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定瞿秋白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革”尚未开始，“四人帮”远未形成。也正因为主要并非“四人帮”为瞿“定性”，所以瞿秋白的平反过程才非常曲折艰难。

《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发表了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口述回忆，在这篇文章中，她披露了一些瞿秋白被害、家属后来遭遇等以往人们知之不详的细节，颇有意义。不过，她说“‘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却不甚准确。因为，“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说认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革”尚未开始，“四人帮”远未形成。也正因为主要并非“四人帮”为瞿“定性”，所以瞿秋白的平反过程才非常曲折艰难，瞿独伊在《文史参考》2010年第9期发表的《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一文，对平反过程的曲折艰难有详细叙述，但对为何如此曲折艰难的原因则语焉不详。只有了解瞿秋白冤案的起因，才能明白为何为他平反如此曲折艰难。

对于“瞿案”，“文革”后参与复查、平反工作的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孙克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陈铁健，都有回忆文章公开发表。笔者谨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对“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略作概述。由于事情重大，而且孙、陈的文章早就公开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故笔者将在多处直接引用这些资料，一为慎重，二为使这些珍贵史料为更多人所知。

为瞿秋白平反，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

1979年3月，《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公开为瞿秋白平反。此文一出，引起轰动，因为此时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一些冤案开始平反、昭雪，但刘少奇案、瞿秋白案等一些“格外重大”的案件尚未平反。所以，有人在报刊上著文对此文进行“大批判”，东北一家省报，用整版刊出批瞿长文。这些“文章”，仍坚持“文革”时的“钦定”标准，口气严厉。陈要求著文反驳，却被拒绝。1979年6月，他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主持者执意要他在全体会上讲瞿秋白，然后对他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围攻”。

但就在被“围攻”两天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转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要陈铁健即日赶赴上海，与瞿秋白案复查组人员会合，参加复查工作，这时会议的“论调”突然一变。7月1日，陈赶到上海，住东湖招待所，见到中纪委瞿秋白案复查组负责人、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孙克悠，她向陈详细介绍了情况。

瞿秋白的亲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为瞿恢复名誉。中纪委在1979年春成立了“第八组”，准备复查瞿秋白案。瞿的胞妹、此时已七十九岁的瞿轶群从居住地杭州写信给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再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

“陈云同志于1979年5月20日对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同年5月22日耀邦同志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陈野苹同志于同年5月29日对该件批示：‘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陈野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样，中纪委临时机构“第八组”就于1979年6月开始瞿案复查工作。“第八组”由五人组成，先已借调了中央调查部常凡、中央党校李玲玉参加工作，中纪委则由孙克悠和军队团政委出身的老王参加，孙读过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于是要求陈也参加。孙任“第八组”组长，具体负责此案复查工作，中纪委常委曹瑛则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此事。

6月18日，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秘书长魏文伯首次约见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希望她相信党中央会作出正确结论。

谁叛变了？两篇文章引爆“瞿案”

“中纪委第八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与瞿的多位亲人见面访谈，访问知情者，举行座谈会……

他们了解到，瞿秋白1935年6月被国民党杀害后一直被视为烈士，所以他的家乡江苏常州从1953年开始筹建瞿秋白烈士纪念陈列展览，于1959年开始陈列展出；而后，又准备瞿秋白故居陈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开始接纳内部参观。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南京传达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瞿秋白陈列于8月停办。”

原来，有两件事成为“瞿案”的导火索：一、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的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录《多余的话》全文。二、1963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戚文刊出后，学术界和文艺界反映强烈，意见反映到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中共中央宣传部约集二十多位历史学家开会，讨论此文，与会者严厉批评此文歪曲历史。中宣部表示赞同与会者的观点，认为戚文在事实上站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

然而，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最高层“先后在《瞿秋白传》附录上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且急切地把两者与他想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做出异乎寻常的重大政治判断。”以下三条重要材料，说明此点。

一、周扬1979年8月28日在万寿路住所对中纪委第八组谈话时说：

戚本禹评李秀成的文章（指《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当时，我不知道，没有看。有一天看戏，总理问我看过戚的文章没有，我说还没有。总理说你要看看，过问一下。现在台湾也在反对太平天国，这么样一个历史人物翻案，怎么也不和中宣部打个招呼？弄得阳翰笙的戏（指《李秀成之死》，写李秀成征战，太平天国灭亡）也不演了，博物馆也停了（英国送来一把剑刻有李秀成的名字，文章一发表引起全国反响，剑也收起来了）。

我看过戚文后，在中宣部召开一个会，意思是戏还要演，文章也作为学术讨论大家发表意见。范文澜、郭老、刘大年都对戚文章有不同意见。刘大年根据我的意见写一篇文章，尚未发表。文化大革命就批判刘大年、周扬为叛徒李秀成辩护……

我问陈伯达，对李秀成怎么看。他说李秀成还不是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陈是为李辩护的。陈伯达又说，瞿秋白不是也写过一个自述吗？陈说是黄敬告他的，因为黄敬被捕后也写过这种东西。

我见到江青，向她说起黄敬说瞿秋白写过自述的事。江青说：什么自述，他（黄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离开的。

我见到了（毛）主席时，把对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汇报了，主席一言不发。

以后江青见到我，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晚节不终？），不足为训”！主席关照不要告你，但我还是告你了。

