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镇压义和团，设法取悦慈禧

1899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列强对它极端的仇视和恐惧，多次胁迫清政府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予以镇压。早已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完全听命于西方列强的摆布，按照他们的意愿挑选镇压义和团的刽子手。驻天津的美国总领事致美国副国务卿的报告中说：“山东巡抚毓贤的撤换是我们使馆允求的。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从他一般的名望看来，外国人是希望能给予很好的帮助的。”

1899年12 月15日，袁世凯到山东赴任。他没有忘记拥兵方能自重，所以，他把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武卫右军”也带到了山东。

在山东，他不仅盘踞津浦中枢要地，控制南北两方，而且还借机扩大地盘，扩充实力。他把山东的三十四个勇营加以栽并，改编成步、骑、炮兵二十个营，称之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兵力达一万四千余人。接着，他又把山东其他地方的旧营改编为新军，兵力迅速膨胀到两万余人。

他到任伊始，就发布了《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宣布凡参加义和团的格杀勿论。在他的屠刀下，义和团民惨遭杀戮。仅以东光县为例，一个方圆十里的地方，没有一棵树上不挂着人头，也没有一个人头上不包着红布。他还勾结西方列强，联合德国军队和各地教堂武装，围攻、屠杀义和团，并一再向德国驻青岛总督厚颜无耻地表示“同心”。

对袁世凯在山东的血腥屠杀，李鸿章倍加赞赏说：“幽燕云扰，而齐鲁风澄”。而山东拳民对他却恨之入骨，皆有欲杀之势。老百姓编的民谣中说：“杀了冤魂蛋，我们好吃饭”。他们甚至在巡抚衙门的墙上画了一个戴着红顶花翎的乌龟，伏在洋人的屁股后面，表示对这个卖国贼的痛恨。对此，袁世凯十分害怕，在他的卧室周围也架设了铁网，严加防范。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袁世凯却视军队为已有，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只派孙金彪率三千人马走了一趟，装模作样地去“勤王”。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武卫军的前、后、左、中等军几乎全部崩溃，而他的武卫右军非但未伤元气，反而却得到了发展！

在慈禧太后西逃过程中，袁世凯一直密切地注视着事态发展的动向。当他探听到“和议”有了希望的时候，便急急忙忙地东征西敛了二十六万多两银子，派人送到了慈禧太后的行宫。还另外筹办了一笔现银，分别赠送给军机大臣和宫内太监。

两宫西逃，对那些至尊至上、平时作威作福的权贵们来说，沿途虽不是千辛万苦，但也不能像在北京的皇宫和颐和园里那样骄奢淫逸、舒舒服服了。在这个时候能得到袁世凯的源源不断的奉献，自然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了。因此，受贿最多的荣禄和李莲英天天在慈禧太后的耳边说他的好话，盛赞其能。

袁世凯运用这种手段，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更大的野心。他深知，北洋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的中心，而执掌北洋大权的李鸿章病势日重，不能久之，趁此时机，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位置，并取得她的信赖，是十分重要的。

这决非袁世凯的痴心妄想。1901年10月28日，张之洞致军机处的电报中说：“昨，德公使穆默自京来鄂密谈，穆云，李相病颇重……其大意愿袁抚到直隶而已。按今年以来，所见各国提督、领事，皆盼袁抚为北洋大臣，众口一词不仅穆一人也。”

由于袁世凯既在慈禧太后心目中有了位置，又被“洋大人”们视为新强人而格外青眯，所以，北洋大臣一职也就非他莫属了。

1901年11月，李鸿章死，袁世凯果然署直隶总督，次年6月实授。《辛丑条约》签订后，练新军的鼓噪再起。袁世凯趁此机会，利用他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的有利地位“整军经武”。1902年初，他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在河北一带挑选了丁壮六千名，编为“常备军”，亦称新联军。还设立了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教练等处。1903年，他又提议设立了“练兵处”。为了避开清廷对他的疑忌，练兵处表面上由满族亲贵掌握，他只居会办练兵大臣，可实际上他仍是练兵处的主要角色。练兵处下设的提调徐世昌、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均为他的心腹之人。

