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特色文苑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蒋介石曾派陈立夫同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做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希望由他出面创办一种定期的民办刊物，从思想理论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唤醒一般青年人，使其迷途知返。唯缺乏资金，希望政府给以接济，并高度保密，否则非失败不可。

对于张国焘的这一想法，蒋介石因另有打算，没有同意。这时，国民党的一些特务组织也对张国焘颇感兴趣，希望能从张国焘的口中得到有关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线索。CC系陈立夫、陈果夫很想让张国焘去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说需要这样的人，胡宗南、康泽等也向蒋介石请求，让张国焘到他们那里工作。但是，蒋介石对于这些部门的请求，都没有答应。
到重庆以后，蒋介石给张国焘的工作做出了安排。蒋介石在接见张国焘时，指着站在身旁的戴笠，很客气地说：我想请张先生给他帮帮忙。
就这样，张国焘正式参与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工作。蒋介石还委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但这只是一个空头衔。
张国焘到军统后，受到戴笠的重视。他主持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担任研究室的少将主任。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反中共人员出谋划策。他还主办所谓“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国民党训练特务，专门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
曾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后来回忆说：戴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张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
张国焘说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来培训一批专门人员，戴笠马上挑选各训练班毕业学生中最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
他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引为最得意的部属。
他每次请客准备邀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告诉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骄傲的口吻先向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张国焘虽然为军统培养训练了一大批专门对付共产党和边区的特务，但是能够派出去的并不多。
沈醉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即便是少数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特务，派出去后也收效甚微。既打不进去，也拉不出来。戴笠想在延安设立一个延安站或延安直属组，张国焘用尽了一切办法，始终没有搞成。
张国焘派人手持戴笠的信件，到太行山区请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帮助进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防区活动，结果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连去的人也没有回来。
最后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汉中设立一个特别侦察站，在榆林设立一个陕北站，在洛川设立一个延安站，并且没有多少作用。由于训练班的作用不大，使戴笠感到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停办了。
张国焘在军统期间，还接应过个别的共产党的叛徒。1939年，原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叛变。在张国焘叛党之前，何畏紧跟张国焘，犯过严重错误。
张国焘叛逃后，何畏步他的后尘，投奔国民党，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扣押。在被扣押期间，何畏致函张国焘求救。
张国焘拿着何畏的求救函去找戴笠，乞求戴笠将何畏接到重庆来共商反共大计。戴笠虽表示同意，但仍拖了半年之久才将何畏释放。何畏见到张国焘后，也做起了国民党的特务。
张国焘还现身说法，劝说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叛变，但常常不能如愿。沈醉曾回忆说，我亲自听到张国焘劝说过一位1942年在重庆南岸秘密逮捕到的地下党员。张国焘一开始就作自我介绍，使得对方为之一惊。
接着他就用连他那样有很高地位的“老党员”都不再当共产党而愿投向国民党等等一套无耻谰言，要求对方考虑。
但很出人意外，那位地下党员用很坚决的口吻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张国焘最后也只好老着脸皮说什么“我是为了你好，你再仔细考虑考虑”。然后，他灰溜溜地走开。
张国焘的工作不见成绩，不禁使戴笠大为恼火。他有一次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张来投靠，以为对延安是致命的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使我对校长难以交差。”这样，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失宠后的张国焘已没有往日的威风，有时出门办事也不得不坐起了公共汽车。在重庆期间，张国焘还通过同乡甘家馨的关系，认识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
经朱家骅推荐，张国焘被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无功受封，引起特务们的嫉妒和不满。张国焘在这里仍是没有太多的事可干，他曾无可奈何地感叹：我“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
有一次，朱家骅要张国焘转交给此时挣扎于贫病交加之中的陈独秀一张5000元的支票。对于这笔在当时是数目相当可观的款子，陈独秀拒绝接受，托人退还给了张国焘。对此，张国焘也无可奈何。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召见张国焘，让他草拟一个管理全国粮食和一般物价的方案。
张国焘到处搜集材料，连熬几夜，写出一份洋洋万言的方案。送给蒋介石后，就没有下文了。

