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祖父振绮堂主人汪宪，乃是浙江有名的藏书楼，仅次于天一阁，“浙西言藏书者，必数振绮堂汪氏云”[1]。张元济与汪康年家族几位精英关系至佳。其中包括汪康年堂兄汪大燮、弟弟王诒年，首先是基于都是江浙文化世家后人，但张元济与汪康年关系更特殊，青少年时期，俩人都在广东生活了十几年，同是会说广东话的浙江人。他们又是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乡试同榜。[2]第二年，汪康年下第后，为张之洞课孙，后成为张之洞重要幕僚，汪康年与张之洞一生关联最多私谊较厚。光绪十八年，张元济与汪康年一同参加会试。光绪二十年又一起甲午殿试，张元济授翰林院，汪康年因病没有等到授职，又去了湖北，任两湖书院史学分教。在张之洞幕府中，广交宾朋，尤其究心西学，参与《筹办夷务辑要》大型工程的具体工作（此书仅存稿本，未刊）。他所承担的税则篇，使其锻炼成洋务干将。

张、汪二人早年的经历不尽相同。汪康年早年生活穷困，生活无着落，只能东奔西跑，学问上也没有如张元济那样得到系统的训练。但是，困苦的生活也造就了汪康年强干的性格，也成了他后来走上文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元济更视之为兄长，总是在关键时候将心思告之汪康年，如刚见光绪，即致信告汪康年述说当时的感受。“戊戌政变”失败当日，张元济置自己危机于不顾，马上写信汪康年：“要若在上海，早做应变。”他知道，维新事业必遭镇压，并在信尾期待，“再迟一二日，或在沪相见也”。

一、时务先声

汪康年从与梁启超联手创办激荡一时的《时务报》开始，到他去世前推出《刍言报》，创办过五种报刊，在十五年的办报历程中，不仅办报刊数量之多，影响巨大，并开创了非商业化发展的近代报业。以一个完全民间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提倡新学，刊布舆情，撰写论说，支持维新与变法，以前所未有的实干精神，写就了中国早期自由独立知识分子的创业道路，并且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变化、社会进步的密切联系。晚清报业第一人他当之无愧，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1月，康有为在京师、上海创立强学会，创刊《强学报》，经费来源与人才一开始就得到了张之洞、黄遵宪等人的支持，梁启超与汪康年成为双方的主要代理人，但《强学报》办报不久，因张之洞与康有为之间的矛盾，而在此时，强学会改官书局，《强学报》停刊。

一直在湖北为张之洞筹办中国公会的汪康年，以充当张之洞与上海新知识界的桥梁与窗口为由，向张之洞强辞湖北教职，自集资金毅然奔赴上海，创办《时务报》，张之洞最终同意将上海创立强学会与《强学报》的经费结余作为时务报的创办经费。

汪康年在得到黄遵宪认可办报后，马上邀请梁启超则作为主笔，梁启超闻之，更是心潮澎拜，“此吾兄数年之志”“中国命脉所系也，弟初十间当到沪商略一切，望君必待我。[3]”

1896年7月，《时务报》在上海正式创办，月出三册。汪康年个性恣肆，完全摆脱官方羁绊和思想上的禁锢，大胆地把成熟的和不成熟的社会变革方案通过《时务报》发表，加之又有梁启超与他一道摇旗呐喊，刊发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时政文章，为维新变法运动鸣锣开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手不释卷。 “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4]”

汪康年与张之洞的关系，为他事业起步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张之洞曾令各州县订购《时务报》。[5]全盛时全国有十七处政府及书院订阅《时务报》。《时务报》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报刊，也因此成为维新运动的重镇、维新话语中心，成为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最有影响力和推动力的一张报纸。

《时务报》前所未有地占燃了那个时代救亡图强的激情和国家前途的思索，梁启超的健笔所带动的社会舆情，为维新变革的步伐推动了一大步，媒体力量在中国近代的舞台第一次前所未有地作用于社会。

