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可谓全国出版重镇，一批优秀的文化先锋创办了不少高水平的儿童文学刊物，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评价：“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20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商务印书馆有一系列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出版刊物，如《儿童教育画》《少年杂志》《学生杂志》等，其中的《儿童世界》最为突出，它是我国第一本综合性白话儿童读物，配有精美插图和漫画故事。

什么样的文学适合儿童？这是我们今天对儿童文学的热议。“儿童主题”可以追溯到晚清，当时已有“少年中国说”的摇旗呐喊，已有对“新民”的期盼，但儿童首次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被发现、被讲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硕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以民族救亡为己任的国家叙事介入了对儿童身份的构建。以儿童漫画为例，推崇“儿童本位”的丰子恺也积极投身抗战宣传漫画；而在此之前的文化叙事尽管也有着文化与政治、想象与实践的内在张力，但它们之间是可以包容并蓄的。

在历史经验严重缺席的语境中，构建儿童的社会身份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它意味着儿童必须能够获得自我认同，能够在儿童文学中“认出自身”。儿童漫画是儿童文学的先锋阵地，拉康的“镜像理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儿童在漫画这个“镜像”中可以认出什么？

“镜像理论”指出，6到18个月之间的婴儿会把自己的镜中之像（未必是镜子，可以是任何反射性的表面，如母亲的面庞）认作“主体”，在外在性中获得完整的自我形式，镜中之像似乎就是可见世界的入口，从而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雅克·拉康、让·鲍德里亚：《视觉文化的奇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镜像阶段最重要的是自我对这个镜像的“认同”，拉康反对凌驾于无意识之上的某个超验的自我，而只能是在“认同”中被构建的、生成的主体。镜像理论对文学文化研究极具影响，成为对文本中的同一性与主体构建分析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借用镜像理论，我们发现，儿童漫画对于儿童的自我认同极具影响，它与儿童之间天生的亲和性，不仅是感性上的，更能在理论上得以阐释。当然，镜像理论给我们的更多是概念上的启发与提示，帮助我们理解儿童漫画的社会身份构建何以可能，而不是在严格意义上把漫画文本认同的过程等同于镜像阶段的过程。

鲍德里亚将镜像概念发展到电影理论，他强调了形象的“运动连续感”，这对漫画叙事同样具有效力。郑振铎先生曾把儿童漫画分为图画故事、插图和饰图三种形式，其中的图画故事尤为重要，因为多宫格漫画以连续的方式展示，儿童的目光所捕捉的是一个完整的叙事，像电影一样，单幅漫画中的孤立形象之间发生了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序列，尤其是在漫画连载故事中更是如此。鲍德里亚提示我们，这种连续性是主体的属性，而不只是文本之间的关系（肖恩·霍默：《导读拉康》，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儿童在理解多宫格图画故事的同时，也是为其赋予意义的过程，儿童在此刻作为一个主体，与图像之间发生复杂的认同关系；与文化批判理论的一般分析不同的是，儿童区别于成人，后者已经有了确证的关于对象世界的经验，他们不必在这个对象世界中认出自身的存在；而对于儿童来说，对图像文本叙事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将自身卷涉其中，因此，儿童一方面作为主体认出对象，另一方面对象又以“类镜像”的方式让儿童在其中展开自我想象和身份代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可谓全国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儿童书局、世界书局都坐落于此，一批优秀的文化先锋创办了不少高水平的儿童文学刊物，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评价：“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20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我的图画书论》，1997）商务印书馆有一系列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出版刊物，如《儿童教育画》《少年杂志》《学生杂志》等，其中的《儿童世界》最为突出，它是我国第一本综合性白话儿童读物，配有精美插图和漫画故事。《儿童世界》由郑振铎于1922年创刊，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及其名下的“远东第一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炸毁焚烧，短暂停刊，同年10月复刊直至1941年停刊。郑振铎和继任主编徐应昶都很重视图像启蒙的意义。图画故事早期又叫滑稽画，强调美好的童趣，是《儿童世界》的重头戏，不乏大量佳作。深受孩子们喜爱、连载300期的“熊夫人的幼稚园”、“河马幼稚园”、“两个小猴子的冒险”、“新年会” 等都是趣味与思想兼备的作品。图画故事从早期的图文参半发展到后来的少文或全图，故事中的角色性格、行为方式、价值取舍、经验教训等不是由文字全盘托出，而是需要儿童主体性的参与，在对多幅漫画的连续性认知中发掘其意义，儿童们由此习得社会身份并以之作为确证自身存在和自我认同的镜像依据。

