印书馆给出的稿酬竟然与当时最富盛名的林纾同价。是否与张元济有直接的关系不能确定，但肯定符合张元济为馆与办刊的旨趣，则不待言也，也体现出张元济胸襟以及对胡适的接纳与厚待之意。

张、胡初次相见当是1918年7月，张元济北上，蔡元培为其在北大主办茶话会。胡并不是茶话会上的主角。1919年4月8日，张元济在日记“用人”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托（孙）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三百元。”这是张元济第一次约聘胡适的记录。当月底，胡适、蒋梦麟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来沪，得机会拜访张元济。5月1日，他们在编译所又见面了。这一天，张元济在日记中这样记着：“胡适之来谈，闻筱庄言，拟在京有所组织，余答以前闻大学风潮，颇有借重之意。胡又问，此系前说。后筱庄又托人往谈，似系搜罗人才，余言亦有此意。京师为人才渊薮。如有学识优美之士，有余闲从事撰述者，甚望其能投稿或编译。[7]”

由于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胡适来去匆匆，无暇与张元济详谈，也没有答应约聘，但彼此增加了信任和了解，奠定了日后交往的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社会潮流向追求新知识、新内容、新观念、新思维和新语言转变，文化氛围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务印书馆在这个潮流之下显现出一定的颓势，加之社会精英们的一些舆论批评，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利局面。“五四”运动的大潮使张元济更加趋于新的思想，真正认识到了自己“老化”的知识。为了跟上形势发展，商务印书馆开始奋力追随新潮流，张元济决定启用新人，寻找一个代表性或符号性的人物，胡适成为了他眼里的不二人选。胡适精通外语，新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因蔡元培所写不吝其辞的赞扬序言和商务无远佛届的发行网络，甫一问世，十分畅销，获得了年内加印三次的良好业绩，《中国哲学史》成了继严复译作之后最为畅销的学术作品，使其一下获得大名。也使胡适在北大和学术界立稳脚跟。

1920年初，高梦旦向张元济建议编一种哲学、教育科学的丛书，选西人名蓍，托胡适之等人代为主持。张元济表示同意。不久，张元济与高梦旦商议，在京设立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请胡适主持。10月，张元济上北京与胡适见面。可惜，由于胡适太忙了，没有参加编选这套的丛书，第二编译所也没建立起来。在京设立第二编译所不成，反而让张元济更加迫切地希望胡适能来沪主持编译所工作。在他的急切安排下，1921年4月，高梦旦专程赴京邀请胡适南下，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这种礼遇，对胡适来说也是一份殊荣。回国两年，他想必已感受到了一个真切的商务和张元济的志趣。

胡适几经婉辞无效，只好答应暑假时去上海看看。张元济知道后，特致信胡适道谢：“适之先生惠鉴：高梦翁返沪，询知贵体复元，起居康吉，甚为欣慰。敝公司从事编译，学识浅陋，深恐贻误后生，素承不弃，极思借重长才。前月梦翁入都，特托代恳惠临指导，俾免陨越，辱蒙俯允，暑假期内先行莅馆。闻讯之下，不胜欢忭。且深望暑假既满，仍能留此主持，俾同人等得常聆教益也。[8]”这是现存张元济致胡适最早的一封信，慕才、求才之情，溢于言表。

胡适于7月16日如约抵沪。胡适的莅临，被《商报》最先捕捉。报社记者到商务印书馆采访，立刻刊发《胡老板登台记》的花边新闻：“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自从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经理以次均迎自门首，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

胡适“登台”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亲去车站迎接，并同去胡下榻的旅馆，倒被记者忽略了。受此隆遇，胡适感受到了张元济的厚意。到沪第二天，胡适就开始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他找了许多人了解情况，对郑振铎、郑贞文、杨端六等年轻编辑们的改革建议颇为赞许。他在日记中详细地抄录了他们的改革方案。在高梦旦约请的一次新人的聚会上，胡适提出了对编译所改革的意见，如每年派人出洋留学或考察、办完备的图书馆、办试验所、缩短编译人员工作时间、增加进修机会等，受到了大家的赞许。同时，他就涵芬楼藏书和商务印书馆的各种出版物，也作了详略不等的评论。期间，张元济亲自找胡适讨论《常识小丛书》的编纂问题，希望由他来主持出版一套新的知识丛书，胡适很快拟了一个《常识小丛书》的计划，并拟了二十五个题目。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还主动提出试撰《孔子》、《耶稣》两题，尤其提出要价格极廉的出版思路。

