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并破坏两国贸易，是弱国对强国的一种自戕式攻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发生在中国的抵制日货的运动正是这样的攻击，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非战手段”。

　　黑暗了许久的中国外交史，在上世纪20年代被几缕阳光照亮：山东从日本手里收回，汉口、贵阳租界以及威海卫从英国手中收回，中国宣布关税自治并得到各国支持，列强纷纷从中国撤军，并计划完全废除治外法权。
　　同一时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Dorothy J. Orchard）及其研究团队吃惊地发现：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内战不休、军阀割据、盗匪纵横，在这样混乱的内政情况下，中国却取得了这些艰难而巨大的外交成就，其原因究竟何在？
　　美国人广泛收集了中、日、美各项经济数据，认为羸弱的中国得以成功收回国权，其幕后推手正是经济抵制这一重要武器。
　　美国人的结论与中国人的初衷吻合了。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痛陈国力衰微，经济绝交乃是阻止日军侵略的唯一方法，号召对日进行经济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Boycott）日货运动，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激荡全国。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
　　这种经济上的坚壁清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悲壮抗战。中国工商界和民众一道，抱着决死精神，不惜自残，以小博大，以弱战强。自甲午战争始，这种“经济抗战”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之一。

1894年：米煤禁止出海

　　中日甲午战争于1894年7月爆发后，李鸿章等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在军事、外交之外应对日本展开经济封锁。李鸿章说：“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而一些昧于外情的颟顸官员，甚至以为只要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就能很快饿死日本人。
　　在政府禁令下，对日禁运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资料可查的首次对日经济战。
　　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这不仅震撼了世界，更震撼了中国，一个学习“小日本”的高潮在“大中国”掀起。同时，日本在巨额战争赔款支持下，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通过各通商口岸，加速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日货大量涌入中国，与西货一起，直接冲击着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小手工业以及稚嫩的民族工商业，在此类经济冲突中，抵制日货的各种民意星火在迅速累积着燎原的烈焰。

　　1900年的春夏之交，民间对西方的普遍仇恨经执政者的诱导，裂变为一场震撼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大劫难，中国的失败毫无悬念。
　　在洋枪洋炮的逼迫下，中国被迫全面对外开放，民族工商业者在经济战场上摸索出一套抗战方略，颇具中国特色。他们将原来用于严格控制行会成员的“联合抵制”方式，引进到对外商战中，建立行会，订立攻守同盟，并对违反者实行全行业的经济制裁，以应对在法律等各方面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洋商。上海丝绸同业章程就规定：“倘有洋行不遵守本公所定章，可将行名注销，以后各同业均不准与其交易；倘有不顾大义，依旧暗图贪做，一经查出，照成交之银数议罚三成以充公所经费。”
　　在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时候，中国工商业者用自己手中的购买力作为“保家”（尚谈不上“卫国”）的武器。

1908年：日船为革命党走私军火引发抵制日货第一仗

　　 第一次作为抗战武器的抵制日货，令人意外地肇始于革命党的军火走私。
　　1908年2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携带1500支步枪、4万发子弹，总重高达29吨，走私进入澳门水域以接济革命党。清政府根据线报，派遣军舰在路环附近的大沙沥海面截获二辰丸号，愤怒的中国水兵甚至将船上的日本国旗扯下。
　　此事迅速引发中日葡三国复杂的外交纠纷，在日、葡两国巨大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全盘接受日本方面要求。3月19日，中国军舰释放二辰丸号，并鸣礼炮21响向其“致歉”，岸上围观的国人痛哭失声。

　　消息传出，举国汹汹，引为大耻。粤商自治会当日即开始焚烧日货，并将3月19日定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应者遍及全粤及上海、香港、南洋群岛等。香港民众甚至围攻日货仓库、捣毁日货商店。
　　《纽约时报》报道了3月21日的抗议集会现场，根据报道，当日有5万多人参加了集会，20多人上台演讲，其中一位20多岁的青年，激起了全场的热烈响应，不少听众当场脱下自己身上所穿的日本产帽子、衣服和手帕等，一位与日本有贸易往来的商人，还将自己的整仓库日货悉数捐出，付之一炬。该报随后还报道了千余名广东妇女身着丧服，前往集会现场，支持抵制日货，可见在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妇女已经开始参与到公共政治之中。这家美国著名报纸，注意到中国官方在这次运动中保持沉默，未进行干预，而运动的领导人则十分谨慎，标榜这是一次“文明的抵制”，他们控制着抗议人群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
　　事件不断扩大，6月6日，广东士绅代表进京呈递请愿书，请开国会。巨大的民意压力下，日本同意取消赔款要求。
　　该次抵制日货行动，从1908年4月到12月，共持续9个月，日本对华（包括香港）出口额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下滑1330万美元，相当于日本1907年出口总额的6%以上。即使考虑到这一年中国整体进口额下降，日本的对华出口降幅，仍是其他国家对华出口平均降幅的4.5倍之多。
　　吊诡的是，后世主流史家在因此指责清政府腐败无能且丧权辱国的同时，却很少提到掀起抗日浪潮的日船走私军火，为的是接济革命党之用。

