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以后，9月10日晚，将毛主席遗体送到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期间，汪东兴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值班和休息。我作为吊唁期间主管人民大会堂警卫工作的人员，也同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值班。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9月10日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等等。李鑫还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康生秘书），对“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知道一些。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政治局开会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了，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了解和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提的意见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人民大会堂，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来下决心。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和华国锋谈了“四人帮”在钓鱼台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李鑫在华国锋家里吃的晚饭，边吃边谈。当天夜里，李鑫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9月12日上午到10月2日下午，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三次密谈

第一次密谈。1976年9月12日，即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元帅（以下简称叶）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以下简称汪）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又说：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地忙，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事情的确很多，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来信像雪片一样，秘书处忙于答复。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护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叶：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他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汪：毛主席逝世时，正好是华国锋和张春桥值班。我们在主席那里值了几个月的班，亲眼看到医生、护士高度负责，全力投入治疗和抢救，怎么可以无根据地怀疑他们呢？

叶：我们都能理解，我想你能顶得住压力！

汪：叶帅，压力我是不怕的。你知道，他们早就想把我搞掉。1967年1月，江青一伙就一直在幕后策划，在中南海内掀起“火烧”汪东兴的活动，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评我。主席知道后说话了：“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后来江青一伙又给我戴上“特务头子”的帽子，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调离我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撤掉我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毛主席识破了，制止了。

叶：你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经历了不少难办的事情，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种锻炼。我虽然老了，但锐气还是有的。看来，我们与他们的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汪：对这伙人，多年来我是看透了，他们搞分裂党的活动，是绝不会罢休的。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倒不死，将永远是他们的对手。

叶：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后大为不满。她又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第二次密谈。1976年9月15日，在京的外国同志和朋友以及外国专家，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并在吊唁大厅分别接见前来吊唁的各国朋友，会见外宾。叶剑英元帅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

汪东兴把今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帅作了汇报。

叶帅听后说：他们气势逼人，向华国锋同志出难题，逼他表态。

汪：那天因为夜已深，没有打扰你。华国锋同志同我商量后决定，改为中央常委会听取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对毛主席处文件处理意见的汇报。

叶：好主意，我们不能上当。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向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中央常委会要权力，想挤进中央常委会内。做不到！今年我们党先后有三位领导人与世长辞了。“四人帮”乘机作乱，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

汪：江青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内同他们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

叶：他们背离党中央，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

汪：主席生前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讲过陈平、周勃平吕氏乱，巩固汉室的这段历史。我看主席这话是有所指的。

叶帅点头说：老实说，“四人帮”的罪恶比吕氏尤甚！他们迫害致死多少老同志啊！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第三次密谈。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元帅按照预约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楼下，自己一个人上了楼。进屋后，他沿着靠海的窗户边看边说：这房子貌不出众，但地点好，看得远，幽雅安静，是办公的好地方。

汪东兴给叶帅冲了一杯龙井茶，对叶帅说：请坐下来谈吧。

叶：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汪：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着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汪东兴庄重地说：叶帅，你是我们党内以深思熟虑、多谋善断而著称的领导人，由你和华国锋同志一起领导，团结政治局大多数委员，我看优势会在我们方面。

叶帅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摊牌，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叶帅临出门时叮嘱说：事实摆在眼前，逼着我们要加速进程，不能失掉良机。4日下午我再来，不要打电话，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不要惊动了他们。

汪东兴说：我明白。

华国锋要汪东兴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副主席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想了一会儿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华国锋又进一步明确地说：形势逼人，争取在一周内解决怎么样？你尽快准备，但也不要过急，没有准备好，不能动手。

汪东兴表示同意：我争取一周内做好准备，没有把握的仗，绝对不能打。明天我把方案拿出来咱们再定。华国锋说：你制订方案时，还要考虑到困难和阻力，而且时间紧迫。汪东兴说：时间是很紧了，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中南海，在江青家里谈了很久。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头。华国锋最后说：那好，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见面，不打电话了。