《时务报》正是两个热血青年的思想和事业纽带，张元济在六月就从其堂兄汪大燮处知道汪康年办《时务报》的消息，马上致信“必能出此间万万倍也。[6]”所谓此间，指的是官办的强学书局报刊。《时务报》问世后，立刻致函汪康年：“《时务报》读过八册。崇论闳议，以激士气，以挽颓波，他年四百兆人当共沐盛德”，此举诚不朽矣。[7]”张元济当时正在创办通艺学堂，但仍为这份报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不仅给汪康年当特约通讯员，不断向汪康年报道京中消息，还替《时务报》充当北京地区代销员、分发员，先后长达将近两年时间。《时务报》报馆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多亏“菊之借款”方勉强度日，直到1898年初，张元济才另觅人士为汪康年处理杂务，足见张元济对《时务报》的支持。

作为以言论促进维新的两大主将，汪康年与康、梁空言放论不同的是，梁启超直接通过自己的文字来呼唤社会的改革和新知输入，倚马侍千言的才华和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让人们所倾倒，汪康年则主要是掌握舆论工具来呼吁维新、引进西学。

《时务报》议论新颖，影响广泛，当触犯封建官僚利益时，他们就插手干预了。《时务报》发表了梁启超《变法通议》，主张民权，梁启超继续鼓吹民权，指摘时弊，发表《知耻学会序》，又引起了又一轮的轩然大波，尤其触犯了张之洞。作为张之洞代理人的汪与康、梁师徒的矛盾随之激化，双方开始争夺主导权。

对此，张元济大抵取持中调和的态度。1897年8月，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此间颇有人言公与卓如意见不合，彼此参商。卓果避去，弟大不谓然。彼此同办一事，意见岂能尽相符，辩论之处，终不能免，然终不当以此贻误大局。[8]”他劝汪康年从大局出发，与梁启超同舟共济，推进维新大业。张元济也写信规劝过梁启超，说：“处今之世，即合此十百有志之士通力合作，犹恐未必有得，况复显分畛域，同室操戈？济处局外，且深悲愤，何论公与穰卿之身当其际者乎!虽然出一言，行一事而天下翕然，则已为大同之世矣，今尚非其时。济敬以两言相朂：曰勿与之相竞，勿因此自绥。迟之既久，必能共明。[9]”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张元济和把《时务报》也看作是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事业，并对维新变法抱有美好的愿望。梁启超的个性总是躁动不安，与苦干、实干的汪康年不可能在思想行动上与他相一致，因此产生分歧，尤其是章太炎的加入，终成为导致梁启超出走《时务报》的导火索。

《时务报》的内部矛盾，实际是改良、革命的两派之争，也是浙、粤两系人之争，即梁启超与章太炎两位维新与排满人物阵营的斗争。因而与梁、康矛盾日益加重。1897年11月，梁启超率众弟子集体出走，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支持下暂时掌控了该报，他曾希望好友郑孝胥、夏曾佑主笔，以弥补梁启超所带来的空档。最终，张元济的美好愿望落空了。令人痛惜的是，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倡言维新、改革的平台与阵地，就这样快速分裂了。导致了不足百期的《时务报》。改为官报之后，汪康年抗命，并最终改组为《昌言报》继续出版，最终《昌言报》也于1898年被迫停刊，不过《昌言报》馆的出版活动仍未停止，并为后来办《中外日报》提供支持。

二、共资日报

汪康年从《时务报》历练中有两个重要的收获，一是他从张之洞众多幕府的外圈小人物一跃而成为文化红人，二是建立起了强大的人脉关系，更为他的下一场拼搏积累了经验和资源，于是在已经控制住了《时务报》的情况下，他以更大的激情、理想，在身无余资的情况下，去创办一份他理想中的报纸“新闻日报”，并彻底民间与自主化，实现他的媒体梦。

