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社及《职业与教育》杂志于1917年创办,至今超一百周年了。一个社会机构和一本杂志百年不衰，堪称一个异数与一个奇迹。他的创办人黄炎培，是张元济早期的学生。他们两的交情与合作超过半个世纪, 他们都为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留下了百年品牌,为后人所景仰.

黄炎培所创建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与迄今仍然存在的商务印书馆不同，它是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去推动现代教育创新，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直接作用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事业。他以非凡能力促使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教育洪流并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与张元济相比较，二人都是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领导式人物。

中国现代教育从清末以后，几十年里涌现出了一大批教育大家、名家。他们各擅胜场，对中国的进步与发展贡献非凡。张元济与其说是出版家，不如说他是教育家，他对现代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贡献，无人争先，更加卓绝的是，他的文化教育生涯中，有一批志同道合者也在教育领域耕耘开拓，其中蔡元培、黄炎培就是与之相交相亲至久的两位教育巨擘。

1900年前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教育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变化，科举戛然而止,现代学校勃兴，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留学日、美、欧热潮，二十年代又扩展到了苏联。这种教育交流，从另一个角度加速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异军突起，黄炎培精力便奉献于此。职业教育，本质是进一步打破由教育而人生的传统发展道路，落实教育为生活和工作的理念，这不仅与千百年来旧式教育科举入仕不同，也与新式教育纯粹智识、人格教育相异，是实用主义和实利的结合。

黄炎培对教育与社会的贡献与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徐特立、陶行知、吴玉章、陈鹤琴等现代教育家不分伯仲。

一、从学生到同道

黄炎培，生于1878年，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幼年贫苦不堪，但贫困的环境并没有使他气馁，他通过苦读四书五经来磨练意志。少年苦读经历使他练就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他23岁那年便顺利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开始了他人生命运的第一次转折。

开办南洋公学特班是张元济上任（代总理）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他亲拟章程，“特设一班，以待成材之彦云有志西学者”，“凡学识通，年力健强者均可入学，有无出身勿论，学习西方否勿论。”[1]他的提议得到盛宣怀地大力支持。之后，蔡元培作为特班主任，开始实施新式教育法。蔡元培、张元济全新的思想让南洋公学的学生眼界大开，思想也开始转变。黄炎培就是新式教育的最早受益者，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发展新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时，特班人少，仅四十二人。张元济因学校与住家相隔很远，常常住校，虽然不亲自授课，但与特班的师生之间来往密切。更有趣的是，张元济和蔡元培还一起向马相伯老人学拉丁文，同去的还有黄炎培、邵力子，师生共学拉丁文的这段时光，在南洋公学竟然成了一段佳话。黄炎培入学半年后，张元济辞去总理之职，转而投身于商务印书馆。黄炎培于是追随在蔡元培身边，感受他的言行与思想。

黄炎培在南洋公学的特殊经历以及与张元济的短暂师生关系，可以说，是他日后取得成就的重要机缘。与他同一届的还有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胡仁源、何鹬时、汤尔和、章士钊等。

1902年，黄炎培南洋公学特班学期未满，特班即因墨水瓶事件而解散，黄炎培退学，在蔡元培鼓励下，回到家乡上海川沙创办新式小学，任义务总理（校长），又与其兄黄洪培合办开群女学。他的壮举获得同乡工商业名流杨斯盛的资助，这让他大展其颜，也让他获得广结工商界人士以得公益资助的启发。

1903年，黄炎培到处宣传新思想新观念，清廷上海当局以革命党之罪名下令逮捕他，黄炎培又在杨斯盛资助下逃亡日本。风波平息后，他回国继续办学。1905年，黄炎培返回上海，办浦东中学和小学，逐渐在教育界崭露头角，同时加入蔡元培主导的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同时他又参加由张謇主导的设在上海的江苏学务总会（后改称江苏教育会），任调查干事。当时，该会领导了江苏、上海的教育事业，是清末民初教育机构中最重要的组织，对推动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巨大。1906年，“宪政”运动开启。宪政运动期间，黄炎培追随张謇、张元济从事立宪运动，承办上海宪政研究会，出版《宪政杂志》，组织宪友会，还担任江苏咨议员。张元济和黄炎培在政治上均倾力于宪政，并走在改良的道路上，可视为改良主义的实干家，并非激进的革命者。在这一点，俩人相近，不热衷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只是踏踏实实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江苏教育会后来成为政治性的组织，对辛亥革命在江苏的成功起到了一定作用。