汪东兴要张耀祠、李鑫和我三人与他一道谋划

1976年10月2日晚，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已经是7点多钟了。他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我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由于工作的关系，汪东兴和我们多有接触和交谈，所以大家对局势的现状，大致都是清楚的。我们三人到场之后，汪东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画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攒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我回来后，咱们继续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10月3日凌晨3时，李鑫和我在汪东兴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我们商量的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东兴和我们进行了详细研究。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本着以下四条原则去考虑问题：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权抓到手。他曾经在近期找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的关注，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对研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泽东选集》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辞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在怀仁堂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根据以上考虑，我们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有二：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就是监护审查。

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方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讨论到最后，汪东兴遵照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对李鑫和我的工作进一步作了明确分工：李鑫集中精力起草将来提请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起草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我协助汪东兴组织和实施有关行动方面的各项任务，同时做好协同各个部门和环节之间的工作。张耀祠除坚持日常工作外，到时将负责处理毛远新，并与我一起解决江青的问题。我们对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

汪东兴分别向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汇报粉碎“四人帮”的实施方案

1976年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同志在东交民巷华国锋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汇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准备时间是否由10天缩短为6天，我们还是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果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汪东兴说：那好，我再向叶副主席去汇报。

1976年10月4日下午，叶帅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四次密谈。汪东兴在大门口迎接叶帅。看叶帅走得很急，气喘吁吁，面孔涨得通红。汪东兴请叶帅慢慢走。叶帅没有放慢脚步，边走边说：慢不得！要一鼓作气啊！叶帅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2日晚上，我去了国锋同志那里。根据国锋同志的要求，我和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一起商量了一个粉碎“四人帮”的实施方案。昨晚，我又去了他那里，把我们研究的实施方案向他详细汇报了，国锋同志认为可行，要我再向你请示汇报，看你还有什么新的意见。

叶帅示意汪东兴继续讲。汪东兴把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作了详细汇报。叶帅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他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帅接着说：当然喽，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最后，叶帅说：基本上准备好了，应抓紧睡个好觉，保持精力充沛，士气旺盛，保证打好这一仗！汪东兴说：我们一定组织好，请叶帅放心！

10月5日下午，华国锋在汪东兴陪同下，亲自检查了设在地下工程内的隔离点

1976年10月4日上午，汪东兴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以及我一行四人，以一级战备的名义，检查地下工程内各个隔离点，并对地下工程的安全措施、家具用品、盥洗器具、机电设备等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后责成8341部队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在绝对保密的原则下，紧急动员最必需的部队，按使用状态，做好一切准备。

10月5日下午，汪东兴陪同华国锋到地下工程，对各隔离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认为完好可用。此后，汪东兴和我又对怀仁堂会场及其大门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对有关的武器弹药、车辆装备、通信联络、后勤保障等工作进行了详细布置和检查。同时，还制订了非正常情况时的几种应急预案。

行动人员的挑选和编组：我们从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条件以及对情况是否熟悉等几个方面考虑，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挑选，从警卫局的局、处、科级干部中，从8341部队的师、团、营级干部中，选出了行动小分队和参加此项任务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编组。

1976年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向华国锋请示8341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配合问题

1976年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两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8341部队在行动时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配合问题。华国锋把刚刚离开他家的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又请回来一道商量。

汪东兴对吴德说：我们两家协同行动有三个方面：一是首都的安全，北京卫戍区负责，8341部队仍负责其原有的防务；二是，这次行动我们负责的对象是“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的人由你们负责解决；三是，有关姚文元的问题。姚文元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按院胡同，那里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担任，不属于8341部队管辖。按照这次行动方案办，如果姚文元接电话后立即来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借故不到，我们马上要去他家行动。为防止发生误会，我们建议北京卫戍区有一负责同志，能到中南海来同我们一起组织这次行动。