我又见主席时，主席第一次对我那么生气地批评了我（他从来总是表扬我，没有批评过）。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我当时听了很难受。总理在一旁承担责任说他有错误（因为是总理要我过问的）。我说还是我的责任。这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问主席看《多余的话》没有，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江青不同意罗尔纲的观点（罗认为李秀成是伪降），她会经常向主席讲的。

二、陆定一1979年4月16日在北京医院对中纪委第八组等谈话时说：

1964年，香港的国民党杂志，又把《多余的话》登出来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有毛主席，有总理，还有我，三个人，怎么谈起的我不记得了。我向他们报告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香港那里又登出来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给他了，请他看。……后来，毛主席看了以后，就对我讲，就是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他的话是那么讲的，此外就没有多的话了。周总理想把《多余的话》的原稿找到，据我所知，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1966年总理派了两个人来问过我瞿秋白的事情，我就把以上情况再一次报告了他。

三、戚本禹1979年6月12日在秦城监狱的交代材料：

戚本禹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我给总理写信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是错误的。总理告诉我，他把我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这时有人提出彭德怀有功，军事上行，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的。我认为这是攻击主席，我应起来作战。1963年，我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写的目的是说对人的评价应看到功劳，也要看到晚节，晚年反对毛主席也不行。这是决定我对《海瑞罢官》的态度。我投入文化大革命，犯错误，都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我的文章发表后，全国都知道，斗争是尖锐的。当时周扬批评我，他骂我很厉害，翦伯赞也反对我。这时我与江青就有接触了，她批了一个材料给我，我也不知道她是赞成我，还是反对我。那时我跟田家英很好，田也支持我的文章。江青叫我去，田家英说你要去，她是中南海的首长。我去了，江一开口就说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毛主席表扬了你，他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你可别骄傲。又说主席叫把《李秀成自述》原文影印本给你，叫你继续作战。我说现在还开会围攻我，她听了大发其火，说她给主席汇报。这次接见是决定我以后跟她跑的原因。在我困难时，她代表主席支持我。她叫我再写文章，要快写。这是1963年底的事。

看到戚本禹这篇交代材料，陈铁健和中纪委八组同事们感到有些事情要进一步查清，于1979年秋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问他写《评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说：“1963年他写批判李秀成文章，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1963年底，江青找他谈话，说是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可以请教康生的‘九评’（指与苏共论战的九篇评论文章）写作班子。戚写完第二篇文章，到钓鱼台找康生。在饭桌上，康生等要戚不必跟着批评者的观点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击，务使对手无还手之力，如此，才能置对手于死地。1964年，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发表，明确提出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到彭德怀，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大批特批，其势汹汹，在全国引起更大震动。”

“瞿案”复查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认真、仔细查阅从公安部调来的关于瞿秋白被害案审查卷宗，共二十卷，约三尺厚。公安部关于瞿秋白被害问题的调查，是1954年初根据湖南省公安厅上报的两名参与杀害瞿秋白案犯的有关口供材料，按照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示，责成湖南省公安厅追查的。同年10月，由公安部十三局组织专门力量查办。“经过十年的严密调查侦审，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中央决策者完全可以据此做出瞿秋白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结论。而这时正是常州瞿秋白故居陈列展被下令停办之后两个月。”

以打倒刘少奇为主要目的的“文革”开始，批瞿亦随之公开。瞿母金衡玉1916年因贫债交逼自杀，葬于常州，1967年1月19日，其墓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2月8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像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红卫兵砸毁。瞿父瞿世玮1932年在济南贫病交加中去世，葬于济南南郊，“文革”中也被红卫兵砸墓平坟。而且，“1972年中发12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正是这个重要文件，给瞿秋白平反造成巨大障碍。

“12号文件”，瞿秋白的平反为何曲折艰难？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则未被大会采纳，所以五中全会没有讨论也没有通过有关瞿秋白的平反文件。

对这个至关重要的“12号文件”，如前所引，孙克悠说是“1972年中发12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毛主席定的十二号文件（文件中说瞿秋白自首叛变了）”。按此理解，是这个“12号文件”说瞿秋白是叛徒，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这个“中共中央中发[1972]12号”文件，是“文革”中影响最大、传达范围最广、学习时间最长的文件之一。这个文件题为：“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到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多次谈话。正是“林彪系”人员将这些谈话向林汇报，触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1972年的中央“12号文件”转发了这些谈话，作为“批林”的重要材料，当时，确实做到了传达到每一个机关、车间、营房、田头、教室。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几乎都是“党的历次路线斗争”，谈到瞿秋白时毛泽东说：“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虽然因为“12号文件”的“定论”使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在1980年2月29日的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到如何评价瞿秋白时，邓小平则明确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尽管为瞿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事实上已经开始为瞿“平反”。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瞿的一生。座谈会上还有许多人发言，孙克悠回忆说：“在这个会上，我记得李维汉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长制。”第二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中纪委八组负责人及瞿的亲属瞿独伊等人，在八宝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残基前，敬献了中组部送的花圈和亲友献的鲜花。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该“报告”明确宣布：“ 《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标志着对从1964年就开始罗织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的正式、彻底平反。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从“瞿案”的起源、定性到最后平反，可以清晰地看到“权力”与“历史”的关系。（文/雷颐）

（本文摘自雷颐《孤寂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