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夏，正是花开飘香时节。那年5月中旬，我途经上海，与几个记者朋友一道采访电影明星周璇的情景如在昨天，至今历历在目。

那时，我作为南京《新华日报》的记者，正路经上海，刚在解放日报招待所住下来，上海新闻界朋友：《解放日报》记者汪文郁，《文汇报》记者姚芳藻、邵嘉陵告诉我：“周璇的病好了，她的‘金嗓子’重新歌唱了。”

是的，前几天报上有消息说，“周璇微微地笑了”，“周璇在白杨家里做客了”……现在上海同行约我一起造访周璇，机会难得，我欣然同意与他们一起前往。

5月18日上午，雨后放晴，艳阳高照，正是花香莺啼的大好季节，我和《解放日报》记者汪文郁及新华社上海分社摄影记者杨溥涛等一行，前往虹桥上海精神病疗养医院，看望病愈的周璇。

解放前，周璇在上海滩、大江南北乃至全国，已是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和电影明星。成名以后，她在旧上海屡遭恶势力、流氓的欺侮和压迫，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一再上当受骗，被一资本家的恶少骗去香港结婚，婚后不久又被抛弃。这一不幸遭遇对当时她的生理上和心理上施以了极大的刺激和伤害。可她一个弱女子，始终无法摆脱纠缠，终于突然患病，当即精神失常。她的内心是多么向往回到祖国怀抱啊！

终于，1950年在香港电影界的支持、帮助和护送下，她得以由港返沪。回来后，ZEL总理指示文化部、电影局，尽一切可能调理、治好周璇精神上的创伤，让她早日康复，重返银幕……

周璇终于回到了上海治病。经过六七年的精心治疗，已基本恢复健康。

现在究竟如何？这当然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那天上午，我们来到疗养医院，其时，周璇正和院长苏复、护士胖阿姨在阳光明媚的草坪上散步，她一张秀气而红润的脸上，精神焕发，穿着打扮潇洒、朴素大方。她那滴溜有神的眼睛大老远就见到我们分别从轿车里出来，先是表现出漠然，而后见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轿车内走出的记者李介夫及录音工作人员才热情起来。

周璇一眼就认出了李介夫，连忙向苏院长和护士说了句什么，便加快脚步跑上前来，与李介夫热情握手。他们是老相识，20多年前她曾在李介夫的婚礼上做傧相。周璇清楚记得往事，如她说叶浅予是画家，和电影明星王人美大姐结婚很合适，是幸福的一对。

那天，她上身穿着墨绿色的绒线衫，外套一件她自己刚亲手编织成的提花背心，乌黑的头发剪得刚掩住两耳。记者们各自介绍，轮到我时，我笑着对她说：“我是《新华日报》记者，特地从南京过来看望您的！”她笑容可掬地叫唤起来“啊哈！”然后笑着说：“我很喜欢南京的，过去我常去南京拍电影啊！”接着，她拉着我的手，兴高采烈地把我们引领到疗养院的会客室。

应广播电台李介夫先生的要求，周璇随后便拉开“金嗓子”唱了电影《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天涯歌女》以及她刚学会的新歌《美丽的姑娘》，激情洋溢，酣畅而甜润的歌声录进了唱片磁盘中……

昔日，周璇扮演银幕上那个天真活泼、稚气十足的歌女小红时刚满14岁，当时就已是一个看似演技精湛、熟谙的小演员。1957年5月接受我们釆访时，她37岁，正当青春年华！她10岁就唱歌，14岁拍电影，先后参加了几十部影片的摄制，是个多才多艺的影歌两栖女明星。那天，大家见到病愈的周璇都非常高兴，她已一切正常，神采飞扬。

周璇说到命运，“我是一个凄零的女子，我不知道自己的诞生之地，不知道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有的说我出生在江苏常熟，六岁被一户上海周姓的广东籍人家收养，十岁就跟着养父拉琴学唱歌，十三岁加入黎锦晖的歌舞剧社，十四五岁就正式参拍第一部影片《风云儿女》，从此之后，主演的影片有《马路天使》《红楼梦》《天涯歌女》等数十部。”

当她向记者谈完她一生的遭遇后，感激地说：“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还念念不忘我这个来自旧社会的、普普通通的演员。前天，他老人家得知我的毛病好了，就委托夏衍同志打电报来向我祝贺。”说到这里，她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夏衍给她的电报给大家看，一边以清亮的声音读给我们听。

她还告诉我们：“等毛病完全好了，我要去北京，要到周总理、邓大姐家里做客呢！”正在我们饶有兴味地访谈之际，接到郑君里的夫人黄晨打来电话，要来接她外出去逛街。听说能出去玩，周璇开心得像小孩子那样跳起来。从5月3日起，她就经常被接去老朋友家玩，先后到过黄宗英、白杨、陈歌辛、郑君里、白沉家里吃饭、练歌和弹钢琴。朋友们见到她身体健康，心情愉悦，都为她高兴。