胡适这次考察历时一个月，由于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广泛的接触，他感受到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的品格，让这位西学俊彦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他们人格的魅力。从此，胡适同张元济的关系，也真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二度荐才

当年，张元济力劝胡适留下时，胡适却迟疑了。通过具体的实地考察，他的看法与刚刚归国的杂感完全不同了。虽然胡适认为：“这个编译所的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力量”，他也很想和张元济在一起工作，但又觉得自己不能离开北大，不能放弃学术研究，“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在极度的矛盾之中，他一方面认真地为商务印书馆做了一个“改良计划书”，在自己理性地放弃诚聘后，他更为用心地举荐了一个替代自己，不负张元济苦心的“最佳人选”，他昔日的老师——王云五。历史证明，胡适推荐王云五，比他亲自出马更为意义重大。

王云五那时候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胡适推荐他时，把他说成了一朵花：“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可以说是对商务印书馆诸君的好意了。”那热情真像《三国演义》中的“元直走马荐诸葛”！商务印书馆的领导人有些犹疑不决，胡适不吝美言，进一步夸赞王云五说：“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没有文凭和学位，你们可以怀疑他没有能力胜任，但是，待人在于有疑处不疑。我建议你们重用此人，应该不会错！”这样的评价和推动，为寂寂无名的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定下了基调。胡适自己也得以抽身，又为期许甚厚的张元济交了一份答卷。

胡适考察编译所和推荐王云五加盟编译所，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张元济思才若渴，从善如流，但胡适的推荐还是起了最关键的决定作用。1921年9月，王云五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此后，胡适对商务印书馆所产生的影响力，一如早年蔡元培在商务印书馆草创时期一样，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已成为出版文化史上的一个佳话。

其实，胡适也并非对出版事业无兴趣，就在张元济诚邀之前，胡适曾入股亚东图书馆。他在晚年的传记中说道：“从1920年到1936年的十六年间，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传统小说名著，同时也督促我们的出版商之一亚东图书馆在这方面多出点力。亚东是一家小出版商，除了陈独秀和我们一般朋友，编写一些书交给他们出版之外，根本没有资本来印其它的东西。[9]做股东与以出版为专业当然是迥异的选择。

据此，有人说他的一切著作均交亚东图书馆出版，则非确语。他的确筹划、支持亚东图书馆出版古小说数十种，一时也颇为风行，并为亚东图书馆赚得了较大的收益。按理说，胡适应该将该书贡献给商务印书馆，回报张元济，支持王云五，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在胡适看来，这是他回馈、支持同乡的一次客串而已，并不能视之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胡适和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既是安徽绩溪的小同乡，又是四代之交，他本人还入股了一百两银。亚东图书馆正是有了胡适和他的朋友作为资源，才发展并坚持下来了。胡适在亚东共出版了九种[10]。巧的是，陈独秀在亚东出版的作品也是九种[11]作品。从1913年创建到1922年十年间，亚东图书馆仅出书二十多种。后来，亚东不肯接受胡适劝告出版新读物，胡适撤回了股本，转投了新办的北新书局。从此，亚东图书馆经营更为困难。胡适几次想让王云五接手，却最终没有盘下，但《胡适文存》则由商务印书馆接印之。胡适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英文版）虽由亚东出版，但为了质量，他们交给商务排印，其质量之高，让亚东的出版者赞不绝口。[12]从上述史实看来，胡适参与了出版，但出版当然并非他的志业，并非胡适辞商务而不受的纠结所在。

时光过了二十年，在商务处于危亡之秋，张元济在王云五离开之后，再次想让胡适来执掌商务。事情是这样的：

1946年5月，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议李宣龚担任总经理。此时，任用身体日益凋残的李宣龚，不过是应景而已。1947年7月，胡适做完了八年的驻美大使回国，一踏入上海就礼貌式拜见张元济。一生以商务为生命的张元济感到机会来了，直接提出请胡适接掌商务印书馆的建议，胡适只好向他解释自己无法委身商务。这时的胡适已非二十五年前的胡适，国内党政、学界对他寄予了殷切的期待，张元济只有无奈地理解。但是，胡适却十分眷顾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忖度之余，再次向张元济推荐了在哥仑比亚大学的同学、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朱经农出掌馆务，并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八月，朱经农即到任视事。胡适二度为张元济荐人，也是人选适宜，终告成功，解了燃眉之急。朱经农在商务印书馆曾干了十多年，当过王云五的副手，也是一个学问、人品皆贤的人。至于朱经农到馆后因多种原因，未能如张、胡的期许，则是另外一件事了。

