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1865—1953），名朓，字敬恒，江苏武进人。早年为清朝举人，曾参加过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主张维新。后留学于日、英、法等国，其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53年病逝于台湾，终年88岁。他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热心文化事业，学贯中西，建树颇多，影响甚大。1963年，吴稚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 “世界学术文化伟人”称号，为二十世纪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他个性狂狷率真，诙谐幽默，号称民国第一怪人。是民国史上一个一言难尽、颇耐品读的人物。”

吴稚晖狂狷磊落，敢笑敢骂。蒋介石毕生待之以师礼，蒋经国亲为其主持海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其为“世界学术文化伟人”、“一个坏透了的好人”。吴稚晖在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文化事业，在语音、文字、哲学、教育、书法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单看外表，这位学问家、党政要人就令人瞠目：近70岁时，仍是一身青竹布的长衫，圆口布底鞋，旧式帽子，像极了乡间老财主。好容易等到这位昔日留学生穿西装，却是用箭袖袍套改制的，穿在身上皱皱巴巴，不伦不类。

比穿着更出格的，则是他的言行。吴稚晖可用放荡、不修边幅形容，经常睡大车店，甚至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年轻时留学日本，在留学生大会上，他上台大骂西太后慈禧，骂到一半时，不小心松了腰带，裤子掉了下来。他不慌不忙提上裤子，照骂不误。

扮小丑也是这位疯子的特长之一。年近50岁时，为了募集爱国捐款，他穿戴黑西装、红围巾，头顶用红绳扎了个小辫，在台上又唱又跳，大出洋相，最后甚至噔噔磕响头。即便如此，他也可以做到面色自若，毫不在意。

不过相比上述，吴稚晖最有名的“绝活”还是骂人。他写文章，脏话连篇，极其难听，“正言斜语、国骂村骂、市井俚语”，全部用上。如果他只骂你是“猪狗”，那是最最轻微的脏话了。

难怪有人评价，一旦他的笔锋指向你，那你把他“烧成了灰再蹋上亿万只脚”也不能解恨。

而他骂的人，并不只是辩敌。只要看不顺眼，谁都难逃他的毒口。据说他曾经抡着拐杖追打戴笠，边追边骂，最后气呼吁地说：“可惜，撵不上这个狗杂种。”蒋介石扣押代表，他又让卫队长转告蒋介石，“骂他是婊子养的”。

这名国民党中常委，因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常和冯玉祥一起，大白天提着灯笼去开会。有一次，蒋一边离座来迎，一边笑问他为何白天点灯笼。他不紧不慢地学着蒋的宁波腔说：“娘希匹，这里太黑暗，太黑暗了。”

另一次，蒋介石携宋美龄前去拜访他，他不喜欢宋的打扮，命令家人锁门关窗。蒋介石的侍卫在外面叫了半天门，他大怒之下推开窗户，指着蒋大喊：“吴稚晖不在家”。

作为蒋介石的师爷，吴稚晖也是清党分共的急先锋。他曾在广州指着苏联顾问鲍罗廷的鼻子骂共产主义，也曾当面怒斥陈独秀“共产党取人性命太急”。为了清党，吴稚晖老先生不惜给汪精卫下跪，恳求汪主席改变袒共的态度，留沪带领大家坚决地清共!

1940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的保护下，汪伪所谓“国民政府”粉墨登场。吴稚晖发表《卖国贼是世上最凶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之》，这是一篇诙谐、辛辣的讨汪檄文，文章说：

“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乃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狗放屁。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权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

他不仅给汪精卫改名，还把陈璧君改为“陈屁裙”，褚民谊改为“鼠蚊蚁”。他甚至发表《建墓铸逆启事》，倡议仿效西湖岳墓，也为汪氏夫妇铸铁像，让他们如同秦桧那样遗臭万年，成为不齿于人世的狗屎堆。

脾气如此之臭的吴老先生，却也有大度的时候。一次，在一个讨论汉字注音符号的大会上，一名叫王照的学者与他争辩到面红耳赤，突然破口大骂他“老王八蛋，只知道嘻皮笑脸”。众人大惊，以为必将引发骂战，谁知这老先生嘻嘻一笑说：”哎呀，你弄错了吧，姓王的不是我，我姓吴。”

吴稚晖一生不做官，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要他出任教育总长，吴稚晖回答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宫我是做不像的。”在总统府住了四天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了。蒋介石几次要他出来做官，他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终其一生只当了个中央监察委员，而且是个从不办公事的委员。教书当编辑，有时穷得无米下锅了，就挂单卖字。吴稚晖的篆书居当时四大书法家之首，很有名气，维持他规定的“两粥一饭，小荤大素”还是不成问题的。他在国民党内位高言重，不过从来没有人敢前去送礼，否则往往连人带物被轰出门去。抗战时，当局专为他在重庆修建小楼一座，他拒不领情，特意在中央组织部后面的大田鸡山坡上，自盖茅草屋一座，面积13平米见方。有人描述他的住所：一挂旧蚊帐，一张竹板床上，一个大马桶和一位老伴而已。他从不坐专车，每次都由老伴搀扶着走出草屋拄着拐杖排队上公车。

有评论说，吴稚晖虽然口德极差，但在中国政治这口大酱缸里，抛开信仰不谈，只论私德的话，他“还说得过去”。

尽管言行看起来疯狂，可吴稚晖对官场有着十分的清醒。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个泥人“大阿福”，只是以“元老”身份，站在前排照照相，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

他曾对人说，自己“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虽然他被挂了许多虚职，但是从来都不到任。他一生只领着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却从不去办事，紧急公文送来，他就胡乱签署。

而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育和鼓吹科学精神上。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注音符号，是中国人学习汉字发音共同的工具，而吴稚晖就是最早制定注音符号的人，有趣的是，据说吴稚晖当年积极投入研订国语注音，一开始是为了方便自己不识字的妻子袁荣庆写家书用的，吴氏伉俪鹣鲽情深，注音符号无心插柳。

尽管年过五旬，他仍然不断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鼓吹科学和工业文明。到了60岁时，他还为《民国日报》的《科学周报》写了许多生动幽默的“编辑话”。对科学、理性和社会进步的肯定和传播，以及对所谓“东方精神文明”及其落后现实的批判，成为他终身努力宣扬的思想。

他个性鲜明，观点亦鲜明，诙谐而尖锐辛辣的语言，使其文章更具杀伤力。比如，对当时整理国故的风气，他撰文批评，又犯了骂人的瘾，认为“国故的臭东西”，一定要“丢到茅厕里三十年”。

这位清醒的老人，在晚年也清清楚楚，清算财务，没有一分不义之财。他在遗嘱中写道：“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