1898年5月11日，汪康年筹股一万六千元，在上海创办《时务日报》，努力地创造出“日报”与“时务”合一，以版面革新为手段，注重新闻时效。六月，康有为接手《时务报》。8月17日，因避开《时务报》之名即改名《中外日报》，不久，“戊戌变法”失败，《时务报》停刊，汪康年也专心办报，尤其是庚子事变之后，《中外日报》迅速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达上万份，仅次美国福开森手中的《新闻报》，成为“维新派日刊报纸的先铭，又是上海报纸改革的先驱”[10]

汪康年在创办《中外日报》过程中，应该说得力于张元济的地方甚多。由于汪康年与张元济的私谊关系，推动了《中外日报》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深入合作。1902年张元济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商务就与《中外日报》之间展开合作，馆方“身兼两职”的现象，既是商务编辑及写手，又是报馆主笔或翻译。夏曾佑、伍光建均是。尤其是伍光建，很早就为汪康年所办《中外日报》撰稿，其子说：“张元济和父亲有一好朋友——汪康年在上海创办《中外日报》，社论由汪主稿，张元济和先父不时参与漫画的构画，颇极讽刺之能事，此外，先父应约开始用白话翻译外国小说，在报上发表，署名君朔，译笔出动，读者耳目为之一新”[11]。

l903年，商务印书馆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就是与日本金港堂进行合资之后，资本在两年内翻了四倍，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书刊出版商，资本数量大为增加的商务印书馆开始寻求扩张，1904年创办《东方杂志》，聘请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人士进馆编辑各种教科书，在各地设立商务分馆。

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下令除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名政治犯外，凡受株连的“戊戌政变”的官员均予赦免。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严复、赵启霖、熊希龄、伍光建、叶景葵、夏曾佑等一干朋友均被委派为学部咨议官。这批重新走入政坛的名流，大部分在十几年风云变幻间，生命已经发生了巨变。汪康年在这期间做了六品闲官——内阁中书。张元济对自己获得平反之后复官复职毫无高兴之处，虽官场已不留恋，立定实实在在地为文化教育工作贡献力量。对汪康年说：“来书吾辈既为国民云云，诚然诚然。然亦只能尽其力所能为者。弟近为商务印书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高出一层也。[12]”张元济已立定决心，坚定不移地投身出版。

1904年《中外日报》增设新股本，商务入股一万元，实际上成为汪氏兄弟与商务的合资报纸。伍光建基本上在报馆工作，严复成为继夏曾佑的重要撰稿者，实际上成为馆外主笔，为《中外日报》带来巨大影响力。

《中外日报》与商务合作，双方收获都很多，对汪康年《中外日报》而言，可藉此扩充资本，在与《申报》、《新闻报》、《时报》的角力过程中增加竞争的柱码，保持在上海主流报纸的行列之内。对商务来说，找到了好的方向和平台，从而构成日报、旬刊、月报的产业模式。

商务入股《中外日报》的一大动因，正是由于看中了报纸所拥有的对外宣传之渠道，这种“无形资产”有助于商务增加企业的社会知名度，更便于占据竞争日趋激烈的清末出版市场，同样是商务经营战略的组成部分。商务印书馆可以借此将《中外日报》作为宣传平台，利用广告宣传和书刊寄售等形式，赢得消费者的认同与支持，

报刊宣传对于出版机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要扩大影响，就必须要在报刊上大作广告。在《中外日报》日销万份的报纸广告推动下，商务印书馆的书刊广告名满全国，知名度迅即提升。商务印书馆得以在群雄逐鹿的清末出版界杀出血路，提升商务的知名度，确立其在出版界龙头老大的地位，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外日报》的幕后推手之效功不可没。

从此，商务出版新书，《中外日报》在报面刊登大幅广告，吸引读者前往购买。1904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等小学堂用《国文教科书》，“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君、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慎太郎君，及曾从事中国学堂之福建高君凤谦，浙江张君元济详加校订，一字不苟，经营数月，始成数册”，几天之后，又刊载了论说文章《〈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书后》，为该书的出版造势。 1906年11月，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日本法规大全》，为了扩大影响力，由《中外日报》随报附送该书的预约广告。