★晚年张国焘与家人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机毁人亡，军统也准备改组裁员。不久，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张国焘也趁机另谋出路。
他通过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的熊式辉，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推荐，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和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张国焘一上任，就受到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排挤。原来，当年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与田颂尧、王陵基交战川北。田、王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刘湘撤职，拘禁数月。
如今，张国焘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王陵基旧恨难消。于是，他让部下对张国焘冷嘲热讽，蓄意刁难。不久，张国焘不得不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张国焘筹集了约120两黄金的经费，在上海施高德路办起了一个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这个周刊社的成员是临时凑起来的，总编辑是郑学稼。
开始，《创进》周刊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重视，所用纸张都是以市价购进。按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规定，凡从事反共宣传的报纸杂志，按月分配官价纸张。后来，张国焘托人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少谷说情，《创进》周刊社才得以配给官价纸张。
《创进》在代发刊词中，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现，标榜自己是讲“老实话”的，但在实际上，它不过是为国民党捧场和进行反共宣传的工具。
但是，战局的发展却不像《创进》周刊的文章所说的那样，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也惊恐不安，考虑自己的退路。这时，蒋介石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要劝他们留下。
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中共叛徒决不会再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让他们去台湾，只能增加负担。蒋介石还特别指示毛人凤，让他劝说张国焘留下。
张国焘没有听从毛人凤的劝说。他把《创进》周刊停刊，于1948年11月携全家去了台湾。他当时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张国焘晚年曾试图回大陆养老，请求中央提供生活补助

来源：霞飞  峥嵘年代

张国焘是1897年出生的。他投靠国民党后，于 1948年随国民党到台湾时，已经51岁了。从此时起，到 1979年他82岁去世时止，是张国焘的最后31年。这31年中，张国焘一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期间，他曾有过多次选择。最后，他凭自己的意志所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凄惨命运的归宿。

1948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经响遍了中国北半部。解放军兵锋直指江南，国民党的巢穴已经危在旦夕。谁都看清楚了：国民党必然失败。蒋介石开始寻找后路了。蒋介石选中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并派出许多国民党要员赴台进行先期经营。国民党上层很快就都知道了蒋介石的这个意图，他们纷纷寻找门路或者借口，携家带口，避往台湾。

此时，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替蒋介石帮腔的张国焘，也摸到了蒋要退守台湾的意图。他想：自己与共产党决裂了，共产党来了，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赶紧开溜吧，现在，国民党高官们都去了台湾，自己也只好跟着去台湾。于是，在 1948 年冬季，张国焘把《创进》周刊关张，处理完了经济事务，手头尚余数千美元，便全部带上去了台北。

与国民党分手

张国焘到台北时，许多国民党高官和上海的商人，已经先一步到达，占据了台北市所有的空房子。张国焘找不到住房，无奈，只得去找国民党官方求助。国民党官员对他却十分冷淡，当然这另有其因。

原因之一，是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虽然搞过一些策反共产党军队的工作，但一无所获。此后，他虽然多方努力，却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国民党方面认为他的利用价值已尽，不愿意再养他了。

原因之二，是张国焘虽然身在国民党中，却也自有政见，为人处事，坚持自己的一套，很难溶入拉拉扯扯成风的国民党上层。

原因之三，是张国焘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时，虽然也骂共产党，但却也表现出了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偏不倚的态度，好像要独树一帜。国民党方面觉得，张国焘与他们并不是一条心。

原因之四，是国民党到台湾的最初几年里，遇到很多麻烦事：台湾当地人不理解他们，反对国民党入台；国民党刚刚入台，需要巩固台湾阵地；国民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其上层正忙于处理各种事务，搞得焦头烂额。总之，国民党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张国焘。

张国焘几经碰壁之后，也明白国民党不会管他了，就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好在他在江西国民党地方政权工作和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时，存下一点钱，他便利用这些钱，在台北租了一所房子，把全家安顿下来。

家里安顿完之后，张国焘便想接着做事，他还想在台北复办《创进》周刊。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听原来在他手下工作的《创进》周刊同事的下落。这些人是分头跑到台湾来的，现在也都没事做。张国焘找到他们一商量，都说愿意到台北继续办《创进》。他们推举张国焘出头，找国民党申请办刊物，但遇到的却是一张张冷脸。

张国焘一打听内幕才得知：国民党上层对他办刊物不放心。有朋友劝他：国民党现在顾不上办刊物了，你办刊物，也没有人看了，何必呢？张国焘听后，觉得有道理，便放弃了在台湾复办《创进》的念头。但是，总不能闲着什么事情也不做呀？一家人还要生活呢！于是，张国焘就又去找国民党当局，要求安排他工作。这次，国民党高官倒是没有表示不安排，只是一味地拖，害得张国焘跑了一年，国民党也没有给他这个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安排工作，而其他委员们却都捞到了一官半职。张国焘回去闷头一想，终于明白了：国民党根本就不信任他。

