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钱袋子”，他开创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多项第一，被称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之父。他辛劳一生建立起庞大的国营垄断集团，但却被《清史稿》称为“误国首恶”，要承担清朝覆灭的责任。

一个帝国的覆灭，更多人看到的是政治家和军人挥斥方遒，但当我们深入历史细节，会惊人地发现存活了200多年的清帝国竟然会在一场铁路国有化中瞬间崩盘。

1911年1月，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这时候，立宪运动搁浅，社会矛盾极端激化，革命党人四处暴动，各省军阀心怀鬼胎，大清帝国宛若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历史的讽刺是，点燃这个火药桶的人，居然就是过去40年间一直为朝廷打造实业基石、期望以此名垂后世的盛宣怀。

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掌管帝国的经济命脉

其事发端起于铁路之争，这跟盛宣怀历来的国有化理念密切相关。

甲午之后，大兴铁路渐成热潮，“要想富，先修路”是官民共识。朝廷将之当成国策，民间看到巨大利益，国际资本也不甘失去机会。于是，它成了各方争夺和博弈的最大热点。

盛宣怀坚定地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他的逻辑是，铁路既然是事关国家命脉的经济事业，而且有如此丰厚的利益，则自然应该由国家来垄断经营。

所以，在过去的七年里，他一直不遗余力地修筑铁路，同时密切关注各条铁路的权益动向。在投资理念上，他的想法是：如果国家有钱，就坚决国营投入；如果没有钱，就只好引进外来资金，但宁可借款也不出让股份；如果借款，宁借外债，不信内资。

1897年，英国公司提出修建从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盛宣怀认为这条铁路线至关重要。然而，他又实在拿不出钱来，于是，他提议向美国财团借款兴建，由他领导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其纲领”（最早的国有融资平台）。

在他的主持下，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草签《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400万英镑，年息五厘九，铁路财产作保，借款期限30年。1899年，合兴公司代表来中国议立正约，并提出在韶州、衡州、郴州等处开矿，引起鄂、湘、粤三省地方不满。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出面干涉，扬言粤汉铁路“美国必办，断不能让他人”，于是在1900年7月，盛宣怀与之再签《粤汉铁路借款续约》，续约将借款金额增至4000万美元。

盛宣怀的这一决策，被民间资本视为“出卖国家利益”，他则至死不予认同。在修筑京汉、沪宁等干线铁路时，他一再尝试的办法就是向比利时、美国及英国等国际财团大举外债，他的思路是：先靠外债把铁路尽快建设起来，然后逐笔还债，30年后，铁路的所有权就全部归于国有了。

可是，现实并不如他设想的那样推进，粤汉线工程命运多舛，其后数年风波不断，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大涨，要求收回路权的声音不绝于耳。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在铁路事务上产生尖锐的矛盾，盛宣怀的国营垄断理念遭到强大的挑战。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倡议不借外债，靠民间资本建造川汉铁路，一时应者如云。11月，朝廷由商部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自集股本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设立铁路公司。

各省官商纷纷向民间借资

1905年7月，张之洞在武昌召集三省绅商会议，决议向美国合兴公司收回粤汉铁路的修筑权，粤、湘、鄂“各筹各款，各修各路”，美方提出高额的转让价码，张香帅指示“但期公司归我，浮价不必计较”，最终以675万美元赎回。此后，全国很快掀起了铁路商营的热潮，从1904到1907年间，各省先后成立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商办，4家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1家官办。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能源产业(煤铁矿及后来的电力、石油)和资源性产业(铁路、银行以及后来的航空、电讯业)一直是利益最为集中的领域，对其的争夺及利益配置构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所有标志，这一特征在晚清已经呈现得十分清晰。

自洋务运动以后，国际公司最早投入到这些领域，国营资本紧随其后，民间资本则因散弱且政策不明而作为颇小。一直到1904年以后，随着《公司律》等法令的颁布，企业运作及股本权利有了相对的明确界定，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现，民间资本开始大胆进入能源和资源性产业。

《钦定大清商律》的颁布让民间资本开始抬头

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现全民入资办铁路的热潮，甚至出现了“倡优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壮观景象。

但是在这一阶段，铁路是民办还是官办，是用民间资本还是借外国资本，已经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和民族感情问题，黑白对立，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1909年，张之洞修筑湖广铁路，在盛宣怀的游说下，他一改四年前支持民间资本建铁路的立场，以商股筹集不易为由，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镑。此事公开后，当即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英名一世的张之洞竟在此次风潮中“心焦难堪，呕血而死”。

湖北当时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跟张之洞的摇摆相比，盛宣怀则一力坚持铁路国有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妥协，导致了民间的企业家集团与朝廷的彻底决裂。

1911年5月，就在当上邮传部尚书不久，盛宣怀上奏要求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朝廷准奏，并委派曾当过直隶总督的洋务派满人大臣端方督办此事。盛宣怀则与英、德、法、美四国紧密洽谈借款事宜。

后世视之，盛宣怀在铁路事宜上，除了国有理念与民间有重大分歧之外，还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

一是，缺乏与民营资本的坦诚沟通。他以多年的政商经验认为，在朝廷的威权之下，民间资本从来都是“软柿子”，招之即来，挥之则去。

二是，在股权回收上，明显欺凌民股。根据他公布的方案，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承担了四成的损失风险。于是，“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

四川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

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万人群众集会，接着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上街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紧接者，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10万计，盛宣怀已俨然成川民公敌。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人，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四川民众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民变骤生，清朝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

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

“意外”酿祸后，朝廷宣布革去盛宣怀所有职务，“永不叙用”，他惶惶然登上德国货轮，逃往日本神户。《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盛宣怀晚年一直顶着“误国首恶”的帽子，躲在上海，“故园独处，书画自娱”。

“误国首恶”四个字道出了历史的无奈与残酷。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的自我瓦解是一个共同的途径，至今没有例外。以史为镜，后世人当惕然自醒：国之大忌，切不可与民争利——那是一条自取灭亡之道。（原文/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