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在战备柜里的珍贵资料

我是偶然发现那一箱子档案的。那年我参加北京警察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只要和历史沾边儿的东西都是我搜集的目标、那是被叫做“战备柜”的绿色铁皮箱，里面“锁”着他们——北京特科。

或许，战备柜里的东西根本谈不上是档案，只是一些零星记忆。由头是，1980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年8月就把健在的上海中央特科的“老情报”们清到北京开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搞清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回忆没有被党史记载的事件。会上，来自上海的情报精英人物吴成方提了一条线索，他说，1931年6月20日，上海中央特科的陈赓从上海到了天津，通过胡鄂公找到他，交给他一个任务，在北方组建上海特科的下属地方组织。他即在北平组建了“北京特科”，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治安保卫情报工作。

吴成方的话令与会者大为惊奇，人们都知道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特科或者中央特科，那是中共最早的情报间谍机关，却从未听说过“北京特科”。于是“北京特科”就成为这次座谈会的最大收获。

会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托北京市公安局调查北京特科的来龙去脉。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接到任务后，带着几位老警察去调查。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当时处在幼年时期和地下状态，特别是情报工作，往往是口口相传，不留书面文字，北京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活动极为保密，再加上北京特科仅存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亲历者和知情者很少，所以，调查进行得很缓慢。

但是，他们并没放弃，费尽周折，走遍全国14个大城市，查阅100多卷历史档案，找到了43名北京特科成员，最终认定吴成方和他领导的北京特科的确在当时白色恐怖中的北方秘密活动了近五年。

于行前和几位老警察带着抢救的历史而归，却因故没能把获得的稀缺资料整理成册，实现填补党的情报战线一段空白的愿望，致使刚挖掘出来的北京特科史实，又被长期锁在战备柜里。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开战备柜，里面的资料大多是“老情报”们的被访已录，虽然支离破碎，却弥足珍贵。

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最终把那些零星记忆串成一条连贯的脉络，又参照党史、公安史等，惊奇地发现，那是一个由一些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所组成的隐秘机构，他们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获取情报，选派得力人员打人敌人内部，著名的红色间谍潘东周，还有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员。

我已经拂去历史尘埃，无权再让北京特科躺在历史深处，因为那条连贯的红色脉络上，除了一宗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更有一个个崇高不屈的英灵，他们虽不为人知，却始终默默地注视着现在，以先贤的目光。

上海特科被毁，陈赓北上组建北京特科

1931年4月的一天，乔装打扮的陈赓，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国客轮。顾顺章的叛变，虽然在钱壮飞的暗中努力下，上海党中央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陈赓是特科的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

陈赓身穿灰色丝绸长衫，深色绸裤，脚蹬一双崭新的布鞋，脸上是商贾贯有的似笑非笑、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根英和3岁的儿子知非，王根英扮成“老板娘”。“账房先生”是陈养山，还有一个叫张麻子的“帮工”。

陈养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护送陈赓一家安全到达天津。顾顺章叛变，处境最危险的是周恩来和陈赓，周恩来避走广州前，叮嘱特科身份没暴露的陈养山，一路确保陈赓的安全。二是跟随陈赓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陈赓大将》一书记载：“当时，以天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党组织连续遭受严重破坏，有许多党的负责同志被捕，党派陈赓和陈养山去天津，给予三项任务：一、营救被捕的同志，了解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有何办法可以营救；二、研究在天津能不能建立特科性质的了作，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二、清查叛徒，了解哪些叛徒对党威胁严重，必须加以镇压。”

客轮驶离上海的时候，陈赓站在船舱外，任长衫在海风中飘飞，虽然他脸上带着温存，内心却充满焦虑。顾顺章的叛变，使上海党组织遭受了空前的劫难，恽代英、蔡和森等党的领导遭杀害，武汉方面的情报关系也全部被破坏，未被捕的同志大都撤离，上海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