民国肇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黄炎培担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14年，黄炎培因不满袁世凯称帝及在张勋手下工作，便辞去厅长一职。1915年黄炎培发起全国教育联合会，则自任江苏教育会会长。

二、开辟职业教育新天地

早在1913年，黄炎培即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他最著名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对清末维新之后的普及教育进行了强烈的反思和批评，并提出了他自己的思想观点。后又发表《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

1914年，在史量才支持下，他以《申报》馆记者身份到全国各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教育考察，摸清了皖、赣、浙、鲁、冀五省教育状况。他所调查的内容是教育，他把对有关教育的所见、所思、所感，均发表于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上。考察过程中，他与名宿新学官员老师们交流，并不断思考，完善了他的教育理念。

1915年4月，黄炎培去美国考察两个多月，历经25个城市，有五十多所学校向他提出沟通职业与教育、提倡职业教育的主张，他著有《新大陆之教育》（又名《教育日记》）记录之，该书由张元济编辑出版。1916年，他在江苏教育会旗下成立职业教育研究会。这是第一个集研究、实验、推广、改良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一时响应者云集，研究会还获得了陈嘉庚的捐款。1917年，他又和蒋维乔、邓秉文等人一道赴菲律宾、日本等东南亚国家考察，此行让他更加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于职业教育”。他也是近代第一个长期考察国外教育和国内教育的人。

清末民初，一批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前途，纷纷探讨救国强国之路，推进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黄炎培等人认识到，只有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相结合，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好出路。黄炎培经历革命改良、从官征程后，深知要想打破已展开十几年的普通教育局面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另辟蹊径，从“实用主义”教育观而落地为“职业教育”，把新式教育归之为实用教育，他倡导以生存技能为主的教育，并将职业分为农、工、商、家政四类。黄炎培着力在实业与教育之间找寻一座桥梁，为中国现代教育开辟一条新途。

职业教育伊始，黄炎培常用“实用主义教育”一词，这比胡适他们舶来的实用主义更早，而且他在亲自考察国内外之后，将普通“平面教育”改为“实用主体”社会教育。

经过艰苦努力之努力，黄炎培联合教育界、金融界乃至政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集合了有代表性的工商业机构和各学界带头人共48人，包括蔡元培、马良、严修、伍廷芳、梁启超、张謇、沈恩浮、宋汉章、陶行知、舒新城、章乃器、欧元怀、杜重远、潘光旦、俞寰澄等商业代表，在上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NAVEC），可见黄炎培社会活动能量之大。张元济、庄俞、郭秉文等商务及关系人都是发起人，他们在创办之初,便发表《中华职业教育部宣言书》，以倡导、研究、实施职业教育为目标。同年又成立执行机关——议事部，蔡元培、穆耦初、张元济等当选为议事员，黄炎培为主任，蒋梦麟为书记。11月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作为机关刊物。1918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具体实施职业教育。黄炎培兴办职业教育的理想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让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相结合，最终实现教育救国的目标。

新旧异代之际，教育出路与教育对社会的适应与改变，是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黄炎培通过切身考察和广泛交流，从世界范畴着眼，并结合社会实际所开创的职业教育，让人耳目一新，大受社会青年及工商业欢迎，这种教育方式在素来注重文教的中华大地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中国职业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很快便在国际上得到反响。远在美国念博士的郭秉文在其博士论文中（1914年）即有论述；为中国现代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的哥伦比亚大学孟禄（Monroe）、杜威多次来华讲学，他们都与黄炎培进行了交流讨论。郭秉文、蒋梦麟回国后，均追随黄炎培，参与其事业并作出了相当贡献。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虽然移植于日本教育模式，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更以当时的国际教育理论与学说为支撑，因而能成其大、得其广。