1919年：抵制日货掀起了暴力革命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的抵制日货，在1919年重新掀起了浪潮。这年，战胜国在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迫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史称“五四运动”。
　　这一轮抵制日货，先从拒用日本银行票据，并从日本银行撤走资金开始。随后，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
　　西方媒体和研究人员都注意到，中国的学生团体第一次在这样的运动中扮演了推动和领导角色。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觉醒。学生们成为“运动中的警察”，监督商店和小贩、破坏日本广告牌等。学生们的公告栏上，堆满了草帽、雨伞、热水瓶以及从行人那里收缴的其他日本商品，西方媒体将此形象地称为“草帽战”。这些还算“温文尔雅”的抗议活动随即被学生们放弃，更火爆的集中烧毁日货行动，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运动迅速扩展到商人、商会、手工业者、劳工等各阶层。

　　“五四运动”与此前的抵制日货不同，带有了更激进的暴力色彩。学生们在北京痛殴亲日官员，甚至放火焚烧其住宅。
　　“五四运动”在7月份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抵制日货在随后两年的成效更为明显。1920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高达2915万美元，而其他国家的对华出口却增长33.3%。
　　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说明，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无论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它都已经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抵制日货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中以重大的民意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

1927年：执政党引导抵制日货运动

　　1923年，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因旅顺大连问题而爆发。
　　旅顺及大连于1898年被俄国强占，并于次年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予俄国，为期25年，1923年3月26日到期。
　　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旅大租地转让给日本。在1915年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中，日本强求中国将总租期改为99年，到1997年（和香港租期相同）到期。这令中国政府一直耿耿于怀，1923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外务省和驻京日使，接洽依照旧约收回旅大事宜，被日本政府拒绝。
　　全国遂发动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的运动，各阶层普遍参加，报纸使用通栏黑框纪念“国耻日”。此次抵制日货，从4月份到12月份，共造成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3498万美元，相当于1922年日本出口总额的4%。虽然这一年中国进口额整体下降，但日本的下降率是其他国家的50倍。
　　从此次运动开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开始更有组织地介入抵制洋货运动，并在1927年~1928年大显身手。
　　1927年，蒋介石统率的北伐军兵锋直指山东，日本内阁于5月份决定以保护日侨的名义出兵山东；6月1日，日本驻满洲第十师团步兵三十二旅团在青岛登陆。日军在青岛与中国民众发生冲突，民众死伤多人，激起对日仇恨，抵制日货运动开始在局部开展。日本不顾中国政府抗议，持续增兵，次年制造了“济南惨案”（五三惨案）。但力量不敌日军的北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伐，执政党也将抗争的重点转向经济层面，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亲自统筹下，全国反日会成立，并在各地建立分会。全国反日会通过《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经济绝交”战略。该战略对出口、进口、金融、交通等，分别做出规定，同时还规定了禁止方法。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铁矿等出口商品定为绝对禁止品目，全面禁止对日出口。
　　这次组织严密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从1927年5月持续到1929年5月，历时两年，成果斐然。美国1930年的研究表明，抵制期间，一些日本商品已经无可挽回地被中国的民族商品所替代，火柴和棉纺织从中国被彻底清除，美国媒体甚至预测中国还将继续对其他工业品采取同样行动。美国人分析认为，严峻的经济形势已经逼迫日本政府必须尽快结束与中国的对立。

历届政府对待抵制洋货，一般持观望放任态度
　　日本法律专家不时在欧美报刊上撰文，认为中国的抵制日货行动表明中国政府违反了各项条约，没有能保护好日本的合法财产。也正是基于此点考虑，中国政府多次下令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但也仅限于此，对运动本身基本是睁只眼闭只眼。
　　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雷迈（C.F.Remer）等在1933年也系统研究了中国的抵制洋货运动，他们指出，必须注意到中国抵制运动的参与者的成分，从1905年抵制美货开始的商人，到1919年~1921年期间的学生为主流，再到1925年~1926之后的执政党和工人力量的参与，抵制的途径也从行会抵制发展到社会化的强制抵制，最后甚至发展到以暴力流血为保障手段的强制抵制。

“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在不少城市都发生了拘禁、游街、甚至处死违规商人的行为。为抵制运动筹集资金也成为日益普遍的做法，一是将没收的日货以“令人吃惊的荒谬的低价”出售，二是要求违规商人缴纳罚金，这些经费被用于雇佣纠察、救济罢工工人，当然，因缺乏监督，也有相当部分去向不明。

　　密西根大学的研究认为，中国历届政府对待抵制洋货，只要活动本身不出格，不针对政府、不出现暴力，一般是持观望放任态度，但从1925年开始，国民党发现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他们就开始主动引导和鼓励抵制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就主要是由国民党中央机构主持领导的。抵制活动逐渐由民间自发发展到官民结合。（原文作者：雪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