四、书馆的朋友

胡适早年曾主张“教育救国”，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同时为谋求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发表过许多言论，作出了不少切实的努力。尽管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有所不同，但在旧中国始终是教育界公认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教育思想无疑受到了包括张元济在内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影响。胡适倡导的“教育救国”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有其合理的一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首先推进思想启蒙工作。这也许是张元济与胡适深入交往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1922年9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蔡元培是大会主席，张元济和胡适都应邀参加。胡适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学制会议，并主持起草了新学制草案。10月，又参加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届会议，最终促成了1923年教育部所颁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的推行。这个新学制通过后，语文课本用国语文和加注音字母，自1924年起全国实行，从此成了民国时期学制的蓝本，彻底改变了自“癸卯学制”（1903）取法日本、“癸丑学制”（1912）取法欧美的基础教育方针。以胡适为代表的欧美留学生，以全国联合教育会为舞台，联合包括张元济这样的强大民间教育力量，形成了中国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现代教育学制，一直影响至今。与此相响应的是，那时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出版物开始全面转型并迅速系统化，如加注音字母、改文言为白话、编写白话词典等，直接与教育联系在一起了。之前，1919年4月，胡适亲自起草的《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获国语统一筹备会通过，商务印书馆的《新体国语教科书》8册，成为第一个使用标点符号的教科书。从此，标点符号在出版物中被广泛使用。

胡适的白话运动与商务的教科书事业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一点在过去罕有言及之。就教科书而言，张元济和编译所的朋友们早在1917年就着手编辑言文一致的白话教科书，并最早于1919年8月推出了用白话体标点符号编写的《新体国语教科书》8册，这也是第一套带有注音字母新式标点符号的教科书，接着出版了《新法国语教科书》。而由胡适亲笔起草，并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以及马裕藻、朱希祖共同签名的《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919年4月提交，1920年4月才获颁。同年，北洋政府同意全国教育会推广国语的建议，国内课本开始全部使用白话。1923年，在学界和民间的推动下，白话运动最根本的功效得到落实，北洋政府颁布了《新学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法令。新的学制教科署名，胡适亲自参与了《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六册的校订。1923年又参与了《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初级中学用）的校订。全新的国语体规范教科书用白话文，加新式标点，成为商务印书馆新课本的新军，投入市场后十分畅销。从此，中小学教科书开始普及语文体，不仅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轻松、快乐，而且也是“五四”新文化最有效用的成果。这部书一直发行到1942年。

胡适以大名家身份而参与教科书校正这些工作，是希望借课本改革来推进白话运动，让白话由文学下沉到课本。尽管他于1920年2月出版了归国三年来创作的白话诗——《尝试集》，但聪颖的胡适还是早就认识到了白话教科书的重要性。1918年4月，胡适在《建设文学革命论》中曾经说道：“有了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商务印书馆的课本无疑是真正最有功效和最有力量的。

1927年10月，胡适费数年之力而著成的《戴东原的指学》也作为《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科用》由商务出版。[13]尽管不合适用作教科书，但依然为社会所乐求。

正是由于有了胡适等人参与到国语教科书之中，张元济的出版实践活动从教科书慢慢息影，因为他可以放手让胡适等人去干了。至此，张元济已经为教科书忙碌了将近二十年。1928年6月，胡适赠送所著《白话文学史》给张元济。张元济随即赋诗云：“世间万物新陈代谢，今文先而古文死，亦时势之所以然，正天庸力见多怪耳。”可见张元济对胡适所倡导白话的有力支持。