吴德说：我们负责解决的对象住得比较分散，这些人不能就地监护，要找地方安排，行动时可能惊动周围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设法解决。首都的安全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全面部署，配合你们解决姚文元那里的问题，我们已决定请吴忠司令员去中南海。华国锋最后说：那好，分工和配合的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与叶帅都谈过，就照这个行动方案办。现在看起来，经过五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会是有把握的！

汪东兴进行战前部署，8341部队随时处于战斗状态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也是历史上难忘的一天。上午8时许，汪东兴同往常一样，让秘书告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请他们通知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内容有两个：（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10月6日下午3时，张耀祠和我到了汪东兴南楼办公室，他要同我们商定当晚控制江青和毛远新的实施办法。

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今晚8点，由你带上李连庆那个行动小组的四个人，先去把毛远新监护起来。你现在回去后，先找李连庆研究布置具体执行方法。处理完毛远新的问题后，你在丰泽园值班室等武健华带人来，然后你们一起去春藕斋隔离江青，由你们向江青宣布中央的决定，对她隔离审查。你看这样可以吗？张耀祠说没有问题，领受任务而去。

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汪东兴分别对每一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下达任务。第一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王洪文的问题。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隆、王志民。第二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张春桥的问题。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昇、任子超。第三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江青的问题。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

第四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姚文元的问题。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现场担任警戒的小组成员有：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汪东兴严肃地压低声音对大家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党中央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果敢地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有问题吗？”每个行动小组都坚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坐镇怀仁堂，决战“四人帮”

晚上6时30分，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势上内紧外松。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分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只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随身警卫人员当晚一律不准进入怀仁堂现场，依照过去大型会议活动时的规矩，都安排在怀仁堂斜对面的“五间房”休息。责成警卫处处长丁志友在怀仁堂前厅警卫值班室切实执行，严格把关。

五个行动小组，准时分别集中在指定位置待命。中南海怀仁堂外景此刻已是晚上7点20分，一辆大型红旗车开着微灯，正徐徐驶进中南海西门，瞬间便停靠在怀仁堂门前。叶帅下车后，手搭车门，泛泛地扫视了停车场，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地走向怀仁堂。“叶帅到了。”我在大门前向叶帅饱含敬意地说了一句。

叶帅停步向我看看，像往常一样面露微笑：“东兴同志呢？”“他在正厅外间。”叶帅一边听我回答，一边走上不高也不陡的石阶，经怀仁堂大门，沿着东侧休息室走向正厅。汪东兴见叶帅进来，紧走几步，在正厅与礼堂的结合部，同叶帅一边握手一边说：“叶帅，请放心，按照预案，我又检查了一遍，一切都落实到位，定会顺利完成计划。”叶帅在礼堂柔弱的灯光下，环顾着四周，一切井然有序，他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是背水一战呐！‘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指望的就是顺利取胜哟！”汪东兴微微点头，充满信心地答话：“打好这一仗，我们是有把握的！”

晚上7点40分，华国锋副主席从中南海北门进来，车停在游泳池后，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就绪了吧？”汪东兴痛快地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汪东兴看看手表，对华、叶两位副主席说：“现在是7点45分了，请你们‘入席’就座吧！”他们三人迈着稳健的步伐，一起进入正厅。

华、叶分别坐定后，汪又指指正厅的东南小门，加重语气地说：“王洪文、张春桥他们就从这里进来。”接着，汪东兴又转身面西：“我的位置就在这排屏风后面。武健华在正厅现场，他可以里应外合。”晚上7点55分，隐隐听到从怀仁堂入口处传来不高的话音和橐橐的脚步声。

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只见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通知华、叶、汪。突击王洪文的队员，虎视眈眈，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前的紧急状态。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笔挺的藏青色西装裤，皮鞋锃亮。左手提着一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昂地走向大厅。