商务印书馆与《中外日报》的合作，还体现在合作与互动，《中外日报》、《外交报》、《东方杂志》互相转载对方的文章，如《中外日报》每期都会列出《外交报》、《东方杂志》及《绣像小说》的目录。《中外日报》有30余个派报处，也是售书网络，商务设于各地的分馆，这样，《中外日报》的各地派报处与商务分支机构馆，共同将书刊发售全国的。

四

汪康年因任内阁中书后，人在北京，1907年，又新办《京报》，同时操持着《中外日报》。不过《中外日报》效益上仍然不佳，1907年夏，汪康年重回上海，主持《中外日报》之事，因听从汪大燮的看法，不认可商务有日资的背景，还抱怨商务对报馆事务的干预，就向两江总督端方与上海道台瑞徵借款，将商务所拥有的股份全部赎回。1908年4月11日，《中外日报增添股本合同》宣布作废，一切股本及股利归还投资人。《中外日报》与商务的四年合资关系就此中止。这件事对张元济触动很大，在致他的前辈孙廷翰的信件中表示，“穰卿屡言济等谋吞伊报，故于前月杪将股本垫款收回，不再与闻。关系业已断绝[13]”，愤怒、不解与无奈的情绪，溢于言表。

汪康年为何会如此选择?所办的《京报》被清廷查封，汪康年的业师、大学士瞿鸿機被迫开缺回籍，在朝中失去了后援。苏杭甬保路风潮愈演愈烈，江浙绅商多次举行集会，矛盾直指与英国签署《借款合同》的汪康年堂兄汪大變，汪康年大受牵连，在同乡群体中失去了以往的核心地位。离京回沪的汪康年，无论在政治资源还是在社会网络上，都己彻底失势，能够依靠的只有《中外日报》这个平台了。恰逢此时，舆论界又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张元济已经开始筹划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渐进式地控制《中外日报》，甚至还放出话“君能偿则已，否则以报归我”。这种说法对汪康年的判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遭到了严重的挫伤[14]。

应该说，因为张元济与汪康年的私谊促成了商务与《中外日报》的合资与合作，商务的股东权益则在《中外日报》的影响作用下，取得了巨大的效益。《中外时报》则在汪康年的主持下，更加加大对时政关注、参与度，最终被官方所不容而接盘[15]。汪完全失去了这份付出巨大的心血而且影响最大的平台。

张元济虽然在与汪康年合作中有些不愉快，但并没有放弃办报的行动。1910年，张元济投入三万元收购上海《时事新报》。该报由《时事报》（1907年12月创刊）与《舆论日报》（1908年2月创刊）两报合并而成（1909年），1911年5月18日改名《时事新报》，商务购入《时事新报》，改刊之前，张元济曾期待梁启超“天佑中国，早赐刀环，旌旆归来，定当虚左以侍。” [16]又谓“近日所谓舆论，无非一种偏激之说，实不足以膺国民先导之任，蔽报颇欲力矫共弊 。”张元济委派汪康年之弟汪诒年担任总经理[17]。因张元济做环球旅游考察，梁启超也没有主持。此报热衷于君主立宪，但辛亥革命成功率先易帜。1911年12月，《时事新报》与由《中外时报》更名而来《中外报》发生笔战，结果《中外报》败落停刊。《时事新报》在辛亥后也转为进步党内机关报，后又由商务出身的孟森继续主笔。

这两年，张元济在创办《小说月报》《法政杂志》后，因失去了《中外时报》，故斥资收购《时事新报》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创办人荻葆丰在张元济办《外交报》时就是朋友，也是《时报》老板荻楚青之弟，当然是否与福开森《新闻报》相竞争，那就不得而知，但张元济以此鼓吹立宪，则是其办刊主张。