胡适在新文学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外国文学的翻译，这也为商务进军新文化发挥了良好的作用，这也为张元济洗去保守落后之名起到了示范作用。1918年，他和罗家伦合译《娜拉》（三幕话剧），是他建设新文学、活文学的重要标志，先是刊登在《新青年》杂志六月号的《易卜生专辑》上。尽管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另一译者的同名译本，但在1921年出版《易卜生全集》时却改为胡适校定的译本。正是由于胡适的威名为时代所关注，该书出版后风靡一时，后来几乎年年再版，1931年收入《万有文库》，1947年又收入《新中学文库》。特别是随着话剧的推广和妇女的解放，在社会上形成了很长时间的“娜拉热”。胡适倡导并译述的娜拉，虽不是唯一的译本，但肯定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校本，对“娜拉热”的形成和持续发烧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商务印书馆增添了光彩。这份文缘，与《中国哲学史》一样，让张元济真正感受到了新文化旗手的魅力，所以他主动而友好地接近胡适，直到成为交情深厚的挚友。

五、致力于教育与文化

胡适当年一回国就成了社会名流，声名一直如日中天，几十年间，誉满南北。那些欲跻身为名流的人，无不以“我的朋友胡适之”来自抬身份。胡适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他不仅极善社交，遍交天下朋友，而且遇到真正的名流，倒也谦虚好学。可以说，胡适如果没有众多领域的朋友，其威名也不一定能如此持续发酵，独领风骚数十年。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不仅是观念思想的先行者，也是新文化新学术的实践者。茅盾在回忆录中说，胡适将商务印书馆当作了自己的出版机关。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关系之深，最终虽然未能成为张元济、高梦旦所期待的那只“北方的眼睛”，但他一直把商务印书馆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教育机关”。他虽没有进入商务印书馆，但商务印书馆已成了他的学术阵地之一。他在商务印书馆的朋友之多，不亚于其他机构，与他声气相通者更是不在少数。

在商务印书馆中，胡适有三位很重要的人物，即张元济、王云五、高梦旦都是他至交朋友。他在商务印书馆与几位核心人物有如此深厚的友谊、交情，恐怕是他在北大及其他机构中所罕有的。

1922年，胡适因与《新青年》阵营观念不和，于是想在上海办报，先是转向为《每周评论》撰稿，继而希望以言论自由的方式推进社会的发展，他特向张元济请教。张元济有办报经验，曾参与、主持《外交报》、《中外日报》、《上海时报》，虽然并不了解胡适的想法，对胡适创办的这份《努力周报》并不十分看好，但还是认真地邀约高梦旦、陈叔通及王云五进行讨论，结果大家都不赞成，主要担心胡适的精力太过于分散，又可能会成为像梁启超那样的人。于是向胡适提出三策：专事著述才是上策，在大学当教授为中策，办报实为下策。可胡适坚持己见，没有理会朋友的劝告，最终还是开办了这份《努力周报》。而张元济出于朋友的情谊，让商务印书馆为他们另加代售并代理订阅。

1927年6月，胡适欧游近一年后，经过对动摇不定的时局观察，决定专心著述避谈时政。并计划离开北京这个让他风云十年的地方，于1928年担任他的母校中国公学担任校长，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同时，他与友人一起办《新月》杂志，一直到1933年。这期间，他就租居在上海极司菲尔路49号。与张元济所住的40号，仅一街之隔，即张元济前面所言之“衡宇相望”。此时，正值张元济退休下来，身边多了一个热闹而又新潮的朋友。张元济家莲花池结了许多莲蓬，于是“采得四枚，谨以奉赠”于胡适。家乡寄到榜李，张元济也让人送去一些，请胡适尝鲜。这年深秋，张元济被土匪绑票，留在盗窟六昼夜，后来家属以款将他赎回。张元济被拘留期间，写了十首诗，真实地记录了他这段“历险”生活。回家后抄示于友人看，胡适见后作诗相赠：“盗窟归来一述奇，塞翁失马未应悲，已看六夜绳床味，换得清新十首诗。菊生先生脱险归来，作诗自遣，皆温柔慈祥之言，无一句怨毒之语，因占一绝句奉和，并乞教正。胡适。十六、十一、九。”

张元济收到后即答和，纠正了胡适的一个小小误解：“依韵答和（说明非归来所作）世事遭逢未足奇，本来无喜亦无悲。为言六日清闲甚，此是闲中学赋诗。[14]”当晚，胡适见到和诗，又写信给张元济说：“小诗乃辱和作，高兴之至。”动静相告，空间的拉近，为俩人的往来提供了良机。和张元济相邻而居而来往密切，当时恐怕只有伍光健可以相比了。