黄炎培创办职业教育，对业内开展了十几年的新式国民教育进行了极大的改革和创新。这与 张元济“平生昌明教育愿”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他十分支持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之初，他即签名支持，5月职教社在上海创立，他作为发起人，被列为九人临时干事之一，还捐赠二十银元支持，后担任代事会，并长期交纳会费。黄炎培创办中华职业教育学校，发表了《宣言书》，《宣言书》详尽地阐述了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及实施细则。《张元济全集》第五卷诗文录有此宣言书，可见此《宣言书》当为张元济所撰。

黄炎培创办职业教育学校及开展职业教育团队的主将，均与商务印书馆有关，如郭秉文、蒋维乔、庄俞等人，都与商务有关或来自商务。商务印书馆元老庄俞早在1913年就发表《采用实用主义》一文与之相呼应，[2]还发表过《补习教育与职业教育》。[3]1917年，黄炎培自己也亲自为家乡创办武进职业补习学校，将职业教育与补习教育结合在一起。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蒋梦麟虽受聘于商务，但他有一半时间是为教育社办事，后来，他在江苏教育旗下和北大合办《新教育》杂志，并任主编。”[4]《新教育》与《新青年》同为思想新潮代表，蒋梦麟因此被蔡元培罗致而去。庄泽宣（1895-1976），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成为黄炎培倡导职业教育的理论家，庄泽宣在商务出版了《职业教育丛书》，其中也有邹韬奋（置署名邹恩润）作品数种。

张元济通过出版来开启现代教育，黄炎培则是率先进行现代教育改革，使教育更快、更有效地作用于产业和时代。出课本、办学校相辅相承，作用各殊。

在中国开展职业教育，当时的条件远远不够，但在工业和现代化进程较快的上海还是正当其时。黄炎培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由上海而华东，由华东而全国。几年时间不到，职业教育成为一种风尚，最终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为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元济和黄炎培俩人的事业发展核心阶段处于同一时期，所经历和感受的是同样的。但俩人面临的具体环境不同，一个是竞争，一个是拓展。张元济有主动性，他将产品不断升级和扩大。而产品的编成，让张元济有着巨大的平台和团队。黄炎培则不同，他要与社会力量结缘来实现他的教育梦想，更为具体的说就是与新兴的工商业领袖合作。应当说，没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就没有职业教育的出现；没有工商业界支持捐赠，职业教育就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同样，黄炎培也通过创办职业教育为工商界输送培养了大批人才。职业学校附设工厂，生产国货以抵制洋货，民族实业资本家聂云台、穆藕初兄弟、刘鸿生均纷纷支助。张元济本身就是一位工商业巨子，又与当时的新兴工商业界领袖、上海方面都有联系。他们运用这些资源，共同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职业教育社创办后十年间的发展，堪称一个奇迹。1921年，职业学校和补习学校在全国已达700多所。1921年梁士诒内阁命黄炎培为教育部长，黄炎培不就任，誓言“不为官吏”。1922年，北洋政府邀请其参加新学制讨论，他得机促成职业教育与新学制获得同样的地位。借此东风，黄炎培利用自己的资源、身份，参与了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教育事宜。

1923年，黄炎培邀请邹韬奋主编教育社刊物——《教育与职业》，主持《职业与教育丛书》。1926年，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1925年创办）主编，直到1930年出国，期间还创办了生活书店。邹韬奋在职教社期间，积极参加该社在全国各地所办的职业指导活动，足迹遍及江苏、浙江、湖北、山东，这些都为他后来转向新闻与出版奠定了基础。