所以，练兵处还是为他一手包揽，兵权集于他一身。这时，清政府提出在全国编新练军三十六镇（相当于师）的计划。他又打着这一旗号，采用招募与改编相结合的办法，于1905年把北洋常备军陆续改为北洋陆军，编为六镇，兵力达八、九万人。

清政府编新练军三十六镇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可北洋六镇却完全装备起来并成为清朝新军中的劲旅。北洋六镇的建立，标志着北洋军阀这个军事集团形成了。在此期间，袁世凯因拥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反革命军事武装为资本，而同时身兼数职：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声势显赫，权倾内外，较曾国藩、李鸿章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欲壑难平。他的政治野心继续膨胀，不断向东三省扩张势力。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不久，他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机，调陈统一东三省方案。1907年3月，东三省改设行省，跟随他多年的助手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军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吉林巡抚、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这些人也都是他的朋党。为了控制东三省，他还以巩固边防为名，调北洋六镇中的一镇二协之兵扼守奉、吉要道，显然，巩固边防是假，扩充北洋势力是真。

袁世凯之所以能如此显赫，他“拥兵自重”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这也和他采取了一些巩固自己地位、发展个人势力的政治手段分不开的。

清代，在官场中，有一种内官（即京官）吃外官（即地方官）之风。地方官因近水楼台，就地搜刮，油水较京官为多；而地方官的升迁补调，则操之于京官之手，所以，地方官不能不对京官时有馈送。庚子以前，这种馈送是不公开的。庚子之后，清朝腐败至极，官吏廉耻尽丧，衣冠扫地。袁世凯早已发现，在清廷的上上下下，金钱是万能的。他督直之前，就以孝敬、报效等方式，大肆贿赂，收事半功倍之效了。在他督直之后，又有了直隶总督这个肥缺和北洋大臣这个高位，财源甚广，为他大搞贿赂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条件。

可以说，清末贿赂之风的公开化，乃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从袁世凯开始的。

1903年，荣禄死后，奕劻任军机领班。奕劻贪污受贿是人人皆知的。精于此道的袁世凯立即就把功夫下到了奕劻的身上。其实，在荣禄还没死的时候，袁世凯在“三节两寿”（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和奕劻及福晋生日）时，就按时给他送礼的，但没有满足其胃口，所以，奕劻曾发牢骚说：“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自从荣禄病重，传出奕劻将要任军机领班的消息后，袁世凯立派其亲信会同与奕劻来往密切的杨士琦带十万两银子送给这位王爷，还说以后再特别报效。

奕劻从来没一次得过这么多银子，当即笑纳了。奕劻正式入军机领班之后，庆王爷的年节、寿日、宴请、婚丧嫁娶、子孙满月等一切费用，都由袁世凯预先布置，全部开销，王府分文不花。因此，袁世凯深得这位王爷的欢心，数月的功夫，奕劻对他的宠信就远远超过了荣禄。除对奕劻外，他对西太后、李莲英的供奉更是无微不至，所以，西太后对袁世凯召对之余，往往是对他的孝敬奖许一番。

袁世凯的另一个手段是拉拢、使用一些人在清廷的上下、内外为他充当密探，传递消息。他是干这种勾当的老手，手下有两个干将，一个是赵秉钧，一个是道貌岸然、一派学者风度的杨士琦。他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驻节天津，可杨士琦却频频奔走于京津之间，每次进京必到庆王府，听奕劻讲朝中要事，有的事奕劻还托其向袁世凯请教。

袁世凯位极人臣，声势显赫，包揽北洋全权，使一些人对他侧目而视，言官纷纷弹劾。其中，御史王乃征的奏折是最为尖锐的了。奏折中说：他“督责天下之饷需，欲户部不得过问；举劾天下之将弁，欲兵部不得持权，既历史所未有，亦五洲所不闻。枝重有拨本之嫌，尾大成不掉之势。”这样下去，会“立召祸乱”。

