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曾有个传奇女画家，饱受骂名和赞誉。 只因她是女性，出身于青楼，长得又不好看，这些就让她在讲究出身的画坛变成一个任人射击的人肉靶子。 她在国内多次被骂“妓女不配进入艺术殿堂”，画作被毁；但人在国外却拿奖拿到手软，开展遍及世界各地。 这个女画家是潘玉良。她名列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之一，创作最多，成就也是最高，画作卖到了2920万。 她并不惧流言蜚语，努力用作品发出女性的声音，打破男性独霸的民国画坛的垄断。

一代画魂，是她，潘玉良。
她，从小被叫做扫把星。
 因为她一出生，父亲就去世。待她长到八岁，母亲也去世。邻人们只觉得这个厚嘴唇女孩很晦气，克死一家子人。但只是这些人不愿正视女孩凄惨的身世，简单地动动嘴皮子非议他人，实在太容易。
这似乎注定她的一生都要在这些嘴皮子下过活。而此时的她还不叫“潘玉良”，还是一个叫“陈秀清”的可怜女孩。
图 年轻时的潘玉良 父母双亡，她只好寄人篱下，来到好吃懒做的舅舅家。可毕竟不是亲生的。舅舅每天对她不是拳脚相踢，就是在嫌她是个拖油瓶，晦气。 她也只能是学会看眼色，谨慎小心地生活，咬牙忍着这些打骂。 然而，舅舅因为滥赌欠下巨债，却骗她到青楼，将她卖为奴婢换钱。

在青楼里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那么的漫长。小小年纪她就要忍受醉酒的嫖客们；稍有一点小过错，老鸨就会打骂；过重的劳役杂务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多次逃出青楼，结果每次都被抓回来，饱受一顿毒打。接着，她又开始暗无天日的生活。
 她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要在青楼里的磨折中度过…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给她安排了人生的贵人。
潘赞化，芜湖海关监督，曾和陈独秀一同加入中国青年会，给《新青年》撰稿，接触过进步思想。 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一个最卑微的青楼婢女，相遇了。本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妓女嫖客故事。
在潘赞化眼里，那个唱京戏的小婢，眼神哀怨，但又不卑不亢。席间多聊几句，才知道小女孩的凄惨身世。 此时他的恻隐之心动了，出于可怜，便花钱将她从青楼赎出。但对于陈秀清来说，离开青楼就是一次新生。 她感激潘赞化这份恩情，决心侍候他一生。于是，她嫁给潘赞化为妾。 
然而，看客们又开始动嘴皮子议论这种结合。舆论都极力反对这个婚姻，但好友陈独秀力挺他们，成为他们的唯一的证婚人和宾客。 为了报恩，她改名随夫姓，开始了以“潘玉良”为名的人生。
虽然接下来的人生不再那么痛苦凄惨，但也是磕磕绊绊。因为她“青楼奴婢”的出身，始终是一块永远擦不干净的污渍。

图 | 潘玉良 

当潘玉良努力地从吃人的青楼爬出来，却总有人蹲守在洞口使绊，但只会让她更奋力前行。 这个新家，给予潘玉良很多温暖，她可以不忧衣食，接受教育，甚至被鼓励学画画。 彼时懵懂的潘玉良，只是想把一切都用画笔发泄出来，但她没想过这只画笔会改变自己的一生。 1920年，她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读西洋画科，而所在的班级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次男女合班。

图 |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校外的学生运动红红火火，校内各种的艺术活动，这些都冲击着潘玉良的心灵。 她第一次感受到艺术的力量，原来女性，是可以做很多事。同时，她下定决心要把画画当作一辈子的事业去精进。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科第一次男女同校旅行写生团合影，前排女生右三为潘玉良 因为裸体写生有碍于风化，社会舆论反对美院推行人体写生。潘玉良想要更进一步学习人体写生，但没有模特，该怎么办？ 她转头一想：自己的身体不也是人体吗？就这样画吧！她开始照着镜子，画出一张张人体。 其他学生还在为此羞赧，创作停滞，而潘玉良已经在意识上比他们先走一步，两步，甚至更远。

冒尖的潘玉良开始在学生堆里有些扎眼，有些学生开始看不惯这个尖子生。有人发现她曾在妓院工作，第二天“西洋画班的潘玉良是个妓女”的谣言不胫而走。 同班同学开始偷偷议论，甚至有些人大声抗议，表示不愿和妓女同室学习。最终，校方迫于压力劝退潘玉良。 那时国内的艺术界是”高贵“的。同行看同行，出身不好，便一脚踢出去。好像潘玉良始终没从那个青楼走出来，她又变成当年那个可怜小婢女，该何去何从？

这个封建势力浓厚的环境，困住了多少女性。
 潘玉良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她决心要用行动告诉世人：艺术并不关乎出身。因此，她决定要往更远的地方走——出国学艺术。 1921年，适逢里昂中法大学招考赴法留学生，潘玉良参加考试并被录取。就这样，她成了中国第一批女留学生。