1924年，开设职业教育课程的学校达到1353所。1926年各类学校又增到1695所。职业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荼，教育与社会力量的结合形成了巨大的力量。北伐胜利后，新生的国民政权害怕了，黄炎培被国民党目为“学阀”，江苏教育会被取消，职业教育社也遭控制，他本人遭通缉流亡，后在“只准办教育，不过问政治”的限制条件下回国。之后，黄炎培主要居住在上海。此时，张元济已步入老境，以校史勘书为业，精力尚旺的黄炎培则仍然在困境中为实现他的职业教育之梦而执着努力。

1927年后，在国民政府压制下，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发展无法延续前期那样的扩张态势，但他没有放下心中的梦想和事业。《职业与教育》杂志成为办刊历史最久的期刊，到今天，有近百年历史。1928年6月，黄炎培辞去职教社办事处主任之职，在上海创办职业指导社并将其定位为中介公益机构。但他的那种办学方式仍然遍地开花，因他播下了职业教育的种子。他十年耕耘示范，终赢得社会上一片争相取法之势。到1934年，他所办的多类学校达384所，学生达67227人。

正逢职业教育高峰期，国家遭受侵略，产业重创。依托产业，促进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遭受生存危机。1938年黄炎培将总部迁往桂林，1939年又迁重庆。此后，黄炎培只好选择新的人生，基本上不再直接领导，转而参与其它社会活动。他在四川留居八年，直到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才回上海。建国前，几经打击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仍有三万多社员，并在上海建有物业基地，实力非凡。较之商务印书馆在抗战胜利后由盛转衰局面大不相同，这与作为创始人的黄炎培的运筹帷幄及能力非凡相关。

从1917年到1937年，黄炎培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不断推进大职业教育，不仅不断完善自己的职业教育研究与思想，而且迹遍南北、交结上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这个苦难而动荡的时代，黄炎培不仅达成他的初愿，而且大大加速了中国的教育进程。

职业教育与图书出版桴鼓相应，职业教育离不开教育产品的供给，商务自然成为黄炎培合作或依靠的最好平台。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异军突起，学习、培训所需的大量教材，几乎都是由商务印书馆提供。黄炎培在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出版业上也大有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出版了一百二十多种书刊，持续出版了《教育与职业》月刊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

三、倚为外脑

富有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是黄炎培的特点，而且他能任事、喜著述、格局器识宏大，虽有学养而无书生气。作为学有专长和具有新思想的社会活动家，黄炎培有资源，有办法，有威望，张元济也特别认同黄炎培这个特点，并相扶奥援。黄炎培一直为张元济所倚重，作为同道和朋友，黄炎培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擘画甚多，他一直为商务印书馆的事业用心费力，是张元济发展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外脑之一。

从1921年到1949年，黄炎培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监察人，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达二十多年，因其能力和身份，他成为商务印书馆后期董事会里非馆方员工担任董事时间最长的人。作为一个馆外人员而担任董事如此之久，待遇无人能及。直到1949年，黄炎培已担任新生政权重要公职才离开，这也是因为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规定所致。

1917年，中华书局经营发生困难，商务印书馆想趁机兼并。饱受竞争之苦的双方都有意走到一起，但又各怀目的。士大夫气息浓厚的张元济犹豫不决，特意向黄炎培咨询。黄炎培认为，吞并竞争对手，自己一家独大，对企业的发展并没有益处，会适得其反。这种真知卓见和深谋远虑让张元济放下了心中的情结，最终取消了合并中华书局的打算。由此可见，黄炎培在张元济心中的份量。实践也证明，黄炎培的决断是十分超前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双雄的格局一直持续了三十年。

1926年，张元济退休前，心中瞩目的接班人就是黄炎培。张元济曾多次找黄炎培商议。黄炎培对此也十分重视。面对张元济的信赖，他郑重其事，认真思考，还邀集朋友商议，最后听从了朋友们的意见，不从事实业而继续从事社会服务。尽管他没有满足张元济的期待，但对张元济的尊重程度由此可见。