陈养山担心船舱外陈赓的安全，劝他回舱内。陈养山的身份虽没暴露，但却耳闻目睹了上海党组织的遭遇。解放后，这位中共情报战线上的精英回忆这段血雨腥风时说，因为顾顺章叛变，“党的组织均遭破坏，到1935年，上海的保卫组织已不存在”。

“帮工”张麻子周到地照顾着王根英娘俩，不离左右。张麻子也是革命党人，因为熟悉天津的情况，被周恩来指派保护陈赓一行。

担心年幼的儿子知非淘气，王根英紧抱儿子不撒手，与陈赓结成伉俪后，在协助陈赓工作中，她已经适应了与特务周旋的生活，锻炼得更加勇敢机警，两年中曾搬过五次家，但这次离开故乡上海去遥远的天津还是第一次。

在海上颠簸了四天后，客轮到达塘沽。陈赓一行又换乘火车顺利抵达天津，在张麻子的安排下，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对外称陈赓来天津开商店做生意。

住下后，陈赓马上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胡鄂公。周恩来与陈赓道别的时候告诉他，“到了天津，可以联系北平的秘密党员胡鄂公和杨献珍，他们会帮助你们的。”

胡鄂公也是上海特科成员。中国共产党创办后，胡鄂公即在李大钊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为数不多的秘密党员，也叫特别党员，他利用自己国会议员和教育部次长等职务身份为中共秘密工作。

没想到，胡鄂公在陈赓到天津的时候也动身去了上海。原来，顾顺章叛变的两个月前，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同志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赶往天津设法营救。

胡鄂公和杨献珍多方努力，得到了刘少白的鼎力支持。刘少白也是中共秘密党员，他在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长和北洋政府国会议员期间就曾掩护和救助了许多共产党员，刘少白立即从北平赶到天津，动用上层关系活动。刘少白的理由很充足，遭被捕的党员中，有他的女儿刘亚雄和女婿陈原道。

在刘少白的努力下，最终使天津警察局松口，让刘少白“拿五千块大洋来就放人！”刘少白赶快把这一消息告诉胡鄂公，胡鄂公立即动身回上海向中央特科汇报并筹集营救款，故而与陈赓失之交臂。

化名“王同志”的陈养山又设法与留在天津的杨献珍联系上。杨献珍当年住在天津大同公寓，他得知陈赓来天津后很高兴，马上把陈赓和“王同志”秘密清到自己住处。接上关系后，为了方便工作，陈赓指示陈养山留在大同公寓与杨献珍同住。不久，杨献珍到北平送情报时不幸落人魔爪，出狱后与“王同志”再没见过面，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辗转找到杨献珍了解这段经历时，杨献珍方知当年和自己同居一室的“王同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养山时，不禁哈哈大笑。

杨献珍向陈赓汇报说，因为中共顺直省委被毁严重，天津已不具备重建条件，所以，新的中共顺直省委在北平刚刚成立。

对于这个情况，陈赓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他本想把天津作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看来，事情有变，计划得相机调整。

胡鄂公带着赎金从上海返回天津后，与陈赓见了面。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次来天津的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

陈赓对胡鄂公说：“特科的要求特殊，还请你在北方帮助物色合适的人选。”

“什么条件适合呢？”胡鄂公问陈赓。

“最好是在特委和军委里工作过的同志，他们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的同时减少党的损失。”

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成方是出色的领导者。

吴成方受命创建北京特科

作为中共顺直省军委的特派员，吴成方刚刚结束石友三部队的兵运工作回北京，胡鄂公就找上了门。

胡鄂公把陈赓来天津的目的告诉了吴成方。吴成方当即表示全力协助陈赓在北方开展工作，并跟随胡鄂公直奔天津。

在法租界交通旅馆陈赓的住处，陈赓紧紧握着吴成方的手，“吴成方同志，我这次带来的任务很艰巨啊！全靠你和北方的同志们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陈赓和吴成方就组建北方特科细致地进行了研究。吴成方希望特科建立在北京，因为他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陈赓表示同意。陈赓到天津后，多方了解天津和北京的情况，认为特科建在北京比建在天津更有利。一则，原来设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几乎被毁，原地恢复困难太大，并且，新的中共顺直省委也建在了北京；二则，北平虽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但各种资源依然雄厚，比在天津开展情报工作的优势明显。

