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工具和记录。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

       图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在日记中记下了与张学良见面的过程。

蒋介石的日记可信吗？——不看，会有很大损失；看了什么都信，也会上当

日记记录本人当日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但是，蒋介石长期被视为“坏人”、“恶人”，他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一种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自我宣泄，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受到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

“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记录与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是真实的。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

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工具和记录。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2.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4.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录；6.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本月反省录；8.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世界常常被他扭曲。有些事和人，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但是，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进行自我吹嘘、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

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

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也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形象。

2005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由于如此，蒋的日记对于我们认识蒋的本相，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意义。不看，会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坦承自己下令“不抵抗”，称“与蒋介石无关”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他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需再引了。

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