张元济在教科书、译作、古籍传承及学术著作上的图书出版最为人们所知，但他在建构期刊报纸这种快速文化思想传播上的努力却少有人重视。其实，他在上海后第一年涉及出版的举措就是创办《外交报》，他后来创办的代表性期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都大放异彩，唯有报业这方面没有标志性的品牌，但他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巨大的，由于汪康年作为报业的参与到合作最后自己独立收购，最终他随着汪康年的早逝和王朝的变革，而退出于时代及政治关系密切的办报之路，专心于商业与产业文化教育平台的打造，其实是正确而理性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报纸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巨大的风险和人才的缺乏是一个传统民间的多元化产业集团所无法传承的。

三、挚友之情

汪康年是一个主张维新缓变的先行者。张元济是最早接受并支持他事业的人。张元济不仅视汪康年为西学之友，合作办报，各守一业，共同奋斗了十年，后来还与汪康年一样，走出体制，自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仅是朋友，更是共同选择为促进社会进步而自我发展的人。尤其是他们俩人在思想观念上并无二致，所以更是同道，共走向维新，投身立宪，最后，张元济还成了汪康年为之托付生命的人。

汪康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把生命全部投入到了时代的事业中，这种热情和理想也感染了张元济。张元济作为从变法运动中走出来的人物，始终在时代变革中观察、支持和适度参与，直到“五四”运动后，才全身力而退，专注于他的出版事业。

汪康年生命的最后几年，遭受各种困顿挫折，思想行动上趋于保守，转而赞同中央集权。张元济对维新立宪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但他主要扎根在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出版事业上，没有像汪康年那样成为一个职业的社会宣传家、活动家。

汪康年这位“一代报王”只活了五十二岁，于1911年9月逝世。他离世后，林纾为他所撰《汪穰卿先生墓志铭》称其：“先生力言中国宜申民权，重公理，尚创作而贱安闲，尚改革而贱安常，开利源求新学，宣达民性，振奋士气，欲化愚弱为明强。[18]”日本人所办《上海日报》这样评价他：“汪氏之投身报界，以文学之光明与优美提倡新政，虽称之为中国现代先觉者亦无不可。”[19]

汪康年逝世后，后人一直托张元济为其整理遗稿。1936年，汪诒年请他为遗集题辞。张元济提笔写下了罕见的大气之言：“昔者拿破仑，慷慨留名言，区区毛锥子，乃胜五千军[20]。”短短数语，充满了对汪康年的赞许。汪康年的许多遗物也交由张元济保管，尤其是汪的书信手札。后来，张元济把汪康年的遗物捐给了合众图书馆收藏。

汪康年弟汪诒年（1866-1941）早年和他一起办《时务报》，一直是他的帮手。在《时务报》创刊后，“经理一切馆务”长达十年之久。[21]”后办《中外日报》，曾在商务印书馆当过编辑的包天笑说：“《中外日报》都说是汪康年（号穰卿）办的，其实是他弟弟王诒年（号颂阁）办的”。《中外日报》于1909年蔡乃煌被收购后，汪诒年不得已托命商务印书馆， 1911年主持收购改版《时事新报》之后，回馆担任交通科科长，1922年起，负责发行部成立现讯邮购处。校史处成立，张元济又请汪诒年为主任，成为了工作的重要助手。他办事精细，与他同事过的王绍曾先生称他为“活目录”。商务印书馆被毁后，汪诒年在张元济安排下在编译部工作。1941年，汪诒年去世，张元济撰有挽诗四首以悼之，最后落句云：“老去知音日零落，伯牙何处觅钟期。[22]”以汪氏昆仲为知音可知。

早在张元济创办资料室即后来的涵芬楼时，汪康年1903年也发起建立杭州藏书楼，并聘丰华堂主人杨复主持，即后来的浙江图书馆。前此，汪康年曾策划浙江办高等学堂，三年后成为事实，高梦旦等人即加盟其中，即后来浙江大学的前期，可见其对文化教事业的发展，也与张元济心迹相同。