他看上去毫无戒备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两眼射光、威武凶猛的突击队员霍际隆、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般地扑过去，两双强劲有力的大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起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低头哈腰的“喷气式”。

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昏了头脑。他脖颈胀红，扭动着不太灵便的脑袋，急促地喊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拼命地扭动着双臂，蹦跶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霍、吴由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的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

华国锋面对王洪文并庄严地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话音刚落，王洪文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一副明晃晃的铐子，咔嚓一声，反背卡紧了他的双手。

就在上铐的那一刹那间，他如梦初醒，无可奈何地道出了一句实在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由此也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

晚上7点58分，正当在场外隐蔽处为王洪文上铐子的时候，张春桥已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性地沿着东侧走廊，由南向北心事重重地缓步走来。他像往常一样，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看上去还合身的灰色中山装，脚踩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右手不时地将文件包向上撮动着。

他不苟言笑的面孔绷得紧紧的，两只阴鸷冰冷的眼睛，仍然流露着他那刚愎自用的神气。他没有环顾左右，凝视前方，大模大样地迈进了正厅。他迎面看到正襟落座的华国锋、叶剑英，立即感受到寒峭袭人的气氛，这只诡谲的狐狸，紧锁着眉尖，全身一怔，踯躅不前。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纪和富、徐金昇，跟进在后的蒋廷贵、任子超，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张臂曲腿，快速夹击，三下五除二就使不堪一击的张春桥泥塑木雕般呆立在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严正地向张春桥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决定全文，除了改换名字为“张春桥”外，其他与对王洪文宣布的别无二致。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任凭行动小组摆布。他像王洪文一样，戴上铐子被押解上车，送到地下隔离室。

张耀祠和我带人去春藕斋宣布中央隔离江青的决定

汪东兴风趣地面向华、叶两位副主席：“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华国锋面带笑容地说：“老人家不是说过嘛，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张耀祠同志现在就到春藕斋去了！”汪东兴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交代？”华、叶表示没有意见。我一路小跑地离开怀仁堂，就在丰泽园后门警卫值班室停下。

室内空无一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急忙经过菊香书屋门前往颔合堂走去，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中央对其监护的决定后，下掉了毛远新随身携带的手枪，正在训示他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我从侧后轻声地对张耀祠说：“时间很紧了，我们走吧！”我们来到春藕斋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聚会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到达时，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在弯腰捋袖洗衣，有的前倾后仰地玩扑克。

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一一都咧嘴微笑。张耀祠跟在场的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面对开着保险红旗轿车的史友令说：“你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上车处！”他们都一一立即照办了。

接着，我告诉原来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小周，你前面带路。”我确知，晚饭前，汪东兴已经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有数。回转头，我又对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安排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春藕斋正厅。一进门就见江青面东背西坐在沙发上。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石头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盘、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条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垫脚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摆放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上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速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张愠怒、凶狠、可憎的脸上，显现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声音带有一点颤抖，“你们要干什么？”她首先发问。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我不耐烦地斥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江青改口：“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张耀祠立即明确正告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施中央决定的。”我说：“快！马上离开这里！”江青说：“那我这里的文件呢？”张耀祠说：“我们会有人来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江青：“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张耀祠：“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们转交。”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

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个印有红框的牛皮纸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黏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然后把信封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烧火燎的，再次督促：“走！快走！”离开春藕斋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伫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系好带子，走向停车处。江青固然是个奸泼刁滑、残忍刻薄、心狠手辣的野心家。但在今天凛然站立、魁伟彪悍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伪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示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行动小组人员把重重的保险车门打开，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座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春藉斋。当车经过怀仁堂门前，我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字排开站在怀仁堂大门台阶上，关切地张望。我匆匆把头探往车外，示意眼下这里一切顺利。

带路车司机张中臣是一位经常开先驱车的驾驶员，他左靠右挡，乘虚而进，为紧随其后的两辆车开道。江青坐的是保险红旗轿车，驾驶员是沉着老练、技术娴熟的史友令。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他们知道保险红旗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

