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之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党务调查科”，负责对党员情况进行调查登记。1927年4月，蒋介石依仗军权另组国民党中央，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因反共“清党”及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党务调查科开始扩展其工作范围，扩充为“情报”与“编造”两股，人员也由起初的十多人增加了数倍。此后，党务调查科便从一个单纯的党务机关转变为一个特务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了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前身是隶属于中央军事部的特务工作处）。同时，苏联成立由总参谋部负责实施的军事训练班，帮助中央特科训练地下工作人员。这个时期大批的我党工作人员开始前往苏联接受培训，学习情报、保卫、侦查、爆破等业务。

然而，中央特科在情报的搜集与获取能力上还属于初阶，既没有足够重视公开情报资料，也没有情报的分析研究机构，更为致命的是，情报传递主要通过地下交通线的交通员，这种方式非常不安全，又不及时。

可以说，在“四一二”政变前后的谍战中，中统占据上风。据中统第一任科长陈果夫回忆：“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不久就破获了若干共党秘密机关，而青年共党之来归者每月有数百人（共计为一万六千余人），声势大振。”

这是因为，尽管蒋介石成立中统的灵感来自于克格勃，但中统成立后，近一半的人都是美国留学生，很多是学工程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陈果夫说：“我们的科分调查与统计两组，一面做，一面学，究竟这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而有科学训练的，而这美国科技对付苏俄科技的初步决斗，比较起来，还是我们比较高了一手。”

其中，中统在此期间的最大收获，就是抓到了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军统抓获，继而叛变。作为负责人，他的叛变使得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

好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成功打入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在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后，他先告诉女婿刘杞夫（同时是钱壮飞和李克农的交通员），刘连夜坐火车到上海辗转告知李克农，由于当天不是约定的碰头日，情急之下，李克农又通过江苏省委找到陈赓，报告给周恩来。

这样的辗转相告，在一定程度上耽搁了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撤离时间，如果中央特科也有无线电通讯装备，那么这次叛变所造成的损失也不会那么惨重。

复兴社的崛起

中统是国民党公开的特务组织，同时还有几个秘密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就是其中之一。复兴社并不是单纯的特工组织，而是一种“党内有派”的政治团体，是国民党内以“拥蒋”为核心的青年帮派。

1931年，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内的许多青年，特别是青年军人，面对国破民穷的中国社会，对比发愤图强野心勃勃的日本，病急乱投医，认为要想救党救国，就必须采用法西斯主义。

1931年底，因为丢掉东北，蒋介石被迫下野。在下野前，他计划直接建立一个法西斯组织，效忠他个人，以进一步确保他能在不久之后卷土重来。

1932年3月初，复兴社正式成立。复兴社全称叫“中华民族复兴社”。复职后的蒋介石主持了成立大会，并自兼社长，要引入武士道或法西斯精神来“实行三民主义”。

复兴社的主要成员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都是誓死效忠蒋介石的铁杆人物，他们共有13人左右，后来被人们套用唐代的历史典故，戏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

复兴社成立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中共苏区进行颠覆、破坏、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复兴社成立仅仅5年的时间，就由一个40余人的组织，发展成将近10万人的团体，因而形成内部派系，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等，分别经由党政管道，几乎控制了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国民党内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成为中共地下党的难缠对手。

如果说复兴社是国民党的党中之党，那么力行社就是复兴社的社中之社。1932年4月1日，复兴社社内成立了秘密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成员均为蒋介石亲自划定的人物，计300人，都是忠蒋反共的“少壮派”。

1932年9月，复兴社社内又成立了一个组织“政训研究班”。它表面上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的训练班，但其实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主持的法西斯主义理论训练班。因为队员们一齐穿着蓝衣进行活动，所以又被称为“蓝衣社”。由于大批蓝衣社分子在华北活动，引起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恐惧。在日方的外交干涉压力之下，刘健群终于在1935年4月被调回南京，“蓝衣社”寿终正寝。

熟谙中国传统政治权谋的蒋介石，对于重要而敏感的情报特工组织机构的组建，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方针，不能让中统一家坐大。

1932年9月，蒋介石欲把戴笠的小组织和中组部陈立夫的特务系统统一管辖，一度成立了以陈立夫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委会调统局”，其中成立了三个科室，以徐恩曾为特务一处处长，戴笠为特务二处处长，丁默邨为第三处处长，后由金斌继任，掌管通讯、密码、汇报安排事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虽然一个是行政机关，一个是党务机关，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中统组织的一体两面而已。

此时，戴笠担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政治性的秘密组织，不能公开化；而他同时兼任的陈立夫“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处长，则是正式的政府机构，可以堂而皇之地列编支费。也就是说，蒋介石将戴笠组织编入陈立夫手下，就是为了解决其经费供给问题。但是，陈立夫对于戴笠的在做什么，完全不知情。