1938年，黄炎培离开上海入川，抗战胜利后才归来。黄炎培除从事政党活动外，还与上海专访协会创办《国讯社》和国讯书店。《国讯社》是一本明显批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刊物，素不喜牵涉政治的张元济，一反常态、毫不犹豫地支持并捐会费。黄炎培开始到处演讲，后根据演讲写作《治事一得》。抗战胜利后，改名增补为《民主化的机关管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4月）。这本表明黄炎培思想巨大变化之作，能在此时获得张元济首肯出版，也反映了张元济思想上开始转变。

1946年，黄炎培与张元济都困居上海，同样选择鬻字为生。194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三十年纪念活动，张元济赋《西江月词》一首：“经营费尽心机，三十年为一世，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须再试，敢云有志竞成，总算楼台平地，劝世人多发慈悲，莫尽把他砸碎。”[5]诗中不仅反映了他对黄炎培的评价，也表现了对他的关念。他们曾一起走过，三十年为一世，看到从今以后更为艰难，因此念念在心。那时，张元济同样身处困境，商务印书馆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处在停顿期，张元济实借此发乎诗作。

黄炎培是一个罕见的以事业为依托的社会活动家，除职业教育外，他在文化方面投入很多，许多方面与张元济相呼应，如1924年7月，与史量才、马士杰等人创立甲子社，设立人文编辑部，旨在搜集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资料。1930年编印以现代经济史料为中心的《人文月刊》和丛书。1931年，甲子社改称人文社，成立图书馆筹备处。当甲子社艰难之时，张元济给予了很大的帮助。1933年，实业家叶鸿英将全部家业捐作文化基金，其中50万重金捐赠（合当时黄金万两）给大文图书馆，将其更名为鸿英图书馆，大文图书馆所有图书期刊归入鸿英图书馆。1935年，鸿英图书馆藏书达6万多册，杂志报纸上百份。鸿英图书馆主收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和时政类报纸，是上海地区当年三大私立图书馆之一。这与张元济东方图书馆复兴梦越走越艰难的局面，形成巨大的差异，但他们为公共文化事业的奋斗和努力是同样的，故此，解放后鸿英图书馆与黄炎培和张元济创办的合众图书馆，一同合并到上海图书馆。值得一提的是，担任过鸿英图书馆馆长的蒋维乔，正是商务印书馆曾经的骨干力量。

张元济、夏瑞芳自投身出版开始，就把教育服务于社会作为核心，商务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工商业机构，夏瑞芳本身就是教会所办职业教育训练出身，因此，他们开始创办以新师资为目标的培训学校，1909年开始办面向社会的商业补习学校，一直坚持办了七届。1924年又办艺徒学校。这是由教育文化机构办职业教育的先行者和典范，而黄炎培所主导的重点是由职业界和教育界相结合办学，同时也力求改良普通教育。

四、共患人生

抗战期间，黄炎培和沿海迁川工厂联合会一起，共组中国民主同盟建国会，这是他自建的政治舞台。1941年，他曾与张澜等人一起发起民主同盟，并任主席。1944年，创办《宪政》月刊。1945年，又发起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第一届、第二届主席。1945年7月，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冷遹、章伯钧、禇辅成六人的延安之行，改变了黄炎培的人生道路。1945年访问延安后，他思想变化很大，《延安归来》一书的发表，成了他向共产党靠近的标志。

经历抗战的艰苦岁月后，张、黄俩人思想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不言政的张元济在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上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刍荛之言”，为其一生追求进行了定格。张、黄俩人作为现代教育的领导者，在方式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张始终把商务印书馆的产品放在首位。黄炎培早年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虽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但拒绝从政。抗战胜利后，他又创办许多职业学校与职业指导机构，使得职业教育得以重整旗鼓。