“河马幼稚园”讲述的是河马夫人与一群顽皮动物学生的故事，在虎儿等小动物学生的身上，孩子们认出的是他们自身的理想镜像：顽皮、天真、快乐。除此之外，小动物们对河马夫人的关心和爱，又通过孩子气的活泼行为被接受和认同，关心和爱他人不是抽象的主题，更不是生硬的训诫，而是潜移默化地融入儿童身份之中。“熊夫人的幼稚园”是叶圣陶等对河马幼稚园的续写，小动物学生是可爱善良的顽童，熊夫人是宽和温暖并兼具母亲角色的长辈，这样的关系里发展出很多有趣的故事。具有颇高文学艺术性的“熊夫人幼稚园”是民国儿童漫画的代表作，也对后来的儿童文学具有积极影响。“新年会”中的孩子们在假期开展各种有趣的活动，聪慧、友爱、团结是其中的叙事主题，伴随着有趣的谜语和儿歌，儿童的主体想象在图像象征的秩序中发展：儿童不只是漫画的观看者，也是作为主体的介入者，赋予图像以完整意义，也知晓叙事发展逻辑，因而，儿童是具有主体性的构建者。

孩子们在自主“解读”故事的同时，就已参与自我想象的社会进程之中。对于低龄的儿童来说，镜像是自我构成的重要依据，孩童在文本“镜像”中所识别的形象影响着对自我的想象，这种想象尽管可能失真、错误，但同一性的构建是首要的，良好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是缓解潜在矛盾和冲突的基石，正因如此，童书的优劣对儿童心灵的影响至关重要。《儿童世界》中的图画故事是关于理想童年的镜像表征，无论是服饰、生活起居，还是本土的儿童和动物形象，都传递出“童年本来的样子”。战乱纷扰，时局跌宕，这在当时是极其艰难的文化守护。

儿童书局是商务印书馆最强力的竞争对手。它是全国首家专业出版儿童读物的出版社，由张一渠、石芝坤在1930年合资创办，位于浙江路同春坊。儿童书局细分受众年龄层，创办了《儿童晨报》《儿童杂志》《儿童常识画报》和《小小画报》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儿童读物。《儿童晨报》是民国儿童漫画报刊的领头羊，也是第一份将出版周期压缩为三日的儿童报纸。晨报为五彩画报，正反两面共四版，前两版是以图画故事为主的漫画，后两版是文字版面配插图。晨报有大量优秀的连载漫画作品，如“两只小猪”“猫兄弟旅行记”“谐画阿得生”“阿土生旅行记”“乡下人逛上海”等。以镜像理论审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镜像说出的是关于普遍性的儿童社会身份，和《儿童世界》一样，讲述了“童年本该有的样子”，无论是有冒险精神、热爱发明创造的、善良又顽皮的孩童，还是童心未泯的成人阿德生，都是对一种具有内在规定性的“儿童”社会身份的构建，儿童在“看”漫画的过程中主动获得文本的意义，并在其中“认出”自身，完成对自我存在的认同与想象——“我是、也可以成为这样的儿童”。另一类镜像则不同，“乡下人逛上海”是典型代表，它与“趣味”无关，甚至是“无趣的”：在一个来上海逃难的穷苦人的眼光中，这个世界的不公与苦难尽收眼底。它甚至与精美的彩印报刊有些 “格格不入”。这是一个怎样的镜像，儿童从中认出的又是什么？“乡下人逛上海”中并没有儿童的主角形象，也没有颇有童趣的成人，这样的连载漫画对于孩童来说也许有些枯燥，他们在主动介入、捕捉图像意义的过程中可能找不到那个可以“认出自己”的“镜中之像”，但意外的收获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可以认出自身生活环境的镜像，当然，这个镜像无法“独行”，因为个体对置身于其中的外在环境的理解是“次级的”，它依赖于“原初自我”的认同，但它可以在与其他漫画叙事的“同行”中完成“指认外在环境”的镜像功能，它同时也带来想象与实践之间最强烈的一次抗争：一面是以善良、有趣、活泼为内在属性的儿童身份，一面是满目疮痍的现实苦难生活，这是《儿童晨报》回应时代所提交的双重答案。

（作者:李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