不得已，张国焘只好闲居。可是，没过几天，国民党方面派人来收张国焘租住的房屋，理由是：这一带的房子全部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限于三日内搬走。张国焘自己花钱租住的房子，也不让他住，太不像话了。实在气不过，他就去找国民党“行政院”理论。“行政院”一个官员冷冷地说：这事公事公办，被征用的房子，不止你一家，你只能另外租房子了。张国焘与这位官员吵了起来。这位官员也不让步，回敬道：你当中执委，是过去的事情了，你现在算什么？有本事找共产党要房子去！张国焘一听这话，心里凉透了。他回到家中思前想后，决定与国民党分手。

与国民党分手，就不能在台湾了，去哪里？大陆眼看就要被共产党占领了，去不得，只好去香港，那里是英国人统治的地方，英国人说了算，中国人居住在那里，共产党、国民党都不能把他怎么样。打定主意后，张国焘携全家迁往香港。

张国焘来到台湾整整一年。他本来还想与国民党合作，但他又在思想上与国民党有隔阂，看不上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他只盼望国民党方面还能容许他这个有一点不同看法的人存在，给他一碗饭吃。没想到，国民党方面已经决定抛弃他了。一年来，他到处碰壁，连个差事也没有谋到，只得离开国民党。可是，到香港能干什么？他心中一点数也没有。

与第三势力合不来

张国焘一踏上香港的土地，就有政客来找他了。这些政客是什么人？他一看便知：顾孟余、李微尘，都是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

顾孟余、李微尘原本都是国民党中的人物，但他们在国民党中反对蒋介石，与一些人打起了“改组派”的大旗，自然不能在国民党中呆下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 20世纪 30 年代渗透到共产党中，也受到清洗，有的还丢了命（张国焘在鄂豫皖搞根据地时，就亲自下令杀了不少“改组派”，但那是他硬给人扣上“改组派”帽子后杀掉的——笔者注）。

此后，国民党“改组派”消声匿迹了，一些人以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势力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他们主张走英美道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批判过这种第三条道路的观点，而蒋介石也反对这种观点。于是，第三势力代表人物在大陆呆不下去，在台湾也呆不下去，便都跑到香港来苟延残喘。

顾孟余、李微尘就是第三势力在香港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到香港后，并未闲着，仍然宣传他们的观点，组织第三势力活动。同时，也在国民党中拉一些人进来，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经常关注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政治动向和处境。

张国焘在台北受冷落的情况，他们早就知道。他们觉得，张国焘在上海办《创进》周刊，唱的调子与他们的调子有相同之处，便决定拉张国焘入伙。于是，张国焘一到香港，顾、李二人就找到了他，提出了合作的意向。

张国焘初到香港，一无亲，二无故，安身无地，正走投无路，明知自己与第三势力政见不一样，也只好答应与他们合作。这样，张国焘便住进了李微尘在香港的空房子里，一家人算是安顿下来。几天后，张国焘、顾孟余、李微尘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起名叫“民主战斗同盟”，顾孟余当头，下办一个刊物，叫《中国之声》，张国焘担任社长，李微尘当主编。

但是，张国焘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有自己的政见。他的政见，在本质上是与第三势力不同的。因此，三个人办组织、办刊物，办来办去，差异性就显现出来了。张国焘以社长的身份，给刊物定位，要发表宣传他的政见的文章，而顾孟余、李微尘二人则坚持要发表宣传第三势力的文章。

开始，三个人有矛盾也能够调和解决，后来，矛盾尖锐起来，达到互不相让的程度。张国焘感到，自己在那里势单力孤，便把他原来在上海办《创进》周刊的几个同事拉了进来，把顾、李手下的几个人排挤出去，这一下，顾、李二人不干了。他们私下商议，决定把张国焘赶走。

议定后，他们找了一个机会，与张国焘摊牌了：张先生，我们这里用不起您这样的大才，还是请您另谋高就吧，您一家也另找更好的住处吧。张国焘一听，就明白了。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带一家人搬走了。好在这一段时间里，张国焘早就料到自己与第三势力合不来，迟早要分手的，于是预先留了后路，暗中找到了住处。因此，他与第三势力关系破裂后，马上就又找到了住房。