居上海这五年是胡适游离于学界、政界之外的五年，也是他生命中尴尬的五年，与忙于理校《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张元济形成了鲜明对比。张元济从来不是学究，但是同样究心时事，对胡适的行动深表关注和理解。1928年开始，胡适发表了一系列谈论政治的文章。在人权问题上，他与刚上台不久的国民党当局发生了冲突。1929年8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呈请将胡适撤职查办。不久，教育部长蒋梦麟奉命签发对胡适的“警告令”，对胡适组织围攻，并查禁胡适的文章。见此，在病中的张元济急忙致信胡适：“闻今日阅报，知有人为中国公学事，于公又为桀犬之吠。世人多无是非皂白之分，此等胡言，最好置诸不理。本思趋前面陈，因病不果，故以函达。”他支持胡适，对有人把中国公学的学潮算在胡适身上，极为愤慨。他在另一封信中特别以白话文这样写道：“现在一班屠狗卖缯的和那乡下老太婆……都上了台，且人人都想要做孔子诛少正卯，又要将那二千年前的故事扮演一回，恐怕革命成功之后，统一专制局面又要回来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仍旧无望。[15]”可见张元济是一个极有政治主张和的人。

胡适居沪期间，正是张元济《四部丛刊》刊成及《百衲本二十四史》启动之日。校史处忙碌的景象一度感染了胡适，但是喜欢热闹的胡适蛰居上海时却屏绝交流，一心著述，《中国哲学史》下册已写就并油印，最后还动手写起了《四十自述》的第二章。是否为他日后校勘《水经注》有着深刻的影响呢？《中国哲学史》下卷每写成《中国哲学史》一部分，即交张元济审计，也许是对长者的安慰吧，因为不能让老先生只看他的《人权与约法》一类的大文章。

1930年11月，胡适携带妻儿一家回到北平后，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名誉秘书和编译委员，曾致信张元济道：“每念及在上海三年之寄居，得亲近先生与梦旦先生，为生平最大幸事。”又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在上海住了三年半，今将北行。此三年半之中，我的生活自成一个片断，不算是草草过去的。此时离去，最舍不得此地的一些朋友，很有惜别之意。”胡适惜别之际，最舍不得的朋友当包括张元济了。张元济也感同身受。几年的亲密交往和深切交流，使他们心相通、情谊重。从此，张元济对胡适的关爱从学校延展到了现实生活层面。

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蒙难，一大批人失业，胡适利用他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便利，安顿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就业，为张元济乃至商务印书馆做了一件无比暖心的事。

1937年，在日寇的炮声中和铁蹄下，张元济编写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内容都是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等典籍中撷取的人物故事，张元济在书中指出：“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就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1940年3月26日，张元济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寄书并写信说：“弟于三年前辑有《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不知先生曾见及否？兹姑寄呈一册。”并要求“乞赐小序，当俟再版时录入简端，借以增重。[16]”接信不久，胡适在华盛顿为《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写序：“张元济先生爱国忧国的深心，是我最佩服的。我也相信‘榜样’的功效远过于空言。”胡适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颇希望张元济先生在这些古代故事之外，另选一些汉以后的中国模范人物的故事，即时代比较近些，使读者倍感真实，更为亲切；事迹不限于杀身、报仇，要注意一些有风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国家重担的人物。[17]”胡适还特意列出了马援、诸葛亮、陶侃、魏征、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等二十多人的名单，以便供张元济选用。

作为朋友，张元济时刻关注着胡适的生活与行动，并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这种来自内心的关切。当然，胡适对张元济也始终念起。1948年9月，张元济在院士大会上当着坐在台下的胡适的面，以胡适生活为证道：“内战以来，有人告诉我，胡适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吃饱饭，晚上都是喝粥，我听见了十分难过。[18]”如此关念胡适，足见张元济对胡适的感情之深了。

六、晚辈的期许

胡适一生多次劝说张元济写自传，可以说他是最早劝张元济写传的人。1933年，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这样写道，“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却终不肯下笔。我劝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熊希龄先生、叶景葵先生。”

1947年2月，胡适致张元济信中又提出了这个希望：“我最盼望先生能写一部自定的年谱，留给我们后辈作个模范。”张元济回信说：“自传云云，屡闻明命，唯自问浮沈斯世，无可告人，故迄未预备。倘加我数年，生事稍能暇豫，或能仰副厚望乎。”说是“浮沉斯世，无可告人”，当然是张元济的谦虚。