留学的日子里，画画永远是她第一顺位。饭也许可以不吃，但画画不能停。 她努力从这些古老的西方艺术土壤中汲取营养。她并不满足于本校的学习，冒着退学的风险跑去校外，甚至申请去意大利学习雕塑。 1926年，潘玉良在意大利政府国际艺术展上荣获一枚金质奖章。此刻的她，觉得自己终于有所成就。 她长舒了一口气，决定回国办展览，要让那些非议她的人好看。

1928年，她在上海开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个展。一下子展出了八十多件作品。 《顾影》、《黑女》、《仰卧》等一系列裸体画的展出引起轰动。多个评论家在报纸上撰写评论，大加赞叹这位留洋画家的笔触。

这个展出在当时绝无仅有，如此大型，所涉及的创作又是如此丰富。她，成了第一个在国内开个展的女画家。 一时间，“潘玉良”这三个字响遍那个男性独霸的民国画坛。 曾经劝退她的母校抛出橄榄枝，邀请她担任西洋画科的系主任。 她作为一名美院老师，却经常出去演说。又和学生打成一片，上课带学生下乡写生，下课又是给学生弹琴助唱。
但在有的老师看来，这却成为了一种罪。骂她为师不尊，还看不起她的出身，因为“大学是神圣的殿堂”，所以不愿与她同席。 但此时潘玉良根本不关心：既然你不愿来，我还不去呢。 她更关心的是学生、创作和外面的社会。

 她开了几次展览，都把展览的钱用于支持抗日活动，为支持绥远军民抗日的义展，她捐出自家珍贵的玉雕佛像。 甚至，她还在一次演说里大声呵斥画坛里的某些人远离现实，毫不关心社会上发生了什么。 这下，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人竟然胆敢直戳这些人的痛楚。 

果然，当她开第五次画展时，麻烦来了。 她着力最多的《人力壮士》，一副原本是颂扬底层人民的画，却被一些“有心人”抓住裸体画这点，画作竟然被观众大划口子，甚至被贴上了这样的嘲讽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一旦对比同时期的徐悲鸿，他创作了《愚公移山》，却被大加赞扬。就会发现两人待遇，可谓云泥之别。 

“妓女不能玷污象牙塔“的非议又一次甚嚣尘上，此刻的潘玉良犹如万箭穿心。 她再次看清这个讲究出身的艺术界，封闭又保守，深知自己难以进行艺术创作。于是，她再次出走到欧洲。 但她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再也不回。她在欧洲得到了自由，却也更加寂寞。但，幸好还有艺术。在时局多动荡的时候，潘玉良的内心也不平静，执笔画画，坚持发声。 二战时期，潘玉良依然留在兵荒马乱的法国，她画出《法国大屠杀》，记录了法西斯的恶行，控诉这场战争。

在一次画展上，德国军官看上了潘玉良的《舒坦》，扬言要买。只不过，是低价购买。 她直接断言拒绝，惹怒了德军，那边派人公开在展览期间蓄意破坏她的画作。 这次潘玉良很淡定，她转手就在画的背面写上：该画因为拒绝德军低价购买而被毁坏，立此为证。 即便德军在法国多么盛势凌人，她根本没怕过。 她人在欧洲，也从未远离过祖国。
 战时的生活很清苦，但比起自己的衣食住行，她更忧心国内战况，卖画捐款给抗日战争受害的女性和儿童。 战后，她还公开致电政府，要求收回与赔偿那些被日军侵略期间破坏的中国艺术品。 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创作，潘玉良在欧洲收获了应有的鲜花和荣誉。 她获邀参加各类大型的展览，遍及欧洲、美国、日本。人们都惊叹中国有这么一位女画家。

很多艺术家都在大驾光临她的画室。而室外带有刻着“潘玉良”三字的牌匾，许多访客和艺术家都在匾额上签名留念。 然而，潘玉良和她的作品一直在外流浪多年。

即便在欧洲长居几十年，她早已是出名大画家，也始终坚持不改国籍。但她至死都未踏上祖国，也未能见到家人。 晚年时，她经常拿着潘赞化送的项链遥望窗外，甚至在枕头下准备好了遗书，交代友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作品送回祖国。
直到死后，她的作品才渐渐回到祖国，但她却永远安眠在法国的墓园里。

“一个妓女不配进入艺术界”，一直是潘玉良心中的一根刺。 现在看来，这句骂名映射出的是人心的狭隘和偏见。人们只看出身，非议一个人，这很容易。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每个人的背后都在经历一场怎么样的战争。  潘玉良的一生亦如此。看客们只会看到她出身青楼，却敢玷污高贵的艺术殿堂。却从未思考潘玉良为何沦落到青楼，也不知道她多么痛苦地挣扎到现在。

以潘玉良当时的家庭和天赋，她大可做一个只是把画画作为装点的画家，也可以退出这个画坛，安心做一个顾家的女性。 但她没有选择这些轻松路子，反而是背负骂名，执起画笔，一画就是一辈子。她，是真的身体力行女性解放。 正如她所说：我的一生，是中国女人用爱和理念，争取女人自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