奏折中还说：他请派饷练兵，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年仅四十岁，没有什么大功大劳，而宠任之隆超过了曾国藩、李鸿章，但他自己还没有自知之明。奏折中又说：他的“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他要“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他是“假美名以济其私，握重权以便于己”。奏折中大声疾呼：朝廷不能忠奸不辨，不能把国家兵赋大权全交给袁世凯一人；过去对忠纯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没有这样，怎么能对袁世凯这样呢！更何况他又绝对不是那样忠纯的人。

这些议论，既揭露了袁世凯的野心，也反映了他的权力膨胀的程度，当时虽然还未能马上动摇袁世凯的地位，但对清朝最高统治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提醒；对袁世凯来说，也绝不是什么吉祥之兆因为在当时，尽管袁世凯大权在握，势气熏天，但操纵着他及其党羽命运、对其握有生杀予夺的专制权力的仍然是清廷最高的统治者。

02、袁世凯被贬，私下仍风云暗动

1906年10月，出国考察政治的大臣载泽等回国，清政府决定推行君主立宪改革官制。当时，袁世凯主张废除军机处，改为责任内阁，设总理大臣。其用意是总理大臣一席必定由奕劻担任，而他仍旧可以凭借奕劻的庇护为所欲为。可是，西太后最后裁定：军机处保留，且军机处只留下奕劻，瞿鸿梯、徐世昌等退出；各部尚书均充任参与政务大臣。这样的决定和变动，大大削弱了袁世凯在中枢部门中的势力。

接着，兵部又改为陆军部，练兵处并入，铁良为陆军部尚书，这对袁世凯更是不利的。铁良是士官派，同北洋的武备派本来就是势不两立的。机构调整后，他就以士官派为陆军部班底，气势汹汹地同北洋的武备派搞摩擦，并借统一全国军政之名，收回北洋六镇。

袁世凯看出势头不对，悄悄不安，急忙退守交出了一、三、五、六镇，同时辞去了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等职务。

1907年，清廷对袁世凯明升暗降，调任其为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1908年，光绪、西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载沣为摄政王。载沣乃是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溥仪之父。此人政治上并不糊涂，只是优柔寡断，无统驭办事之才。这位摄政王监国之后，根据祖宗不信任汉人专权的密传家法，又看到京畿各镇将领以及几省督抚多为曾煌赫一时、目前尚身处军机要地的袁世凯所提拔，或与其秘密勾结，就连宗室亲贵奕劭等人也被其用金钱喂饱，乐为其所支配使这位摄政王感到袁世凯不除，后患无穷。

再想到胞兄因其告密而遭软禁、郁郁而死的情景，报仇雪恨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乃迫不及待地谋划去掉袁世凯。而袁世凯从载沣晋封为摄政王这一突然的政治变化中，已敏锐地觉察到了形势在逆转，对他十分不利，因而惶惶不可终日。不出所料，12月28日，也就是西太后死去的第五十七天，一道谕旨下来了，宣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这样，袁世凯被罢了官。对如何处置袁世凯，传闻之说颇多，有的说光绪临危时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有的说光绪死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现光绪亲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并将其交载沣处理；还有的说隆裕面谕载沣，杀袁世凯给先帝报仇，等等。

除此传闻外，当时要“严办”袁世凯是确实的。但如何“严办”，大员们意见不一，载沣也缺乏魄力而不能决断。谕旨的原文是：“拿交法部治罪”，对此，张之洞力为反对，说：“袁世凯在直多年，握有庞大军力，如果严惩，恐生他变；国有大故，不宜诛戮大臣。”奕劭也为其讲情。这样，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了。