这大概也是与张元济声气相通之处吧。

十九世纪末，围绕在清政府内外的年青知识精英和士子，大部分人主张维新变革，且逐步通过科考的道路，同朝为官，共同结社、讲学，彼此成为朋友，进而形成了一股力量。维新是甲午以后社会变革的主流，是超越洋务缓进发展的社会趋势，而来自朝廷之外的社会力量与朝廷中青年仕子们则是维新变革的主力军。

汪康年在补殿试后，因加入张之洞幕府之后而得群体激荡砥励，走上了一条自由自主的维新之路，以笔为旗，以报为业，急切地走在社会与时代的前列，对此，张元济开始是仰望之，然后相互辅助参与，再是共同为之努力。张元济在成为出版文化名流之前，他所经历和参与的“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及铁路之争，几乎都与汪康年相携共进，彼此成就对方，并相互以出版传媒手段，为社会使出洪荒之力。汪康年可以堪称是张元济早年的知已和文化事业的引路人。张元济在投身出版的前后，也创办合办过诸多报刊，并最终建构了商务的期刊产业，并达成他开启民智、传播新知的文化理想。

汪康年带给张元济的启发和思考是巨大的，在求新而和处事方式上，张元济更加理性，并最终放弃与政治乃到官方的合作，专心于文化出版。可惜汪康年天不假年给他，因生命的短暂而无法大放光彩，在近代史上文化贡献远不及张元济之巨。

参考资料

汪康年师友书札   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1989年

汪穰卿笔记   汪穰卿传记     中华书局    2007年

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   廖梅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张之洞评传、冯天瑜、何晓明   南京大学1991年

胡道静文集

---

[1]徐珂《汪君穰卿家传》述，振绮堂由汪宪创于乾隆时期，曾献书《四库全书》馆，著录达33种[1]。所辑《振绮堂丛书》二辑二十四种，所刊多抄校稿本。郑伟章《文献丛考》

[2]同科有蔡元培、徐珂、吴士鉴、汪大燮等。

[3]《汪穰卿先生传记》，51页。

[4]

[5]参《汪穰卿先生传记》，62页。

[6]《张元济全集》第2卷，169页。

[7]《张元济全集》第2卷，170页。

[8]《张元济全集》第2卷，182-183页

[9]《张元济全集》第3卷，216-217页。

[10]胡道静《戊戌变法与五十周年祭与<中外日报>》）

[11]《伍光建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P79

[12]《张元济全集》，第2 卷,196-197页。   

[13]《张元济全集》，第1卷 518页。

[14]马叙伦《石屋余渖》“《中外日报》归官办之经过”：汪康年“于戊戌政变后创《中外日报》于沪，持清议，政府颇忌之。吾国之有报自《申报》始，顾于朝局无所短长。《中外日报》起，耳目一振，实革命之先导也。今乃不问椎轮矣。壬寅癸卯之间，日报稍稍众，而《中外日报》以费绌不能支，货于张菊生参议得二万。约偿期，至期不如约，而菊生欲得其成局为己用，力迫不已。且曰：“君能偿则已，否则以报归我。”穰卿愤而谋于苏松太道瑞澂，及江督端方，立得三万金。遂归菊生之货。而《中外日报》自此为官物。菊生始必穰卿无以偿，得坐收期成局。既而知期事，大诧，已无可奈何。”马叙伦著此书时是1947年 ，当是根据传闻。

[15]1908年8月，则因揭发军政腐败而遭两江总督端方封杀。不得已之下，汪康年让馆于苏淞太道蔡乃煌，1911年，蔡让《中外日报》自然死亡，停馆不办。

[16]《张元济年谱长编》320页。

[17]张元济致梁启超的信中曾言：“《时事新报》为弟与梦旦数人所组织，仍近仲谷综理社事。”[17]《张元济全集》，第3 卷220页

[18]《汪穰卿先生传记》卷首， 6页

3《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五，191页

[20]《张元济年谱长篇》，1018页

[2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416页

[22]《张元济全集》第4卷，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