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张学良坐着小汽车去找张伯苓，汽车在一条土路上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张公馆”。几经周折才在一条晒满羊皮、散发着恶臭的陋巷中找到张伯苓的简陋平房，这使张学良感叹万分。

张伯苓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说：“教书不能发财，办教育也就不能发财。”张伯苓始终保持教育的纯洁性，努力“使学校成为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他主张：私立不私有！他一不多收或乱收学生费用，二不卖“文凭”，三不借办学肥己。

张伯苓出于复兴中华爱国心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凡是捐款全部建账登记，账目放在图书馆供人查看，完全公开。他说，谁要查学校当月的账目，我在5分钟内就可以告诉他。

有一次某要人的儿子要入读南开，以貂皮、鹿角作为见面礼物。张伯苓只让他参加考试，并退回礼物：“既承厚意，理应敬谨拜受。不过收受后再将令郎考取，虽无清弊，在他学生闻知，恐即不免猜疑，实属多有不便。”有些无法拒绝的人情，张伯苓就顺水推舟，以双倍学费收为“试读生”，试读一学期或一学年，不及格就得走人。

张伯苓一生清廉，他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工资。他作为有名望的大学校长，教师的工资最多已达到300元，而他的工资却一直固定在100元。抗战前，张伯苓只拿南开中学工资，不拿南开大学工资；抗战时只拿西南联大工资，不拿重庆南开中学工资；抗战胜利后只拿南开大学工资，不拿别处工资。

他因公出差只坐三等车厢，在市内开会常常步行前往，旅店也专捡最便宜的住。他出门必带臭虫药，因为他下榻的旅馆往往臭虫很多。

1944年，南开建校40周年暨张伯苓70岁寿诞之际，南开校友总会发起“伯苓四七奖助基金”募捐活动。本计划募捐40+70=110万元，但社会各界反响热烈，最终捐款总数达600余万元，创造了当时中国教育捐款的最高纪录！

张伯苓退休后，没有了工资，全靠三个儿子赡养。1950年9月，张伯苓辗转从重庆经北京抵达天津，很快就有人对他说：“南开是人民的南开，跟你张伯苓没关系了。1951年他辞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亦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这就是他的全部遗产。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披露，张伯苓逝世前曾说：“我死后一定要埋在南开，要看着南开。”追悼会后，部分负责人留下来讨论此事。南开大学党支部称，现在南大的同学与张伯苓的关系不深，同学们认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大。

曾为张伯芩撰写遗嘱和悼词的黄钰生附和说，现在南大代表落后势力的仍有一部分群众，如葬张伯苓于南大，可能会使落后势力更加嚣张，更恐怕进步群众有意见！（周利成《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最后岁月》）

张伯苓已去世十多年，“文革”时仍在劫难逃。红卫兵踏平张伯苓夫妇的墓地，砸碎墓碑。张家后人只得拣出遗骨火化，骨灰先后迁至公墓、祖坟、家中壁橱内。张伯苓孙女、南京大学教授、第七八九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孙媛贞悲叹：“从那时起我的祖父母就死无葬身之处了。”

1979年9月底，张媛贞因公出差到天津，回母校南开大学转一转。虽然临近10月17日校庆，虽然“文革”结束近三年，依然抹杀历史。“在校园里所有的宣传橱窗里看到的，凡谈及南开校史，介绍南开的内容里都没有了祖父的踪影，只有严修先生。”（张媛贞《纪念张伯苓逝世五十周年──忆祖父身后二、三事》）

附录：张伯苓（1876.4.5-1951.2.23），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1948年6月，曾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南开学校的学生，1948年，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9位来自南开学校的学生，他们分别是：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殷宏章(经济学)，汤用彤(哲学)，李济(考古学)，萧公权(历史学)，陶孟和(社会学)。后来，毕业于南开学校的梅贻琦也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两任总理周恩来和温家宝，同样也是毕业于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