不久前的一天，黄晨和王薇陪伴周璇在作曲家陈歌辛家里玩，她见到久违的钢琴，就像儿童见到心爱的玩具一样，无比高兴，还马上弹奏了戈赛克作的《加伏特》舞曲。陈歌辛在旁边听了，欣喜万分，说要作一首《枯木逢春》的曲子给她演唱；老搭档赵丹和导演白沉，表示要为周璇编写电影剧本和导演影片，好让这位暌违银幕七八年的著名演员重新和观众见面。当时，周璇对坐在她两旁的黄晨和王薇说：“我的病好了，和你俩一起演戏、拍电影。我还要和吴茵大姐、白杨、上官云珠、黄宗英姐姐们拍电影哩！”

现在，要去市区逛街游玩，她兴致格外高昂，这也是她从香港回来后，第一次去观光游览解放后的上海市容。我和摄影记者杨溥涛商量后，决定全程陪同采访。于是，周璇赶忙开始化妆，梳头时还要个镜子，正好我袋子里有个小镜子，就连忙递给了她，她笑容满面地看着我说，“你这个记者真帅！”

据说，她得病住院后六七年来，第一次自觉地愿意化妆。她一边化妆、一边笑着对记者们说：“好几年没有化妆了，化妆起来会难看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会，不会的！”鼓励她。于是，她一边擦“蜜丝佛陀”口红，一边接着说：“今天黄晨姐姐接我出去玩，我特别高兴，我的毛病的确好啦！”经过化妆，她显得神采奕奕，更是漂亮了。站在旁边的摄影记者杨溥涛连忙拍下了多张照片。

这时候，黄晨和王薇的车子到了，一见面，她们三人就开心得连连拍手，禁不住哈哈大笑，随后又亲热地拥在一起。看着她们那般欢乐，大家也被感染了，高兴地笑起来。

那天，我们陪着周璇在南京路上买皮鞋，在淮海路“紫罗兰”理发店烫发，在南京西路来喜饭店吃西餐……

饭后，应我的要求，她给《新华日报》的读者写了一封热情简短的公开信：

南京新华日报请转

亲爱的观众：我的病已经好了，快要出院了，就快要工作了。我一定在党的培养下好好的拍电影，来感谢观众们对我的热爱与关怀。

周璇 1957.5.18

下午，离开南京路后，周璇又分别到黄晨家和黄宗英家做客叙旧。她还在黄宗英家琴房里弹了一个新曲，琴声悠扬，手指依旧灵活熟练。那天她还请郑君里将来为她导演、由她主演自己一生遭遇的影片，暂定名为《枯木逢春》。

叙旧期间，大家还谈起了1936年2月，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拍摄的故事片《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请音乐家刘雪庵作了一首插曲，并请编剧黄嘉谟填词。经黄编剧的妙笔生辉，“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首闻名中外的《何日君再来》诞生，加上“金嗓子”周璇主唱，一时轰动上海。当年夏天，上海百代公司的法国人戴高乐·德果瞄上了这首歌的市场效应，旋即与刘雪庵、周璇签订合同，把歌曲灌成唱片发行，很快就唱出了上海。次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还将赚来的钱全数捐出用于抗战宣传。

傍晚，到了我们和周璇分别的时候，她亲切地与我们握手，连连说道：“你们辛苦了！谢谢，谢谢！”并说，等她出院回家后，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做客。她还希望出演《枯木逢春》时，我们能再去看望她、采访她。

当年，我所写的《周璇好了》散文通讯，附照片和周璇写给《新华日报》读者的公开信，一同发表于《新华日报》。我写作的人物特写《周璇恢复健康了》则发表在《大众电影》。不久，这些采访报道被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转载，引起了国内外观众的关切，纷纷投书：祝贺周璇，慰问周璇，祝福周璇。我对读者寄来的信都一一作了回复，并根据读者要求，详细介绍了在上海采访周璇的全过程。

然而，郑君里在1961年导演的《枯木逢春》电影，却不是反映周璇一生的影片，而是反映江南治疗血吸虫病的事迹，我感到分外遗憾！

1957年深秋，周璇完全康复后，正要出院回家之际，从报纸上看到她的好朋友、电影界同事石挥、陈歌辛、吴茵、白沉等人的不幸遭遇，害怕恐暴的她精神受到刺激，突发脑溢血，经全力抢救无效，于9月22日离开了人世。惊闻消息，离采访结束才短短数月，我感到无比可惜，呜呼哀哉！

据现有资料统计：周璇一生共参演拍摄电影43部，演唱歌曲300余首，其中电影插曲114首，对于年纪轻轻，只有20多年演艺生涯的她来说，这是一组惊人而辉煌的数字！据业内人士评说，至今60多年了，再未出现像周璇那样的“金嗓子”歌唱家，此话一点不假。

今天，后人除了赞许她的“金嗓子”，还肯定她那聪明智慧的“头脑子”。的确，在周璇遗留下来的文字资讯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受教育不多的当红明星，后期靠自己读书苦学，而获得了丰富的文史知识和内在的气质涵养。

