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30日上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唐绍仪，被人暗杀于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18号寓所。国内外曾为之轰动，当时社会上有两种传说:一说唐因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准备去南京主持日占领区维新政府工作，所以被国民党的特务打死了;另一说却又完全相反，说唐因不肯接受日本人的邀请去当汉奸，日本人恼羞成怒而派人将他杀掉。

1937年底，即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同日军打了三个月之后，因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抄袭国民党军队后路，国民党军队便只好放弃上海向南京撤退。在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上海酣战之际，上海许多有钱的人和原来住上海的国民党军政要人，都纷纷逃往香港。唐绍仪这时正好把他住的隔壁福开森路20号一幢花园洋房也以廉价买了下来，所以许多人认为他是不打算离开上海的。

据说他买下这座洋房是他女婿诸昌年的一个朋友介绍买的。诸昌年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他的那个朋友说唐住的隔壁20号那座房屋主人打算去香港，托他找人把这房子廉价卖掉。那个人便劝诸向唐去说情买下这房子后，诸昌年一家就可搬过去与唐住在一起，以便照顾唐。由于价钱很便宜，所以唐就买了下来，将花园围墙打通，两家便可并为一家。正在诸昌年准备搬家时，唐便被暗杀了。

　　唐被杀之前，国民党方面曾派人去劝他离沪去港。他也口头上答应了，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去。所以外间曾一度传说，唐已去港。

1938年春间，日本方面曾派出一个名拙井的专使去找唐商量，希望借重他过去的声望，出来维持日军占领地区的工作。唐没有答应，而推说自己年老，无意再搞政治。这一消息被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区区长周伟龙知道了。他立即向军统首领戴笠报告，说日本人准备拉唐出来组织维持会工作。

戴笠对此情报极为重视，即电令周伟龙继续注意侦察，随时报告。周伟龙这一消息是从军统上海特区一个叫谢志磐的情报那里得来的。谢志磐的哥哥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此人原为陈独秀的秘书，因出卖了陈独秀之后才转到军统的。谢、唐两家有些亲戚关系，所以谢志磐常去唐家搜集情报。

唐与谢并见面的情况，他只知道那么一点点。由于戴笠异常重视，周伟龙便催他去继续搜集日方找唐的情况。以后日方虽又派人去见过唐，但唐仍未答应，具体情况唐家的人都不知道。谢为了应付周伟龙，只好自己增添编造一些内容。

其实唐与日本人说话他都不在场，只是从唐家一些人口中听到一句半句。周伟龙则邀功心切，又加油添醋地把日本人如何准备请唐出山编得真像有那么回事一样。

这时，戴笠除准备派人设法对唐进行暗杀外，还先通过杜月笙的关系，由杜从香港写信交其在上海的代理人徐某，由徐拿了信去见唐，劝他立即离沪去港。唐口头向徐表示，一定要去，并说他宁当亡国奴，决不会去当汉奸。

这无意是要杜月笙不要怀疑他和逼他太甚。可是杜却认为唐不给他面子马上去，便向戴笠说唐暂不会离沪去港。戴便肯定唐会应日本人之请出面搞维持会，正好利用谢志磐可出入唐家之便先将唐暗杀，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当然他向蒋介石去汇报时又加了不少东西进去。戴从8月间开始布置，到9月30日唐被杀死，先后换了几次方案：最初是准备利用唐外出时在路上将唐击毙。因谢志磐认识唐家的两个司机，可以作为内线。后因当时法租界的难民太多，比原有人口增加了几倍，马路上到处都是人，要想在马路上进行狙击，凶手很难逃走而未实行。

第二个方案是企图通过谢志磐作内线，进入唐家去刺杀。经过一番研究，仍觉不妥。因唐家除了有法租界巡捕房派去的门卫外，唐还有几个白俄保镖(即卫士)，即使能将唐杀掉也不易逃出。

特务们正在感到无计可施之时，谢志磐有次带了个同乡王兴国去唐家闲玩，无意中听说唐很爱古董玩器。王兴国这个特务比谢志磐要精明得多。他回来后立即向周伟龙建议：要去唐家杀唐。认为最好投唐之所好，由特务冒充古董商人，在送东西到唐家去时，相机进行狙击。因为他看到有古董商带了些文物去唐家，唐亲自进行鉴定。

头两天，由谢志磐和王兴国先去见唐，说是从别处逃来的“难民”带有不少名贵古物，愿廉价出售。唐也知道，当时有的“难民”手中有不少好东西，所以答应了有好的珍品可以送给他看看。   

周伟龙和赵理君仔细商量后决定：用冒充的宋瓷花瓶给唐送去，在瓶内藏一小钢斧；由赵充古董商，另由赵挑选了杀人惯匪李阿大冒充商店的伙计。因为王兴国和谢志磐都是搞情报的，对杀人不但外行，而且非常害怕；如果要他们抱那个藏有小钢斧的花瓶，肯定会脸色大变，神态反常，没有杀人经验的人处在那种场合，一下就会被人看出来。

李阿大和赵理君过去杀害过的革命人士有好几十人之多，所以他们态度非常从容。当天送花瓶去给唐绍仪看的时候，赵理君还带了另外几件假的古物一同送去。他们自己本有一辆专搞绑架和暗杀活动的小车，但那天却没有用，而是去借了一辆。当时上海许多小车的主人都逃走了，司机和司机之间借车修用是很随便的。