单干户

与第三势力合不来，闹崩了。张国焘再也不想加入任何组织了。但是，总要做一点事情，才会有经济收入，他一家总要生活下去的。做什么？张国焘想了又想，决定自己单干。好在张国焘也算风云人物，作为共产党建党时的发起人之一，曾跟随在李大钊、陈独秀左右，当过共产党的高官，创建过鄂豫皖根据地，又当过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曾率领过近 10 万人的队伍。后来他又离开共产党投靠蒋介石，也曾经是蒋介石的座上客，即使后来在上海办《创进》周刊，也曾名噪一时。因此，知道他大名的人很多。张国焘决定利用这个条件，写文章，当自由撰稿人。他自认为，自己写的稿件，香港的报刊还是爱用的。

说干就干。张国焘很快订了几份报纸，开始研究时政；形成自己的看法后，便动笔写时政评论，投给香港的各主要报刊。张国焘没有猜错，他写的文章，香港的各主要报刊果然爱用。香港是商业社会，报刊也搞商业化运作。为了吸引读者，往往在一个报刊上，各种政治观点都有反映，各类政治家的文章都登。张国焘名声在外，光是他的这个名字，就够吸引人的了，何况他写的文章，还表达了他的一定政见。因此，张国焘投稿，每投必中，且给付的稿酬很高。这样一来，张国焘靠写稿子得到稿费来生活，一家人在香港倒也衣食无忧。

张国焘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较有影响的，是他对朝鲜战争的评论和对朝鲜战争前景的分析。张国焘带过兵，打过仗，在军事上不是外行；同时，他也了解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作风。他写的战争前景评论文章，往往有一点预见性。这样一来，他写的文章，就更有人爱读了。那一时期，香港各大报刊纷纷登门求稿，张国焘一时还真应付不过来，只好拼命写稿。一篇篇军事评论，一篇篇时局前景分析文章，见之于香港各报刊，以至于中国和美国的高级军事领导人，都开始关注起张国焘的军事分析文章来。

但是，好景不长。朝鲜战争进入打持久战的阶段后，人们的关注点不像以前那样集中于朝鲜战场了；再加上双方都动用空军力量参战，而张国焘是不太了解空军参战情况下的战局的，他后期写的军事评论文章，往往流于发空议论。这样，他的文章的读者群就缩小了，香港各大报刊也不再向他求稿了。

当时，在香港各大报刊上相互争论的主要文章，不是站在共产党方面，就是站在国民党方面，或者是站在第三势力方面。张国焘写政论文章，既不倾向于共产党，也不倾向于国民党，又不同于第三种势力，因此，别人不太注意他的文章，他的声音显得很微弱。而香港的报刊是喜欢刊登热闹的文章的，这使得张国焘的文章倍受冷落，稿费收入也大幅降低。

连遭两祸

本来，稿费就是非固定收入，现在，这方面的收入也大幅度下降，张国焘一家人的生计就成了问题。他不得不又另想谋生之道。

那时，受朝鲜战争的影响，香港的黄金价格直线上升，张国焘便想去做黄金生意。他在上海办《创进》周刊时，存下一点钱，到香港写稿子得稿费，又存下一点钱，两下加起来，数了数，共有 5000 美金。他把这些钱全部用来购买了黄金，期待着黄金价格上涨，涨到一定程度，再抛出去，兑换成美元，就发大财了。

张国焘用全部家当买了黄金后，黄金的价格一路上涨，他心中高兴极了。他长期以来抑郁的心情好了许多。张国焘是这样分析的：朝鲜战争虽然打打停停，但由于两大阵营对立，这场战争不会结束，会长期打下去，成为持久战，甚至还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黄金的价值还会上扬，他的5000 美元本钱，会变成 5 万美元、50 万美元、500 万美元。他还想，既然朝鲜战争还要打下去，自己就还要写军事评论，自己的稿件还是有报刊发表的。

但是，处在得意之中的张国焘万万没想到，祸事临头了。原来，他从未经过商，根本没有经济头脑，也不知道商场上的厉害，对香港的经济情况也一无所知，并且他也从不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他更不了解香港的投机经济情况，因此，在他一脚踏入投机生意中时，就注定了日后要跌跤。再者，张国焘对时局的分析也错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经过长期艰苦谈判，竟然达成了停战协议，一路上涨的香港黄金价格，也因此大受影响。