一路绿灯放行，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到达预定的地下隔离点。江青被带进隔离室，我便告诉司机吴增彬调转车头，飞快赶往怀仁堂。汪东兴见我就问：“江青又张牙舞爪地表演了一番吧？”我说：“她见风使舵，还算顺从听话。”华、叶两位副主席嘴角布满笑意，看得出，他们紧绷的一颗心，此刻显得平静舒展。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

处置姚文元的措施，在预定方案中就作了两手准备。姚文元并非政治局常委，当天根本没有通知他参加晚上8点的政治局常委会。预案议定：第一，在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问题之后，单独通知他到怀仁堂来开会，如果他应声而到，那就是瓮中之鳖。第二，如果他借故拖延，行动小组就迅速往他住处按院胡同擒拿。

但他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某部担任，为避免行动时发生误会，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在华国锋家同吴德三人一起商谈过，必要时到姚文元家前请吴忠司令员一起待机而动。鉴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已被顺利带进隔离点。汪东兴决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但电话由谁打，事先并未商定。他接着说：“国锋同志，电话还是请你来打吧，免得他多心。”

华国锋稍加思索：“那就我来吧！”华的秘书曹万贵用办公厅西侧红机很快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华国锋从容地说：“文元同志，我正在和洪文、春桥同志在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有些问题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是不是请你现在就来，一道研究一下。”我随同汪东兴一起，也站在电话机旁，等待听姚文元的回话。“好的，我马上就到。”姚文元没有犹豫，讲完就挂上了电话。

“东兴同志，我去安排了。”我一面报告，一面拔腿欲走。马上又回头补了一句：“是不是请吴忠司令员回去？”汪东兴说：“把情况告知吴忠同志，派车送他回去。”我快步走到东饮水处，用红机通知等候在交通科值班室的康海群，按第一方案行动。全组人员立即乘红旗轿车，开到怀仁堂东院。

同时，我向吴忠说明情况，并派车送他回去。吴忠说：“我要赶紧回去，我那里还有一摊子。”他是指北京卫戍区于当晚同时负责拘押的对象。打完电话，我又回到坐在正厅外间的华、叶、汪那里。待我刚把安排的情况汇报完毕，华国锋向叶剑英、汪东兴说：“还要我们出面吗？”叶帅：“免了吧！”华、叶、汪当即决定由我去对姚文元宣布中央的决定。

我说：“要有‘尚方宝剑’才行。”汪东兴：“那好办，请国锋同志写个手令吧。”华国锋不假思索地很快写好了命令。我接过华国锋写的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恰好行动小组的四位同志已从东八所赶来，我把刚才的变动，转达给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和高风利，并商定在大礼堂的东休息室行动。

晚上8点25分，康海群在怀仁堂大门口尾随姚文元进来，滕和松在东休息室门口，以手势示意“请进”。张云生和高风利分别站在休息室门内两侧。姚文元刚一进门，就被张、高从左右两侧拽住两臂，下压双肩，动弹不得，低头向我站着。

姚文元不住地喊：“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的？”我初则坐在沙发上，但自觉缺少那股浩然正气，立时威武地站立起来，面对姚文元高声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我宣布完了以后，又有力地喊了一句“带走！”行动小组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至此，姚文元还边走边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随身警卫：“小×，快来呀！”离开休息室北门，锒铛一声，行动小组给他戴上明晃锃亮的铐子，押上由俞桂兴驾驶的红旗轿车。

姚文元在行车途中，还在高声嚷嚷：“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小组几经制止，他仍嚷个不停。迫不得已，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塞住他的嘴巴，这才平静下来。汽车仍然沿着押送王、张那条路线，把他拘押在极为严密的地下隔离室。

在我向华、叶副主席和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一分也不差，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对“四人帮”的隔离工作。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都为对“四人帮”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流露出和悦满意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