后来，中统的人发现戴笠也在做特工工作之后，愤愤不平，认为这是蒋介石不信任他们的表现。陈立夫去问蒋介石：“有一位名叫戴笠者，在外声称是蒋公要他做调查工作，有无此事？”连蒋介石都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的，我有时候要他去查一两件案子，并无特别组织。”后来，戴笠的工作范围与日俱增，蒋介石就打算给戴笠的组织一个实实在在的名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军统组织。

总体来说，自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改变了斗争策略，实行“自首自新条例”，大力利用叛徒，加强搜捕力度。

抗战时期的对日谍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戴笠正在庐山随蒋侍从，他急忙命令北方平津地区各处特务站点，火速开展侦察与破坏工作，其内容是为蒋介石搜集提供各方面最新的情报信息，并开展局部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以刺杀汉奸要人、配合军队作战为主。

八一三淞沪会战刚一开始，军统便破获了一个大案。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和他在外交部工作的儿子黄晟，被日本特务机关收买。他们将国民政府要封锁江阴要塞，以便截获当时在长江上游从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直至重庆各港口的日方军舰与商船的这一重大军事计划泄漏给日军，导致日方船只全部撤离。

黄浚父子被抓后，蒋介石下令处以死刑，其他汉奸也被惩办。与此同时，收买黄浚父子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也被军统抓获，国民政府当局为了牵制日方，未判南造云子死罪，将其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南造云子凭借美色，征服了看守，从监狱逃了出来，继续在上海从事间谍活动，兴风作浪。1942年4月，戴笠策划了一个“眼镜蛇行动”，将这朵“帝国之花”击毙。

其实，两统在抗战初期的对日情报工作还是乏善可陈。其上海站对日方的情报搜集很少，作为特务处虹口行动组负责人的沈醉，在日本方面仅潜伏了一名小特务，主要还靠几个为日本服务的汉奸作为双料特务，从日本人布置给他们的任务中去揣摩日方的意图，获取情报。日军攻入南京后，中统地方组织也已不见了人影，以至国民党中央对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和城内损失状况不能及时了解。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中统与军统在上海租界内遗留潜伏了大批的特工人员，并不断派遣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在敌后侦探情报刺杀汉奸，使得租界成为沦陷区内的一块对日斗争的前哨阵地。

但是，1938年，中统局临时办事处的李士群投靠日本，投日后拉出了一批中统老同事，包括老牌的国民党特务头目丁默邨，最后形成了与蒋系国民党对抗的日汪特工组织，给重庆政府及中统军统带来了大麻烦和大损失。这个李士群，本来是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后就叛变，现在他又背叛国民党给日本人卖命，可谓毫无廉耻。

对于日伪特务的疯狂活动，中统与军统被迫进行了反击。尤其汪精卫等人出走投日到达上海后，他们接奉制裁指令，刺杀在沪汉奸头面人物。上海区随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由赵理君和林之江两人分别担任组长，专门进行暗杀活动。地下特工的锄奸活动因此频繁开展，仅1939年2月间，就发生了暗杀日伪人员案十八起，死21人，伤10人。两统的行动，让参加伪政权的大小汉奸们夜不能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动摇者的投敌，营造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气氛，鼓舞了沦陷区的人心。

两统特工制裁的对象不仅有汉奸，还有汉奸的主子。据当时的报刊所载，军统上海站和“抗日杀奸团”由此在上海地区开展了针对日本军人的武装行动，其中自1940年9月到1941年10月共行动五十余次，毙伤日军六十人以上。其中被惩罚日军官阶最高的是赤木亲之，他是公共租界警务处警务副总监。

当然，两统的特工工作也有重大挫折，尤其是河内刺杀汪精卫的失败。为此，军统局在蒋介石的要求下追往南京，继续部署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尽管戴笠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术，始终未能杀掉汪精卫。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共的组织活动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根据双方新的协议，共产党员可以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里，享受普通公民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利。”中共情报机构在上海展开对日谍战，统一主管党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社会部，其副部长潘汉年，领导社会部在上海重建了以刘人寿等为骨干的情报组织，并在西安、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保持着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

依靠着这个情报组，创造了中共情报斗争史上的奇迹。他大胆重新启用袁殊，以国民党军统的身份，打入日本岩井特务机关，获取了不少内幕情报，也成就了袁殊五重间谍的传奇。

当然，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四一二”以来的教训：首先要求情报人员务必取得正当职业以掩护身份；其次要守住统一战线原则，不在国统区建立反对国民政府的团体，控制吸收进步群众入党的规模，当然也有防止国民党特工混入的考虑。此外，中共积极团结党外人士：在桂林，李克农与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交好；在西安，共产党把秘密电台安装在杨虎城公馆。

与此同时，中共大力发展培训，地下党能力有所提高，甚至有人进入国民党要害部门，最有名的要数后来的胡宗南机要秘书熊向晖。

在成为胡宗南机要秘书前，熊向晖身处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曾告诫熊向晖，对外务必保持中立的政治面貌：“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