丢了官的袁世凯惊恐万状，丧魂落魄。他更担心再下第二道谕旨，那就会要他的命了。“霹雳一声祸有因，包车风帽到天津。”他当年的威风和气势一扫而光，犹如丧家之犬，身着便服溜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里的利顺德饭店里，准备当天夜里就乘船逃往日本避难。直隶总督杨士骧父子为其出谋划策，认为逃往日本是下策，逃不脱，抓回来就会马上被处死；即使逃走了，那也就再也没东山再起之望了。于是，他决定不去日本，当晚返回北京。杨士骧还偷偷送给他六万两银子，并叮嘱他：“明晨必须返豫，在京不可稍作停留。”次日晨，他仓皇登车，光天化日之下，谁还敢给他去送行？因此，车站上的人寥寥无几，显得格外冷清。

清廷将袁世凯放逐，是庸懦无识、缺乏远见的表现，实际上，这是放虎归山，养瘫成患。

03、“养疴＂期间故布疑阵

袁世凯回到了河南彰德洹上村，这里有他当政时修筑的一座庞大的别墅。别墅总称“养寿园”。他住的正厅叫“养寿堂”，西侧为住宅，姬妾九人，各有一院；东侧是山林峻石、奇花异草、亭台楼树，应有尽有的大花园。他在这里过着饮酒赋诗、游山玩水、轻闲自在的生活。其实，这全是在欺骗。

他从各方面施放烟幕，极力装出闲云野鹤与世无争的样子。为此，故意将他在养寿园坐舟披衰垂钓的照片传出去，使人们以为他已无问世之志，也似乎不想从政了。实际上，他一直没有间断同各方面的联系，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迫切期待着有利时机的到来，以便重登政治舞台。他那种不甘蛰伏的政治野心，有时也很难自抑。诗以言志，其“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之句，就情见乎于词了。

为观察“远天风雨”，他的耳目仍旧活动在朝廷，旧部依然遍布于各地，有宗室亲贵奕劭和满族大员那桐、荫昌以及汉族大员徐世昌，也有君主立宪派人物杨度等，甚至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驻防在华北和东北的第一镇何宗莲、第二镇马龙标、第三镇曹锟、第四镇吴风岭、第五镇张怀芝、第六镇段祺瑞及统率其他各军的姜桂题、张勋等，心目中念念不忘提拔他们的“衣食父母”——袁宫保，暗中继续听其操纵。

当时，迫于朝命，不敢说三道四，但心里无不期待着袁世凯东山再起。因此，他们没有一个不按时到彰德馈送探望。袁世凯还同各国使馆保持着联系，特别是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联络更为紧密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洹上村俨然成了秘密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中心，形形色色的人物来往于途，络绎不绝。可见，他依然是一个为中外势力所重视的实力人物。

04、东山再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2日，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前去镇压。当天，第一军军统冯国璋就背着荫昌秘密到了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当即授予“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秘诀。

荫昌和袁世凯的关系本来也是很深的，他知道，指挥北洋军没有袁世凯的帮助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到洹上村拜谒求教。他一到，袁世凯就“病”了。谈起军国大计，袁世凯以离职日久、不了解情况推谈。荫昌不得要领而去。到了前线，将领们果然不听他的指挥。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满朝文武重臣们一片惊慌，个个束手无策，政局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天生我材必有用”。清王朝的“保姆”西方列强出来说话了：“除非再次召用袁世凯，没有任何行动能使清朝得到国内外的信任。”他们甚至还说：“非袁则亡！”清政府俯首听命，决定重新起用袁世凯。

此时，彰德一地，门客亲信＂咸集洹上＂。窥伺方向、只待一逞的袁世凯，敏锐地觉察到，期待已久的夺取中国最高统治权的时机到来了。然而，嗅觉敏锐的还有一人，那就是他最为亲信的赵秉钧。他们二人在卧室中密商取清而代之的策略和步骤。

最后，二人仿照三国时诸葛亮、周瑜火烧曹操的故事，各写了四个字，赵秉钧写的是“两利俱存”，袁世凯写的是两面威吓，其意完全吻合。因为己有谋划在先，胸有成竹，所以，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夺权的行动进行得不急不躁、有条不紊。他首先开始向清廷进逼。