在讨论机构名称的时候，吴成方问陈赓：“这个组织叫什么贴切呢？”

陈赓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称北京特种。”

吴成方表示赞成，“好！”又问陈赓：“谁来领导呢？”

陈赓回答：“北京特科直属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

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摘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京着手物色组织成员。

他首先联络到肖明。肖明是湖南省新田县人，原名肖鸣，早年留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曾参加二七大罢工。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教委员会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城工部部长、敌工部部长。北京解放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市委工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9年病逝。

肖明欣然同意做吴成方的搭档，二人又找到了周怡。周怡与吴成方是北平国民党陆军军医学校的同学加同乡，与吴成方一样，有一颗追求革命的心，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

就这样，以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作为核心力量的北京特科成立了。在陈赓的指示下，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三人分头秘密发展物色人员，壮大组织。

吴成方首先把原中共北京市委隶属的“妇女支部”书记张玉琴发展为特科成员。张玉琴是个耿直的女性，因上司粗鲁、武断，1929年，她一气之下脱离中国共产党。吴成方深知她本质好，有做革命工作的基础，故而吸收为特科成员。张玉琴参加特科后，又把原北京妇女支部的韩桂琴（韩幽桐）带进了特科。

肖明则动员曾与自己一起反对过王明的赵作霖（赵梅生）、王定南（王佐宾）加入特科。赵作霖和王定南都曾经是北京市委的领导成员。肖明还把自己的妻子赵铃（赵师昭）以及刘继曾、冀丕扬、吴化之、朱其文、袁静等一起共过事的人争取过来，作为特科的工作关系。

吴成方在领导中共北京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工作时，发展的成员很多都是北京上层社会知名人士。吴成方从中选择了有工作条件的张祝堂、许兴凯、毛俊可、吕一鸣为北京特科工作。

周怡与张友渔、阮慕韩、韩子栋、李澄之、郝任夫、王新民等人分别建立了单线联系，把他们定为北京特科的工作关系。韩子栋就是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张友渔后来成为北京特科的正式成员，解放后担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等职。

北京市公安局的于行前当年去采访张友渔的时候，张友渔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后，难抑激动情绪，提笔写下了“北方赤色之剑”六个字，勾勒出北京特科在北京云谲波诡、错综复杂的特殊环境下，采取非常的革命手段，在历史烟云里留下一尊挥刀断索的凛然形象。

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

陈赓向吴成方布置任务的时候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敌人各个部门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

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

北京特科的“打狗队”也叫红队，负责营救被俘的领导同志，并铲除叛徒。特科通过关系搞到五支手枪，专门请来一位朝鲜籍的军人教授“打狗队”练习枪法。还从国民党西北军骑兵第四师张华堂的部队物色了一个叫马登科的神枪手。传说马登科的枪法好到不用瞄准，抬手就能打下飞鸟。

但是，这个在乡野如鱼得水的马神枪手，却怎么也不能适应北京城里的大马路和小胡同，一到了车多人挤的繁华街道就转向，几次执行暗杀任务都不顺利。

不满足于单薄的手枪，北京特科又通过关系，从国民党南方军工厂买了一些炸药，“打狗队”队员装扮成国民党军官，乘火车软铺，把炸药安全运到了北京。

至于北京特科暗杀叛徒的行动究竟成功没有，我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记载。但我愿意相信是因为特科的纪律守口如瓶，事件不留记载，而事实也是特科严格要求每个成员不得与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联系，独立自主寻找有条件、有能力的同志为特科工作。在组织活动上更是特别强调单线领导，不准发生横向关系。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