在对日谍战上，国共双方有过合作。国民政府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于1938年11月迁驻重庆之后，在霍实子、李直峰的具体领导下一直进行破译日电技术研究。他们持蒋介石的命令赴各战区搜集所缴获的日军电报和作战命令，进行对比研究，以尽快发现其中的密码规律。李直峰以其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希望八路军能够提供这一方面的资料。他单身奔赴延安求援，将八路军所缴获的三种日本陆军日文双重密码电报本交给了重庆国民党军委会，密电研究组负责人霍实子则公开签请蒋介石比照打下日本飞机之功给八路军颁奖。

双方有合作，但同时也有暗斗。中统曾派特务孟知荃化装成僧人超尘潜入延安，在宝塔山下的一座古寺内做住持，以佛教为职业掩护，开展特务工作。他使用暗藏的电台不定期向西安中统工作站拍发密码电报，报告中共及延安的消息。超尘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共边区保卫处的注意。超尘高估了自己的隐蔽能力，一面搞特务活动，一面与山下的数名女子保持非常关系。

一次在他下山过夜时，被边区保卫处抓获。被捕后，超尘对自己的特务行为供认不讳，数月后被处决，他手下的几个特务也被处决或判刑。中统在延安潜伏的卧底就此终结，此后，中统又几次试图渗透延安，但都无疾而终。

军统方面，戴笠在西安设立军统局西北区，名义上对外称为“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实际上围绕中共陕甘宁边区成立多个专门的特务组织，大肆进行情报搜集、几破坏和阻拦各地青年学生前往陕北等特务活动。然而，戴笠派去潜入延安的间谍，不久后都跑了回来。作家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记载，共产党在延安抓了32人，在其他根据地抓了55人。

最后的交锋

在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工作重点转向为反共战略服务。

在国统区，中共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成为反内战、争生存、要民主的重要力量。因此，两统把对付学运作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政府教育部在侦察搜集学运情报方面提供了完全的配合。

此外，两统在各地的组织联合军警，针对国统区各界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镇压，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其中包括“一二·一昆明惨案”。

此时，两统也迎来了他们的危机。自抗战后期起，蒋介石日益感觉到来自两大特工组织势力膨胀的威胁，美国方面也认为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对国共和平谈判不利，要控制。于是，他决定动手整饬特务机构，在削弱的基础上予以保留，使之以变化了的组织形式来继续为自己服务。

1946年，戴笠乘坐飞机失事死后，军统局被改组为保密局，保密局各省站行动组织一律取消，所有行动人员，除保留少数外，一律送军官总队转业退役。

1947年，中统局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原来所控制下的盐、税等部门被剥离出去，所有特别补助费停发，连正常经费拨款也大打折扣，内部机构被迫缩减，外勤工作基本停滞。

在解放战争中，中统与党通局都没有特殊的建树，两三年内只策划发动过重庆“较场口事件”“南京下关事件”及昆明“一二·一惨案” 等针对学生与民主人士反内战运动的暴力镇压，且其后果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搞得当局十分被动，令蒋介石非常不满。

戴笠深谙情报培训，建立“特工学院”进行特务培训，为什么最后还是会失败？鲁迅曾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蒋介石运用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来维持和强化自己的统治，属于本末倒置，本质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其最后的失败不可避免。

与此相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抗战时铺开的情报战线开始全面发挥作用，发展到最高点，取得巨大成功。情报工作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工作更加系统化专业化，并且与军事斗争、统战工作、城市工作密切结合相互促进，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就以隐蔽程度高来说，中共的情报工作者需要对任何的情报工作保密，他们不允许向情报联络员以外的任何人泄漏消息，包括他们自己的亲人。他们平时也要避免和不必要的人联系，在从上到下的领导方式中，两个情报人员之间也不允许横向联系，他们每个人之间都是互相严格保密的，在和上级联络时，他们都有着独特的名字和暗号，同时他们也要避免被窃听，在联系的过程也要提前约好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发生。

因此，在联系的过程中，只有上级可以联系下级，不允许下级了解到上级，这样是为了可以保护整个情报小组，一旦下级发生危险，上级就可以轻松割断与其下级的联系，1947年11月，沈阳地下工作者王同安被捕叛变，敌人开始大搜捕，他的上级赵明及时通知相关人员撤离，从而避免情报小组的暴露。

中共的情报工作者一是善于打入国民党高层，获取关键情报，周恩来曾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对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只用了29个小时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共的情报人员乔星获取了天津城防部署图，使得战役指挥员刘亚楼清楚了解了敌军的作战状况，使得共军最终干净利落地赢得胜利；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在此之前，中共情报人员许锡缵作为国民党国防部科长可以通过工作接触到各种军事机密，吴仲禧任国防部检察官，他们利用这种工作之便，获取了国民党长江防御计划，并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给中共。

中共特工情报人员还善于策反，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总人数达20万人，占消灭的国民党军的20%。（作者：柏舟）

参考资料：

1、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2、薛钰：《关于中央特科若干问题的探讨》

3、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4、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

5、汤应武《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

6、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7、刘会军《寻找真实的戴笠》

8、魏斐德《间谍王》

9、陈祥：“真实的国共谍报战争”，《凤凰周刊》第5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