唐绍仪家的大门是铁栅门。汽车开进去后，司机立即将车调好头，并且不熄火，一直让马达在空档上转，因怕逃跑时临时发动失灵而误事。谢志磐和王兴国先下车向门卫和唐家的佣人讲清是送古物给唐来看的。专门在客厅招待的那个佣人便把他们带到楼下一间大会客厅里之后，便上楼去向唐报告，说谢大少爷带古董商送古物来了。

唐住的是一套相当豪华的洋房，火柴一类杂物是放在厨房附近的储藏室内，所以那个佣人不是一转身就能把火柴拿到手的。正当他不高兴地埋怨着谁把火柴都拿走了，一边去储藏室拿火柴的那一短暂时间内，赵理君便请“老太爷”看古瓷花瓶。这时谢志磐和王兴国已吓得打哆嗦，而李阿大却十分沉着。当唐的头刚一低下去，李就迅速从花瓶内取出小钢斧，照准唐的脑门一斧劈去。别看这一手，如果不经过锻炼的人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李阿大手起斧落，只见唐连“啊哎”都叫不出，便一头栽倒在花瓶附近的地毯上。

杀人有经验的赵理君和李阿大，知道不必再补一下便可毙命了。赵便叫他们三人快上车。他自己则站在会客厅门口，一手抓着门上的把手，一手向里面招呼：“老太爷不必送了，请仔细看看，我们马上还送几件来。”站在外面的一个白俄保镖，看到他这一表情不但毫无警惕，还和他笑嘻嘻地招呼一下。

赵理君自言自语几句之后，才将门关好，匆匆上车。当汽车刚刚开出铁栅门时，那个去拿火柴的佣人推门一看，老主人已脑浆、鲜血流了一大片在地毯上，仅仅只有腿还在抽搐。他急忙大叫：“抓强盗!”站在门外的白俄保镖才从腰间拔出手枪向外跑去。

这时汽车已开出去了。几个门卫也赶忙追过去，并向汽车开了一枪，也没有使车停住，一拐弯车就不见了。他们只记得汽车号码是63l2号。法租界巡捕房得到这一紧急报告，立刻出动几辆装甲汽车到处去搜捕这辆汽车。结果在法租界麦琪路姚主教路口发现这辆车时，车内已无一人了。

　　唐绍仪的家人，虽然看到唐的伤势那么严重，仍抱一线希望，将他送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当唐刚被抬上手术台时，连医生也认为已无法抢救了，于10点整便断了气。

几个凶手辗转逃到重庆后，赵理君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校科长；王兴国被派往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重庆朝天门水上检查所任中校所长；谢志磐由于神经过度紧张而失常，无法安排工作，便让他在重庆一家中等旅馆住下来。

他常自言自语：“对不起唐伯伯。”可能是由于他瞎编了一些唐与日本人往来，准备出任维新政府首脑人物的情报而促使军统派人去暗杀唐；最后又是他带领凶手去唐家亲眼看到唐被人劈死的惨状而有愧于心。他便整天疑神疑鬼，总认为唐家的人不会放过他，所以他请求发一支手枪给他作自卫之用。

他每天在旅馆内关上房门，很少外出;而军统掌握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去这家旅馆搜查房间时，便误认为这是一个可疑人物。为了弄清楚他在房内在干什么，有个特务便把在房门上面的小窗上去偷看。

这个整天怕人报复的人，一见有人在偷看，便举枪射击。他的枪声一响，房门便被踢开，几支手枪便一齐向他射击。等到把他打死后，一搜查，特务们才知道是打死了“自己人”。气得戴笠大骂他们一顿。这件事当时在军统内还引为笑谈资料。

唐被杀的消息传到国民党内部，使许多人感到震惊。当戴笠向蒋介石去报告已将叛国投敌的唐绍仪制裁了的时候，蒋忙问戴证据是否充足?戴答复说唐有叛国投敌出任维新政府首脑的企图。蒋听了很不高兴，认为没有充足的证据岂能说明唐已投敌；没有找到他和日本人签署的什么文件，怎么能这样处理。

正在这时，国民党内许多元老，如张继、于右任等人对唐之被刺，知道是军统特务所为，也纷纷向蒋介石表示不满，并提出应当立即电请上海法租界当局缉拿凶手。法租界除悬赏三千元缉凶外，并根据唐家人提供的线索，去谢志磐的住址，法租界拉都路275号D字搜捕。当巡捕赶去搜捕时，早已人去楼空了；只是由二房东提供出房客谢彼得和王约瑟两人于30日一早出去即未再回来过。法租界也猜得出这是军统特务们干的，但无法破案，便只好再发出通缉谢彼得和王约瑟两人的布告，以便应付一下。

　　国民党方面，大多数人对此案发生都表示气愤。主要原因是没有证据能证明唐已叛国投敌。蒋介石既不愿多责备戴笠，也不能得罪那些元老派，便只好用他的名义给唐的家属发出一份唁电。除了一般的悼念语句外，还着重提出“痛悼何极，顿失瞻依”。同时由国民党政府明令褒扬，并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后来又由张继提出，应将唐绍仪生平事迹在国史馆中予以宣传。当时唐的长公子唐榴还在后方工作，也由国民政府向其慰问。

　　文： 吕秀如    

附录：唐绍仪(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字少川，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人， 清末民初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民国元年(1912年)3月23日，唐绍仪出任内阁国务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