从这个春秋书店里走出很多党的优秀儿女，韩子栋和潘东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韩子栋正是在北京特科的历练下才成长为特殊材料做成的钢铁战士，在深牢大狱里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

潘东周也是北京特科精心物色的红色特工，为粉碎敌人的反围剿立下奇功的他暴露身份后，把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争取“变节分子”为党工作

发生在1934年的“泄露军情通红军”案曾轰动一时，蒋介石不顾张学良求情，下令处死红军特工潘东周。潘东周究竟受谁委派潜伏在张学良身边，一直是历史之谜。直至于行前他们受命调查数年，世人才知潘东周与北京特科的渊源。

吴成方在法租界交通旅馆见到陈赓的时候，陈赓对他说：“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是，咱们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

吴成方点头说：“我明白。”

吴成方的魄力是具有开创性的，在物色打人敌人被捕特工入选的时候，他想到了那些曾被捕，写过悔过书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而又没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变节分子”。于是，潘东周和杨青林就被他纳入了视线。

潘东周（号文郁、问友，笔名冬舟）博学多才，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王明的同学，与博古有着很好的关系。在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的六大会议上，潘东周担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翻译。回国后，做了李立三的秘书。

正当潘东周前途充满光明的时候，王明取代了李立三。把持了中共的领导权，潘东周不幸成为他排挤的对象。原因是王明记恨潘东周。

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在潘东周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做编辑。在莫斯科过惯了安定生活的王明，低估了中国的白色恐怖，经常出入上海繁华场所，被租界的巡捕盯上并抓住审查。

巡捕让王明弄一笔钱来就放他走，脱逃心切的他立即写信让巡捕送给潘东周，这完全违反了地下斗争的纪律，把中共中央置于危险境地。

潘东周接到巡捕送来的信后，立即稳住巡捕，迅速出后门向中共中央报了警。中央火速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地址的同志转移，以防中敌圈套，遭到破坏。

巡捕没从潘东周那里拿到钱，自然没马上释放王明。王明被共产国际保释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他不检讨自身过错，反而对潘东周怀恨在心。他报复潘东周的方法是，在顺直省委遭受严重破坏，北方的环境十分险恶的时刻，把潘东周贬到顺直省委担任宣传部长，导致潘东周在北京被捕入狱。

潘东周写了悔过书声明退党后，被释放出狱，他情绪消沉，闲在北京家中。期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赏识他的才华，劝他与国民党合作，被他婉言拒绝。苦闷中，他闭门钻研学问，潜心翻译《资本论》。

吴成方认为，怀才不遇的潘东周有很好的条件为特科服务，就派特科成员王继之和李光伟分别去做潘东周的工作。王继之和李光伟是潘东周的同乡和好友，他们鼓励潘东周振作精神，继续为中共党工作。

潘东周心里有顾虑，但经过慎重思考后，他接受了王继之和李光伟的建议，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青林（杨俊山）是1928年入党的，任顺直省委秘书的时候被捕，写了悔过书后获释。因为他是一个难得的法官，所以，获释后仍然从事法院工作。在北京特科的动员下，杨青林继续为党工作。在审理一宗“共匪”案件的时候，一个被捕党员变节，把保定地区党组织准备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情况出卖给了敌人，杨青林把情报及时送出，保定地区党组织马上取消了会议，避免了一场劫难。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身份暴露

潘东周决定重新为党工作的时候，杨青林给北京特科提供了一份情报：“九一八”后，张学良的思想陷入苦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这个情报是杨青林审理案件的时候获取的。他了解到，天津的国民党特务机构每月向南京政府上缴一份工作报告，以换取每人每月八十元的活动经费。北京特科得知这个情况后，指示杨青林打着张学良的旗号与天津特务机构联系，把报送南京的工作报告抄送一份张学良，也给每人每月八十元的经费，天津的特务机构何乐不为呢，于是，北京特科不仅掌握了天津特务活动的情况，也获取了张学良的思想动态。