可是，张国焘一向自负，不肯改变自己的初衷，当香港大批购买黄金的人纷纷抛出手中的黄金时，张国焘却舍不得，总想着黄金的价格还会上涨，自己一下子成为大富翁。他没有想到，一夜之间，香港的黄金价格会大幅下跌。等他急忙把自己手中的黄金抛出去的时候，黄金的价值，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他原来的 5000 美元，只剩下 2000美元了，整整亏了3000 美元。要知道，那个时候，3000 美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一家人要靠这个生活的，他本人的后半生，也要靠这个生活。张国焘万分懊悔，急火攻心，一下子病了，养了好几天才好起来，但他心中的懊恼却无从排遣。

遭到此祸不久，张国焘又遭一祸——他老婆杨子烈摔伤了。原来，在 20 世纪 50年代，要在香港生活下去，每一家都必须有个两三千美元的准备金，否则，如果有病或者发生其他变故，就难以应付。张国焘搞黄金投机生意赔了本，只有2000美元了。这2000美元本来是不能动的，但张国焘一家人要生活，又没有固定收入，只好动用这笔钱。没过多久，这笔钱也花完了，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见此情景，只好到一家商店找了一份事做，每月能有一点收入。但这家商店离张家很远，杨子烈为了省下车钱，便坚持每天走路上下班，回到家来又要做饭。一天下来，已经很疲惫了，但还要到菜场去买菜。她毕竟年龄大了，腿脚不那么灵便了，一脚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摔了一跤就爬不起来了。路人将她送到医院去，并通知了张国焘，张国焘赶到医院后，一听医疗费，顿时目瞪口呆。原来，杨子烈伤得很重，臀盘骨摔断了，要花一大笔钱做手术。张国焘只好东借西借，借够了钱来给杨子烈做手术。这一下，他一家又背上了债务，生活越发艰难。而杨子烈的手术也没有做好，出院后成了跛子，再也无法出去做事。

试图回大陆养老

正当张国焘一筹莫展之时，他的大儿子张海威及时给了他补贴，才勉强能够生活下去。但是，张海威也仅仅是靠教书为业，薪水并不高，总靠张海威接济，也不是个办法。张国焘只好拼命写稿，期望通过稿费收入维持下去，并还上债务。但此时二战已经结束，虽说张国焘写军事文章是长项，也仍然没有人看他的文章；写政论文章，张国焘又是“三不靠近”——一不靠近共产党、二不靠近国民党、三不靠近第三势力，而自己的独立旗帜又打不起来，因此，这类政论文章也无人爱看。香港几家大报刊不像以前那样用他的稿子了，收到退稿信已经是家常便饭。张国焘走投无路，便想到了共产党，想到了毛泽东。他想，毛泽东也许会宽容他吧。

正好，1956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张国焘收集了香港的许多报刊，认真阅读了上面有关中共八大召开的情况。他很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倡“双百”方针，政策方面放宽了，毛泽东可能会不计前嫌，容纳他，以自己的老资格，中国共产党方面至少会养活他。

于是，他开始寻找香港与中共有联系的人士，以便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回大陆定居养老的意向。但是，张国焘仍然脚踩两只船，他也通过一些关系，与美国人联系，试探能否与美国人合作。一些在香港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方面愿意帮助他，并给了他一些生活补助。这样，张国焘一方面寻找能够联系共产党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又与美国人接触。

经过一年多，到了 1958 年，张国焘终于同共产党方面联系上了。当年 10 月，他在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人员接触中表示，愿意为新中国做点事情，并请求中共中央提供生活补助。张国焘的这个意思，很快就传到了大陆，传到了北京，传到了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于1959 年1月5日将张国焘表达的意思印成内部情况简报，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知道张国焘与美国人有联系，对张国焘生活困难的处境也很清楚。当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毛泽东先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是愿意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的，但张国焘应该断绝同美国人的联系，不能一面与美国联系，拿美国人的钱，又一面拿共产党的补助。

当简报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根据他已经想好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提出过的这一意见，提笔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30 页）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并且很快就由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向张国焘转达了。张国焘考虑再三，最后向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我是一个观众了，我还是当个观众吧，希望少看到些悲剧。张国焘说这些话，已经是明确表示不再打算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了，更谈不到为新中国做点事情了。关于给张国焘生活补助的事情，也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