解放前夕，黄炎培成为毛泽东最亲近最认可的社会名流，两人经常促膝长谈，双方对延安的交流让彼此间的信任感倍增，故毛主席对黄炎培“不问教育问兴亡”，并委以重任。而张元济则同样成为开国大典的见证者，并由毛泽东亲自邀游天坛，以师生关系而论，毛泽东是徐特立的学生，徐特立又是黄炎培的学生，黄炎培则是张元济亲自栽培的新式弟子。这个学谱不一定严谨，却是一段佳话，真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解放前夕，国民党杀害黄炎培在中央银行任职的儿子黄竞武，这更促使他走向新政权，并做起了“人民的官”——政务院副总理。

晚年，躺在病榻上的张元济，陈叔通和黄炎培来探望较多。1956年，张元济九十岁，黄不顾政务繁忙，前来上海出席寿诞。1958年，张元济病重，他和陈叔通一道特地前往上海华东医院探望。他在1964年撰写的回忆录《六十年来》曾经落笔道：“这位先生的思想虽还受着历史的局限，但无疑是富于爱国主义的。”[6]

如果说张元济是代表从外落地上海，建设上海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典范，那黄炎培则是一位从上海本土走出，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事业成功的人物。黄炎培的事业心与人格也是十分受人尊重的，他一生与蔡元培极相近之处，就是身无余财而创办大业。他虽不若蔡元培那样困顿，而且因职业教育的发展而积聚了大量的资产，他却自奉甚简，并约束儿女，因此社会声誉日浓，使得各方更加积极支助其事业。黄炎培职业教育发展的经费完全取自社会支持和自我经营，为公不为私的品格是他在付出巨大艰辛后获得事业成功的最好保障。

黄炎培一生，于革命以蔡元培为师，于教育则以张元济为师，同时又自创新途，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但是，黄炎培与蔡元培又有极大不同，他不像蔡那样崇尚主张、倡导观念。他是一个实干家、成事者，与张元济更接近。所以，在追寻教育救国的征程中，他们俩从师到友，走出了同样辉煌的道路。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商务印书馆是迄今仅存的社会办教育的两大阵营与机构。解放后，黄炎培成为开国时主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1952年他在新政府中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部长。作为一个民主人士，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新中国建设的大业中。

张元济力求让受教育者有学有识，而黄炎培则主导 “有用”，它们成为现代教育邪许相将的两环。职业教育是继新式现代教育之后，在中国近代蓬勃发展起来的全新事业，两者并行不悖。新式现代教育解决的是全民教育的问题。职业教育主要作用于新兴产业的发展，既解决了新式教育的就业问题，也为新兴的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实用人才。所以，职业教育开展伊始就得到了工商业界，尤其是工商业巨子的大力支持，这也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教育实践。商务印书馆，作为产业基地，自办尚公学校之外，还开办了类似于职业教育的场所，如职业夜校、师范培训学校等，也是实质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的探索与践行上，当然黄炎培更学而上之，因此形成了社会与时代潮流。

黄炎培的生命轨迹和价值取向几乎与张元济一样，除了在民国初年短暂为官，从事教育行政工作之外，一生独立，虽组政党而又不参与官场，始终坚持并实践教育救国的道路，与张元济桴鼓相应。可喜的是，他的晚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所开拓的现代职业教育事业在新时代得以发扬光大，且一直发展到今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道路与张元济的昌明教育思想异曲同工。张元济为现代教育提供了课本和书籍，黄炎培则在科举灭亡、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时代，让读书人走上了一条实用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方式培养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人才，大大改观了近代中国的教育局面，黄炎培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开辟了一条新路。

黄炎培的名字与中国职业教育联系在一起，一如张元济的名字与商务印书馆相连。

参考资料：

黄炎培日记           华文出版社

六十年来   黄炎培    文汇出版社

黄炎培与近代儒商

陶行知与近代名人

郭秉文 教育家 政治家 改革先驱   刘骥 李瑞恩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5年10月

经历    邹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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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元济全集》第5卷，17页。

[2]《教育杂志》，1913.5

[3]《教育杂志》，1917年

[4]《西潮》，135页

[5]《张元济全集》第4卷，165页。

[6]、《六十年来》，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