吴成方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情况，决定让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从中搭桥，把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李渤海原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张作霖抓去后投靠了张作霖。

潘东周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潘东周的博学，特别是对时事的评论，让张学良很折服，认为潘东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潘东周也适时表示了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愿望。于是，当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时候，张学良特意把潘东周从北平调到武汉，委任他为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

潘东周的学问让张学良很是仰慕，他不但虚心请潘东周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很认真地听取潘东周关于中共团结抗日的战线、方针和政策等的讲解。特别是，他把潘东周主编的《匪情辞通》作为随身携带的书籍之一。

潘东周之所以主编《匪情辞通》，是因为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剿匪”过程中，连续遭到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的沉重打击，这让张学良感到不可思议，认为有必要对“共匪”何以如此强大做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时，他也思考能不能联共抗日：于是责成“剿总”机要组长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资料，黎天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东周。

潘东周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中共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得到张学良的赞赏，张学良亲笔写了序言，印发各部队作为工具书。

取得张学良信任后的潘东周，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东周的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提供给红军的一些文件落入敌手，致使潘东周的身份暴露。蒋介石急电张学良，立即把潘东周抓起来，并且催促张学良抓紧结案。张学良认为潘东周是个有用的人才，想方设法想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让潘东周在蒋介石的一个别墅里讲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命张学良限期处死潘东周。爱才的张学良下不了手，电复蒋介石，为潘东周求情，“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

潘东周牺牲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从此中断。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发动、支持冯玉祥抗日始末

日本不断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而蒋介石却无视国内抗日热潮，继续调军围剿红军，中共中央决定顺应民心，策划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北京特科决定促成冯玉祥出山，待时机成熟后，带头领导反蒋抗日斗争。

北京特科的意向也正合冯玉祥之意。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讨蒋失败后退居在山西汾阳峪道河，过着下野后的失意生活。但是，东山再起的雄心犹在，他积极与可能合作的各方面力量联络接触。期间，他派交际处长、牧师赵彦卿特意到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谋求合作，赵彦卿与北京特科的情报关系张祝堂取得了联系，张祝堂把赵彦卿介绍给肖明，就这样，冯玉祥与北京特科建立了联系。

得知冯玉祥的想法后，北京特科派肖明和张祝堂去山西找冯玉祥。动身前，吴成方与肖明商定了与冯玉祥面淡的几条原则：打出抗日旗帜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指山冯玉祥只有与共产党合作才有出路；如果冯玉祥同意军事上合作抗日，还要向他明确不得“附蒋分共”。

冯玉祥见到肖明和张祝堂很是高兴，留他们一住就是五天。肖明1926年由苏联回国后，曾在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司令部任政治部副主任，深受冯玉祥的信赖和赞赏。交谈中，肖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坦诚相告，中共中央完全有能力帮助他站出来领导抗日反蒋行动，最终促使冯玉祥与中共重又携手合作

那五天，对冯玉祥的影响很大。肖明走后，冯玉祥曾对人说：“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过去不但对于国际的形势不了解，就是对于国内的形势了解也很不够，更没有作过仔细的分析，这怎么能够打倒蒋介石呢？”

在达成联合反蒋抗日一致意向后，冯玉祥与北京特科确定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冯玉祥派赵彦卿长住北平，作为与北京特科的联络人。冯玉祥还利用自己的影响，指示其西北军旧部对共产党和红军以朋友相待。在往来接触中，冯玉祥彻底接受了北京特科的意见，等待时机，站出来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国。

为了支持冯玉祥筹备反蒋抗日，北京特科派赵作霖、王芾南前往冯玉祥的汾阳军校协助工作。在汾阳军校任职的贾振中、周茂兰也都是中共党员，军校师生随后成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骨干力量。