据电影史料载，当年上海电影圈曾推举过两个“影后”，一个是胡蝶，另一个就是周璇。

1941年，《上海日报》发起“电影皇后”选举，当年已红遍大江南北的周璇当选。在该报公布选举结果的翌日，周璇发表《婉辞启事》，称：“倾阅报载，见某报主办的一九四一年‘电影皇后’选举揭晓广告内，附列贱名。顾璇性情淡泊，不尚荣利，平日除为公司摄片外，业余唯以读书消遣，对于外界情形极少接触。自问学识技能均极有限，对于‘影后’名称绝难接受，并祈勿将‘影后’二字涉及贱名，则不胜感荷，敬希谅鉴，此启。”由此《启事》文字及其彼时心态，从容淡定，毫无伪饰，令人钦佩。

近来又翻检出当年周璇的答记者问两次，同样明朗真诚，充满智慧。第一次是1944年1月《上海影坛》发表的《周璇答二十一问》，兹摘录部分：

问：对自己年龄的增长，有什么感想？

答：恐慌。

问：常常哭吗？常常生气吗？用什么方法发泄？

答：不常哭。不生气。不响。

问：每次，当你说谎以后，心里感到痛快，还是痛苦？

答：又痛苦又痛快。

问：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答：“滑稽来”。

问：给你影响最大的导演是谁？

答：导演过我演戏的各位导演先生。

问：你最感烦难的表演是什么？

答：哭里带笑，笑里带哭。

问：你以为在现时代下，观众最需要的是怎么样的影片？

答：教育片。

问：你觉得最标准的节约饭菜是几碗？你在实行吗？

答：一菜一汤，已实行。

第二次是：1948年12月，周璇答上海《电影杂志》问答如下：

问：能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你的身世、籍贯及通讯处？

答：早年失怙，萱堂健在。原籍广东，年近三旬。现在上海。

问：你的歌喉是天生或者苦练而成的？怎样保护？以你的意见，“金嗓子”还能保持多久的日子？

答：既非天生，也非苦练，我也不懂怎样去保护。“金嗓子”愧不敢当；反正能唱一天就多唱一天。

问：你的人生观如何？

答：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好好做，像一个人。

问：你的影坛生活有没有受到意外刺激？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

答：背一句古诗作为答复吧，“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还有一些精彩答问，因篇幅限制不能再举。

诚然，周璇的知识和文化全靠在演艺实践中的自学与感悟。她不但留下了大量影片、歌曲作品，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书信和访谈答问。人们能从中感受到她做人的真实、从艺的真诚，以及她那淡泊名利的为人态度。

周璇不但艺德好，又是一个很节俭的人。虽然她收入很多，光唱片收入就不少，可是她自己还是非常刻苦，很谨慎，从来没有大手大脚，但有时也会因为一些生活上、经济上的事想不开。她生活阅历少，单纯易轻信别人，有一点事情就会经受不住，这些可能都是以后造成她个人悲剧命运的间接原因。据白沉回忆，在拍摄《清宫秘史》前后，周璇和一个姓张的结了婚，还有了孩子，她怕孩子掉了，走路都很小心，一直都扶着旁边的东西，可最后还是小产了。后来那个男的把她甩了，这段婚姻给她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新中国成立后，周璇回到了大陆不久，就发了精神病。

导致她发病的还有一件事：解放前有一家电影公司老板叫张善琨，是电影界的巨子，欠了周璇6000元美金，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此时他已经落魄了，还不出这笔钱，这对周璇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张善琨还写了一封信给周，想带她去南洋开演唱会，他是一个商人，知道周璇在南洋名声很大很红，是一定能赚钱；所以许诺不但把钱还清，还要给她20万港币。但是周璇已经回大陆了，不可能再出去了，这样一来在几件事的打击下周璇就疯了。

当时国外有很多谣言说周璇回国以后死了。其实那时她先是在上海虹桥医院治疗，后来还到北京去进行胰岛素治疗，政府予以了巨大的关怀。治疗一段时间后，回到上海虹桥医院，情况大有好转。医生提建议，说应采取精神治疗法，需要找一些老朋友来和她聊天，让她慢慢回忆起以前的一些事情。

当时上影厂党委决定，让三位同志郑军、赵丹、白沉每人一个星期，轮流接她到自己家里来玩。白沉回忆说，周璇每次去他家时，弄堂口、马路上，都是慕名来看的人。每次她来，他们都给周璇准备好她最爱吃的烤扁橄榄。她那时神智已经比较清醒，但人还是有些迟钝，就是在那段时间，由组织上安排她录制了“四季歌”。她每次来，都有新华社的新闻记者一同到家里拍摄、采访。这样大概前后来过三次。

之后，突然有一天，她在医院里晕了过去，医生说她得了脑膜炎，陷入昏迷状态。抢救期间也有清醒的时候，想开口讲话，但什么也讲不出来，1957年9月22日，周璇终于与世长辞，年仅39岁。

原载：《同舟共进》 作者：祖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