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下野　当属意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对昔日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一周后，在南京组建新的国民政府，与在武汉的汪精卫政府相对抗，汪精卫闻之大怒，立即通电要蒋“下野”，否则将进行军事讨伐。

当时面对唐生智、孙传芳两路夹攻，蒋介石遭遇两路强敌，一时手足无措，只好紧急从前线回到南京，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商讨解决危局的办法。但令蒋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在北伐战争中对其唯命是从的亲密盟友和部下，此番竟然都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甚至打算对其取而代之。

会上，白崇禧公开顶撞蒋介石，拒绝执行出兵命令。大出意外的蒋一怒之下说：“如果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白并不在意，马上接茬说：“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蒋本来是以辞职要挟，想逼白退让，不料白顺势逼宫，反倒把蒋逼到了进退不得的地步。

于是，蒋介石在8月8日签发了”下野”文告：”中正复有何求，今既疚戾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
　　蒋介石一下野，武汉方面就失去了”东征”之口舌。当”下野”文告电达武汉后，汪精卫于15日”有十万火急电，由九江拍至南京，请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速到九江会议”。

    8月22日，李宗仁等代表南京方面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在九江庐山会议，双方取得妥协，缓住了唐生智的”东征军”。李宗仁回到南京后，与何应钦、白崇禧等于8月26日至30日的五天时间内，在龙潭全歼孙传芳渡江的11个师，扭转了危局。9月间，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开会，联合组成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南京”国民政府”。接着，桂系又联合西山会议派迫汪精卫”下野”。10月，李宗仁挥师西进，将唐生智部击溃，唐部10多万军队尽为桂系收编。

　　正当桂系势力在南京、武汉日益膨胀之际，蒋介石从溪口到了日本，与日本政界人士广泛接触，尤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长时间”恳谈”，取得”谅解””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恰逢汪精卫从广州到上海联络组织力量，遂抓住时机串通一气，互相支持，相约同时复职。12月3日，蒋介石支持汪精卫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汪精卫力推蒋介石复职。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想对张作霖作战，也主张蒋复职。何应钦则要蒋出来”主持军事”。这样，预备会议顺利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议题，并决定由蒋来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当即解体，胡汉民、孙科等一班人被迫”出洋”。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桂系借机攻击汪精卫等对广州起义负有责任，蒋介石鉴于复职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参与劾汪。汪精卫也被逐”出洋”。蒋介石于1月4日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计”，9日正式通电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拥有实权的职务。

　　内外交迫，再次”引退”

　　1930年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长，蒋介石未经立法院通过，与日本签订了《关税协定》，因而胡对蒋不满。蒋又擅自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胡更不满。1931年初，蒋介石坚持要召开”国民会议”，另制《训政约法》，胡汉民认为”总理之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中之对内政纲，较任何约法都完备，无需再作出钦定式之约法”。蒋听此言甚为恼火。2月26日，他派人给胡汉民送去一个请柬，约28日于总司令部晚餐。28日晚胡开完会到达司令部，不见有宴，只见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一人坐在那里。不久蒋介石出来相见，两人发生争执，蒋即下令将胡汉民软禁，后送去汤山。

　　胡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起来，粤派要人纷纷离开南京去广州，有孙科、古应芬、王宠惠、刘纪文等。汪精卫和邹鲁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囚监委正式提出”弹劾”案，要蒋介石”下野”。蒋被迫向中央监委”自请查办”。在两广方面，陈济棠、陈策、李宗仁、张发奎等相继通电响应，要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而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发出”忠告陈济棠”之通电，进行对抗。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于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发表宣言，指责南京之”党部为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晚又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28日，在广东省政府二楼举行”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又在燕塘阅兵，分别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第四两个集团军，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双方剑拔弩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以及各中等学校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9月28日，学生冒雨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 11月24日，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5千多人到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对他们说：”如三个月内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学生们不信他的话次日在国民政府的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时敲打，以示警告。蒋介石被迫”手书”答应学生”抗日”。

　　在学生要求抗日的同时，各省响应东北马占山的抗日运动，纷纷指责蒋介石，要求出兵抗日。蒋介石内外交困，终于”软”了下来。蒋先派陈铭枢携亲笔信去上海说项，又派蔡元培、张继陪陈去香港与粤方会晤。9月28日和29日，粤方之汪精卫、孙科等与陈铭枢等会谈于香港，议定由蒋介石先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机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即行下野”。接着双方在广州退思园开会，粤方坚持”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蒋方代表向南京请示，蒋复电表示只要粤方要人到南京，当即”通电下野”。10月初陈铭枢返沪，由陈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兼淤沪警备司令，调十九路军进驻沪宁卫戍，保证粤方要人安全。10月24日，粤方要人与蒋介石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宅举行会议，前后开了七次，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于11 月7日达成协议，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南京国民政府，俟改组后，广州国民政府当即取消。12月15日，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宣布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26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蒋介石虽然下野，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蒋在下野前已布置亲信，控制了军队等要害部门。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权攘利并未停止下来，在广州出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陈济棠倡议”西南五省大团结”，何成浚又发起”九省联防”，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等也在筹划”北方六省大联合”。国民党四分五裂。1932年1月4日，孙科迫于形势，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南京政权出现危机，亲蒋派趁机提出”请蒋介石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之动议，当即得到通过。2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3月6日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三次”引退”，全盘失败

　　1948年底，东北、华北全境和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占领，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连美国政府也对他不满。

　　早在1948年10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有前途的其他国民党领袖人物上台执政。11月16日孙科接任行政院长，美国大使司徒??”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美国的态度使蒋介石非常着急，他立即派夫人宋美龄飞往美国访晤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支持”。但未得结果。

      12月24日，拥兵50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仁与甘乃光等又提出五项和议主张：1.蒋介石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后撤30里；5.划上海为特别市，作为和谈地点。

　　接着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相继通电主和，并要蒋介石下野。除夕日，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几人外，其余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蒋介石深知这不仅是同僚们的意见，就是美国政府也对他打问号了。遂于1949年1月1日发表《元旦文告》，说”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嘱外交部长吴铁城以《和谈决议》通知美、英、苏、法四国驻华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均遭拒绝。9日，蒋介石一面派张群、黄绍竑去武汉和长沙，听取白崇禧和程潜的意见，一面调整南方各省之党政军要员，安排后路。18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彭孟缉为副总司令。19日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蒋介石既不能打下去，又没有”和谈”之可能，只得于1月21日”引退”。

      1月21日下午4 时，蒋介石乘飞机到杭州，次日到溪口。蒋经国在他写的回忆录《风雨中的宁静》一书中说：”父亲引退，离开南京，临行时候，曾到紫金山国父陵寝谒别。当天晚上到达杭州，就住在览桥空军军官学校，那时父亲的心情当然显得十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