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留学生回国率是非常高的。爱国精神、报恩意识是巨大的行为动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留学生在国内的社会地位高、待遇好。如果将此归于“老鼠爱大米”，虽然语风有些粗俗，但逻辑也是正常的。你总不能由此引发出“韭菜爱镰刀”的宇宙真理吧？

据史料记载，民国短暂的38年，4亿人口中先后有近10万名青年学子留学海外。但跟现在众多留学生留在国外发展不同的是，那时的留学生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物质条件和理想的工作环境，纷纷回国。据1937年的清华留美同学录，在所载1152人中，学成回国者1131人，回国率高达98％以上。

这至少说明那时留学不归尚未成“问题”而引起社会关注。民国时期留学生回国率如此之高，难道是这些莘莘学子人人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国家意识？

许地山的小说《三博士》中，主人公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留洋回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这虽然是小说中的一句戏言，却也是那时的真实写照。

以胡适为例，当1917年北京大学聘书寄到美国时，他的博士学位尚未拿到。须知当年的北大，是全国鸿儒群集的“太学”之府、知识高地。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准博士”面临这样的机会，自然十分难得。这种状况并非“五四”时期所特有。

1922年中国实行新学制后，各类公私立专门学校竞相升格为大学，一时间大学数量骤增，大学师资奇缺。各大学不惜以较高职位和薪金争相延聘师资。“学校太多，选才斯滥，凡留学东西洋归国之普通博士硕士以至于游客，均属此种职业之骄子矣”。其时，“但凭留学资格即可取得大学教师地位”，而且，“只要是留学生，似乎什么都可教”。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教育界的“才荒”有所缓和。但抗战爆发后，许多高校内迁，而京沪各地大学教授相当一部分未能迁去，尤其是年岁较高，或儿女较多的，更不能在战时作千里转徙流离之计。同时，战争初期一些大学教授弃教从戎从政，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师资又顿感不足。于是乎，归国留学生的身价复涨，以至社会舆论加以非议，呼吁不要对留学生过分仰重，不要把留学生当作凤凰蛋一样捧来捧去。

1941年5月31日《大公报》有文称，“初回国的留学生，一下就会以一个极高的地位被‘拉’了去。这种突然的宠遇，不但一个学校得到一个经验极少的留学生并无多少帮助，而且留学生本人也会受到不良的影响……”

当时国内给予归国留学生的待遇，远超出于国外。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只能做二等公民，而回国后却可以跻身“高等华人”之列。两相对比，孰优孰劣，是留是归，这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恐怕用不着迟疑，也无需彷徨了。

清末民初，多数国人对本国的制度文化逐渐丧失信心，对西洋则由自卑而衍生尊崇的观念，从西洋学成而归的留学生也因此自负起来。倘若中国唯有学习西方才能独立富强，那么，堪当此任者，舍留学生其谁？这种“留学生是未来中国的领导人物和救星”的观念，在20世纪的前二三十年间，一直弥漫在国人的心里。

郭沫若曾揶揄道：“我们曾否在上海与北京等地方，见到许多去过美国两三年，装饰着博士与硕士学位，充满着自尊与自负，回国接任像政府委员、大学教授以及出版公司的主编职位的？”事实的确如此。

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该馆编辑以学历定待遇，等级分明。一个英美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月薪高达200至250元；一个留日博士，月薪100至150元。而一个国内大学毕业生，月薪仅60至90元。最著名的例子是：北大教授胡适的月薪260元，而北大图书馆职员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元。时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妥妥的“学历鄙视链”。

当陈独秀、胡适提倡文学革命时，没有留过学的刘半农也起而唱和，结果被胡适说了一句：“你懂些什么，也有资格来提倡！”刘一气之下负笈法国，发奋挣了一个博士回来。

替蒋介石起草《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早年毕业于北大，未曾出国留学。他成名以后，回顾自己苦斗的历程，百感交集地说：“在国内学生与留学生的比较竞争之中，国内学生尝到的苦味，我自己是一个过来人……”陶希圣说他直到做了教授，尚因自己不曾是留学出身而自卑自惭。这充分反映了那时留学生与非留学生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

民国时期留学生是一代天骄。他们回国后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有优渥的经济待遇，有较佳的就业机会。虽然政府当局（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对归国留学生的任用采取完全放任的政策，但民间社会对留学生十分推崇。有机会出洋留学者学成归国后，宛如旧式中举之士衣锦回乡。

尽管当时中国十分贫穷落后，但一旦留学后便平步青云，其物质生活条件就那时的中国国情而言，是大大地超前了。他们固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却也“先天下之乐而乐”。正如徐志摩在留学归来时赋诗所称：“我爱欧化，然我不恋欧洲；此地景物已非，不如归去。家乡有长梗菜饭，米酒肥羔……”

不过话说回来，最重要的还是，北洋政府或南京政府都没有将留学生当作韭菜看待，这才让他们有胆子回来。不然的话，“韭菜爱镰刀”的反智歪论倒是真能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