10月14日，清廷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这在他的眼里，官小位卑，因此，不为所动。10月15日，他一面推托说；“足病未愈”，不能出山；一面暗中通过协理大臣徐世昌向清廷提出取得更大权力的要求。此时，他还秘密派一名亲信带着出山条件去美国驻京使馆摸底，对美国人说：“袁世凯提出的条件被接受，他就会出山。”这个亲信还十分神秘地透露：“以后我们将有一个共和国，他（指袁世凯）是这个共和国的总统。”

这不是胡言乱语，是袁世凯有意向洋人表露他要夺取中国最高统治权，其目的是要看西方列强的眼色，以便行事。但当时列强还没有抛弃清政府的打算，因此，这次试探没有结果。

在袁世凯的逼迫下，清廷无可奈何，不得不于27日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陆海军。袁世凯见清廷已屈从于他，便离开彰德南下，抵达湖北前线，部署进攻革命军。在他的指挥下，冯国璋的北洋军攻下了汉口，清廷封冯国璋为一等男爵。可就在这时，他下令停止了进攻。为什么不一气呵成攻下武昌就戛然而止了呢？时人的一首记叙诗说得十分明白：一举持看局可找，勒兵不许过江南。乃翁自有囊中计，何用勋封一等男。

“囊中计”就是袁世凯的“两面威吓＂。这个沉浮于官场二十多年的老手，深通“养敌自重”这个道理。如果没有威胁清廷的武昌革命势力的存在，他怎么向清廷讨价还价，索取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力呢?

11月1日，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辞职，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3日，他就抵京任职。当天，美国驻华使馆的汉文秘书丁家立向袁世凯递交了革命党人给摄政王载沣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清帝退位的要求以及给予的条件。他当场斥之为胡闹，并予以拒绝。

实际上，是由于革命党人对他没有什么许诺而使他大为恼火。这也是美国在南北之间最早的一次和谈牵线活动，但未能成功。袁世凯抵京后，多次向隆裕太后垂泪诉说摄政王载沣庸懦无能，任用亲贵误事，隆裕太后不得已又下诏指责载沣，迫使其回家呆着去了。从而，他又搬掉了一块绊脚石，使清政府的全部权力转到了他的手中。这时，有人要他趁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之际，取清而代之。然而，他觉得条件尚不成熟，不肯冒险去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权。因此，他仍坚持“两利俱存”、“两面威吓”的策略。

05、成功窃取革命的果实

对革命阵营，袁世凯软硬兼施，又打又拉。打下汉口之后，他就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秘密向革命军进行和平试探，同黎元洪进行频繁的电信往来。对他的试探，黎元洪在一封复电中明确表示：“公果能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何必屡出甘言，思以诈术挟我军心，转为公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革命军方面对他的许诺和软弱，但也揭露了他的诈术，拒绝了他的和平试探。于是，他立即采用打的一手，命令北洋军攻下了汉阳，给革命军施加压力。

这时，是坚持君主立宪还是赞同共和？还要看看西方列强的眼色才能行事。11月中旬，他的长子袁克定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说：其父是主张维持清室的，但革命军方面硬要推他父亲为共和国总统，如何是好，请赐教。

当时，不论美国还是英国，虽然都表示支持袁世凯，但其倾向于维持君主立宪，扶持清政府，因此，他们说共和制是一种冒险的尝试，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而不肯轻易在中国换马。

于是，袁世凯对革命军方面的许诺故做姿态，表示不能接受的样子。但是，革命声势越来越大，十几省相继宣布独立，清廷已是尸位素餐，不可救药，于是各国就调整了其方针，勾结袁世凯，诱迫革命军停战议和。

11月26日，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谋，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斡旋，向湖北军政府提出了双方立即停战、清廷宣布退位、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等三项停战议和条件，得到了革命军政府的同意。

12月18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到上海同革命党人谈判。他企图通过南北和谈，在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让他作大总统的同时，借革命的声势和革命党人之口，逼迫清帝退位。

这样，自己可以装作清廷的忠臣，逃避人们侮骂他“夺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

就在“南北议和”之时，孙中山回国，众望所归，组成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尽管孙中山表示虚位以待，袁世凯也甚为不快。在同孙中山来往的函电中，他称孙中山为“孙逸仙君”，以示不承认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地位。