“九一八”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东北一些地方组织起抗日义勇军，北京特科认为时机已到，要赵彦卿转告冯玉祥，请他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中共将竭尽全力支持他。

1932年10月9日，冯玉样到达张家口，开始了实行抗战的准备活动，他令赵彦卿赶去北平通知肖明，火速派人前去协助他共同进行抗日组织活动。

北京特科一方面马上动员宣侠父、武止戈、许权中和张存实去张家口帮助冯玉祥策划抗日。另一方面，由于北京特科干部匮乏，向党中央和中共河北省委请求增派干部到张家口。再三催促下，中共河北省委派出了张慕陶和吴化之到冯玉祥部协助工作。肖明也亲自去了张家口，在那里主持成立了由北京特科领导的“特委”。为了宣传张家口的抗日活动，“特委”还创办了由朱其文任主编的《抗日阵线》报。

12月上旬，日寇调集大部兵力准备进犯热河。与此同时，日寇向山海关守军发动攻击，在占领山海关、九门口之后，即分兵三路向热河进犯。为了争取各方的支援，冯玉祥分电两广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委程潜、李烈钧等募集军饷，并对胡汉民、李济深等表示，不顾蒋介石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发动旧部和民众武装实行抗战。

1933年初，北京特科领导人吴成方专程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帮助冯玉祥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过程，请示下一步的工作意见。他在上海等了一个月，迟迟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此时已经到了3月，日寇攻陷热河，华北军队多数将领主战，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长城喜峰口、罗文峪重创日寇，全国人心为之大振。身在张家口的肖明催吴成方速回，早已等不下去了的吴成方立即回到北平，按照与冯玉祥协商的方案，在北方寻求帮助力量。

在一次与全总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会见时，吴成方要求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干部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领导工作。饶漱石把柯庆施推荐给吴成方。吴成方马上介绍柯庆施代表北京特科去张家口冯玉祥处工作。柯庆施到了张家口以后，组织了中共前线委员会，即“前委”，自任书记。“前委”成立后，立即取消北京特科的“特委”，并且改组肖明创办的旗帜鲜明抗日的报纸《抗日阵线》，更名为《老百姓报》，任命陈伯达为主编。

蒋介石害怕冯玉祥抗日，数次催促他离开张家口往南京，冯玉祥表示：宁为抗战而死，绝不离开张家口。由于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职务，他秉承蒋介石意旨多方阻挠抗战，造成察北、张北和张家口等地在日寇压境下陷于惊慌混乱之中。冯玉祥感到，力挽狂澜的时刻到了。

在冯玉祥的号召下和北京特科的多方奔走推动下，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方振武各路武装力量先后到达张家口，十余万人的抗日同盟军同仇敌忾，蓄势待发。

5月24日，盘踞多伦的日伪军进攻沽源。因沽源守军无人负责指挥，纷纷后撤，日寇进占沽源，察哈尔省危在旦夕。张家口各界及各军驻张代表集议，时机迫切，奋起抗战，刻不容缓。各界代表立即组成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经大会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实行民众武装抗日斗争。26日，冯玉祥宣告就职。通电全国，并发布了誓师抗日的动员令。

当天，冯玉祥宣布张家口实行军事戒严，方振武派部队占领了张家口警察局，将武装警察全部缴械。在取得宋哲元的谅解以后，冯玉祥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名义，撤销了许墉的察哈尔省代主席兼民政厅长的职务，委派佟麟阁为察哈尔省的代主席，吉鸿昌任察哈尔省警备司令。

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部出征，收复了宝昌、沽源后，又浴血夺回了沦陷七十多天的多伦。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前线节节胜利，后方的北京特科全体工作人员昼夜繁忙，各地派往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的党员干部要在北平落脚，再通过北京特科秘密护送到张家口，把特科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先后接待护送了400多名党员干部。