1949年3月，胡适作别北京来到上海，在合众图书馆校他的《水经注》时，再一次当着张元济、叶景葵的面，力劝俩先生撰述自传，俩老都含糊应承。4月，胡适即踏上了赴美的旅途。当月，叶景葵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如果叶景葵听了胡适的建议，留下自传，必会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增添许多重要的史料。张元济也没有留下自传，胡适的序文也没有写成，但两位学者间讨论问题时的坦荡胸怀和探索精神，至今令人回味。

张元济在他生活的时代，几乎得到了所有学者的敬重。1936年是张元济七十寿诞，对这位文化泰斗，胡适、王云五筹划了一次特别的活动。拉上蔡元培也作为发起人，以祝寿论文集来表达祝贺。有人说论文集的启事是胡适所撰，但没有根据，应出自王云五的手笔。至于写作寿祀，也许胡适太忙了，没时间新撰。他特捡旧作为寿祀，但在文前加了一段案语说：“这是民国十九年三月里写的一篇旧稿。那时我住在张菊生先生的对门，时时问他借书，有时候还借到他自己用珠笔细校的史书。我那时初读唐晏校刻的陆贾《新语》，写了一篇跋，也曾送给菊生先生，请他指教。今年一班朋友发起印行一本庆祝菊生先生七十岁大寿的论文集，我本想写一篇《古书中的方言》，两度在太平洋船上起稿，却都没有写成。现在距离收稿的期限太近了，我只好捡出这篇旧稿寄去凑热闹，心里着实感觉惭愧。我之所以挑出这篇，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我和菊生先生做邻居时候写的，而且是因为陆贾的‘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的人生观，与他处世的积极精神，也最配用来做给他祝寿的颂词。[19]”以此可见胡适对张元济的尊重。

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院士大会，张元济作为院士应邀参加。早在1947年5月，胡适就向傅斯年推荐院士名单，提出三位老前辈：张元济、傅增湘、吴敬恒。胡适的首倡得到一致的公认，尽管学术乃天下公器，但是张元济心中还是挂念着这份朋友之情。因此，会议之前，1948年5月，张元济致胡适的信中就提到：“南京研究院开会，台从计必南来，甚盼届期能于沪上相见。”张元济由儿子张树年陪同到了南京，住在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9月23日大会举行开幕式，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前来参加，蒋介石也亲临现场。致词开始时，张元济数年龄最长者，被推为第一个上台发言。张元济的讲话，语气高亢、铿锵有力，主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强调只有民族复兴，国家安定，才能研究种种学术……。他这番振奋人心、气概昂扬的讲演掷地有声，在会场内外引起极大反响。据张树年回忆当时：“会后，胡适用自己的汽车送先严和我回住地。汽车里，胡适对先严说：‘张老啊，今日是中央研究院的喜事，你的演讲多少有点扫兴啊！’”[20]后来，张元济在给胡适的信里特别提到“车中一晤，倏已经旬”。看来，这次汽车中的谈话，两人都记忆犹新。张元济这次演讲震动朝野，胡适会后同车亲送，表明他对张的尊重。

胡适逝世后，蒋介石送了一幅著名的挽联，为世人所传诵，其文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从胡适等人为张元济七十寿征文启中对张元济评价的化出，原文是：“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文学家，也是能实践旧道德的老绅士！’”[21]这样完美的赞语同时赋予了一位生者，一位逝者，足见社会对俩人的认同与评价。从本质上说，张元济的事业更伟大，胡适的思想也启迪了一个时代。而这些则是上述寿启与挽联所不能概尽的！

参考资料

胡适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新星出版社 ， 2006年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

《张元济往事》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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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2]《张元济全集》

[3]《张元济全集》

[4]《四十自述》

[5]

[6]

[7]《张元济全集》

[8]《张元济全集》

[9]吉少甫《亚东图书馆的盛衰》，见《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附录一之二， 242页。

[10]《尝试集》、《短篇小说》、《四十自述》、《胡适文存》。

[11]

[12]《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80 页。

[13]原载1925年北京大学《国学月刊》

[14]《张元济全集》

[15]《张元济全集》

[16]《张元济全集》

[17]《张元济全集》

[18]《张元济全集》

[19]《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20]《张元济往事》

[21]《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