1912年1月2日，也就是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袁世凯在给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的电报中指责说：“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己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愤想之情，溢于言辞之中。

为此，他煽动并利用北洋军人反对孙中山当选总统的嫉恨情绪，指使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等联名通电，表示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甚至宣称：“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制，必誓死抵抗”。同时，他也密令前线军队破坏停战协定，进行军事挑衅。“南北和谈”被迫中止了。

袁世凯的恶劣行径，激怒了革命党人。他们要杀死他，以扫除障碍。1月1 日上午11时45分，袁世凯下朝回寓，行至东安门外丁字街口时，埋伏在这里的革命党人从路北祥宜坊肉铺楼上扔下三颗炸弹，只响了一颗，袁世凯的卫队管带卫兵二人及他们的坐骑当即被炸死，九人被炸伤，而袁世凯却免于一死。事件发生后，震动了京城内外，军警四处捕人，革命党人杨禹昌等罹难。

革命党人的暗杀行动，没有使袁世凯停止夺权的脚步。他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在南京临时政府中立宪分子的策应下，继续向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进逼。革命党人处境困难，不得不中止了北伐，向他作出了更大的妥协和让步。孙中山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得到了孙中山的保证后，袁世凯又调过头来逼迫清帝退位。

1月26 日，汪精卫按照袁世凯的要求，利用一个名叫彭家珍的革命青年，炸死了坚决反对清帝退位的皇族首领人物良弼，来了个杀鸡给猴看。这一招果然奏效，吓得皇族成员个个心惊胆颤，反对清帝退位的人也逃出了北京。同一天，在他的指使下，段祺瑞率领湖北前线的四十六名北洋军将领联名电奏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宜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带兵入京。

清廷见大势已去，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于2月12日宣布退位了。

13日，袁世凯电告孙中山，说：“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制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孙中山随即向参议院咨请辞职。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为了坚持民主政治，防止袁世凯拥兵自重、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在提出辞职的同时，还附带了三项条件：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新总统必须遵守一切法律章程。显然，这是“调虎离山”和对袁世凯的约束。可是，袁世凯不肯轻易就范。他口头表示极愿早日南行，但又迟迟不动身，还节外生枝，扬言要“释政”、“退归田里”，对南京政府进行要挟。孙中山识破他的用心，一方面通电各省，宣布“以袁公到南京接事日为文辞职之期”，言外之意是你不来我不走；另一方面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去迎接他南下就职。

2月27日，专使们到达北京。正在等待之时，北京发生了兵变。这次兵变的变兵是刚刚从前线撤回的北洋第三镇一部分士兵。他们在前线时，每月双饷，撤回后双饷被陆军部给裁掉了，从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而这种不满被别有用心的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所利用。

原来，袁克定也想搞一次兵变，其目的是仿效“黄袍加身”的故事，赶走宣统，把袁世凯拥到皇宫里去做皇帝。为此，他召集了一些中下级军官开会，决定兵入东华门。这样，火一点，兵变顺势而起。但因兵变的组织者没有同保卫皇宫的禁卫军军统冯国璋通气，变兵同禁卫军发生了冲突。

变兵们未能进宫，便火烧了东华门，又顺手牵羊，大肆抢掠了东城的商民。驻京的姜桂题部见第三镇捞到了油水，也在第二天晚上大肆抢劫了西城的商民。接着， 天津、保定又相继发生了兵变。

这次兵变同专使去京迎袁南下毫无关系，更不是为威吓专使、阻袁南下搞起来的，但狡猾多端的袁世凯却借题发挥，以维持北方秩序为借口，说南下难以成行。

专使们因身临其境，并受惊一场，也只好改弦更张，说服南京政府，将要求袁世凯南下的条件取消，临时政府地点定为北京，总统就职仪式在北京举行。于是，他如愿以偿了，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组成了实行地主封建军阀统治的北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