面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向前迅猛发展的形势，蒋介石急忙动员各方势力向冯玉祥施压。与此同时，执行王明极左路线的“前委”竟提出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内部发展红军，进而在华北创建新苏区，实行土地革命。这就改变了北京特科最初与冯玉祥合作抗日的协议。大敌当前，当务之急是抗日，更何况，冯玉祥当时接受的是北京特科“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而不是里外都红的“胡萝卜”政策。

冯玉祥不让步，“前委”竟不顾战局，指责“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并发动群众罢工、罢市，举行反对冯玉祥的示威游行，进而公然喊出了“打倒冯玉祥！”的口号，客观上配合了蒋介石、汪精卫蓄意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行动。蒋介石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调动了十五个师的兵力围剿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陷入内外夹击，孤立无援的境地。无奈，宣布下野。十几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最后只剩下方振武和吉鸿昌所部一万五千多人，又遭何应钦勾结日寇夹击，最终被彻底葬送。

联络、发动、策划抗日同盟军的北京特科的全体同志，对这一惨痛结局非常痛心。难过之余，他们深感王明极左路线的危害。然而，他们没想到，推行王明路线的“前委”，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的责任归咎到北京特科身上。由于河北省委向北京特科推荐的干部张慕陶到了张家口后，提出“联日反蒋”的主张，遭到大家唾弃，“前委”把张慕陶的政治主张强加给北京特科。

为此，中共上海中央局命令北京特科领导人吴成方、肖明和刘继曾前往上海说明情况。吴成方和肖明到达上海后客观叙述，指出“前委”的结论不实。

北京特科的结局

吴成方和肖明被召到上海，实际上是被解除了北京特科领导人的职责。很快，上海派姚蓬子（姚文元之父）接替了北京特科的领导权。姚莲子出师不利，到北平十多天，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就在去天津的路上被逮捕了。他供认自己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但并未供出此次来北平的目的，也没出卖北京特科。

姚蓬子被捕后，北京特科的工作由周怡暂时负责。留在上海工作的吴成方心里放不下北京特科的工作，向组织推荐季明（季步飞）来北平协助周怡开展工作。但由于北平的形势恶劣，季明到北平刚与周怡联系上，也被捕押到了南京。

1934年秋冬，对北京特科来说是残酷无情的。周怡、张玉琴被上海中央局调去工作后，开创北京特科的老同志一个都不剩了，北京特科改由李光伟负责。11月7日，北京特科成员李光伟、杨青林、刘子奇、袁国振、陈红、鲁克明、冀丕扬、贺善培、宋兰坡、陈东阜、阮慕韩、沈一平、佟子实、李雪飞、姚文秀、冀文广、龙殿林、贺林、郝任夫、李澄之、隋灵壁、王慎明（王恩华）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逮捕。原因是潘东周的暴露。潘东周在蒋介石亲自下命令遭逮捕后，北京特科很快被查出与潘东周的派遣关系，随即，北京特科遭受了毁灭性破坏，各地党组织也遭受了沉重打击。这是国共两党间谍战中中共损失空前的一次。

为了捣毁北京特科，国民党北平当局几乎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全部军、警、宪、特力量，捕获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员。经过紧张的侦审后，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陈红、袁国振、沈一平、鲁克明被押解到南京。随后，杨青林、刘子奇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刘子奇的妻子陈红在监狱，临盆，产后惨死狱中。

从创立到被毁，短短几年时间里。北京特科全体成员怀着崇高的信仰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利用所能利用的条件，出生入死，果敢机智地为党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很多人没能等到革命胜利的那天就为理想而献身。由于环境残酷，性质特殊，相信北京特科成员人数绝不止上述搜集到的这些，北京特科成员的名单也许永远是残缺的。我们更相信，北京特科依然有不为人知的往事沉睡在那段轰轰烈烈的红色岁月里。

原载：《档案春秋》2009年第1期 作者：穆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