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晚年陈独秀》（人民出版社2006 年11 月出版），对陈独秀先生在四川江津最后3 年的生活，顿感兴趣。最近几年，有关陈独秀的晚年书信，已有公开。这些信函，亦成为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的主要史料。

1937 年8 月，时值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被减刑释放。1932年10 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被租界当局交给国民政府，经胡适、傅斯年、章士钊等知名人士奔走相助，陈独秀终免一死，最终被判刑13 年，并被囚禁于著名的南京老虎桥监狱。出狱之后的陈独秀，辗转颠簸，经武汉、重庆，最后于1938 年8 月落脚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鹤山坪，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陈独秀（1879—1942 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第一任总书记。后因政见不同，被中共开除党籍。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徽安庆）人。“独秀”是其主要的笔名，首用于1914 年，据说是取之家乡独秀山之意。

一般而论，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生活拮据。相关资料，俯身可拾。但是，陈独秀不改其志，依然卓尔不群、傲骨凛然。有一首诗，可以表明他的处世心态。这就是1941 年秋所作的《对月忆金陵旧游》：

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

何处渔歌警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晚年陈独秀，没有生活来源，靠卖文为生。他是知名的语言文字研究学者，又写得一手好字。但是，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这种润笔之费，显然难以为继。于是，各色人等，都向陈独秀伸出援助之手。不过，他原先创建的政党和同志，以本人资料所限，似乎未见什么资助，这似乎也是令人遗憾的地方。陈独秀出狱之后，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解放》曾发表时评《陈独秀到何处去》，欢迎他重新回到“革命行伍”中来。但是，王明、康生等人，却将陈独秀诬为“日特汉奸”，并诬其拿人“津贴”。此举令陈独秀大为不满，他曾于1938 年3 月17 日致信《新华日报》，以公开信形式回复，表明其心志立场。此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请陈独秀去延安，但被拒绝了。当时，陈独秀还是说了一番心里话的。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最终画上句号。

不管出于何种政治目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要，均对晚年陈独秀予以关照。比如，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先生（亦多次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曾赠陈独秀5000 元，被其拒之。此后，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张早年与陈独秀来往频繁且有交情）将钱寄去，陈亦原信寄回。不得已，张国焘再托国民党人、也是学者的郑学稼先生转寄，陈独秀再次照退不误，他还曾致函郑学稼先生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他还在信中特地嘱咐：“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对此悻悻然：“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另有一位叫任卓宣的人，别名叶青，原为共产党员，1928年被捕后叛变，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此人也曾给陈独秀寄去200 元大洋，陈独秀一看汇款人姓名，立即叫邮差按地址退回。也就是说，陈独秀尽管堕入社会底层，却依然保持原则和气节，这种馈赠，他是受不了的。他曾说过一番话：“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指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其四子陈鹤年亦参加革命，三子陈松年解放后在安庆工作），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独秀拒绝政治馈赠，但是朋友的资助，他还是以感激之心收纳的。比如，章士钊、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赵元任、段锡鹏、杨鹏升、邓仲纯等众多新老朋友。其中，最有意思的人叫杨鹏升。此人前后曾资助陈独秀4500 元。其实，陈独秀与杨鹏升原先并不十分熟悉。陈独秀名满天下之时，杨鹏升刚入北大读书。杨先生，按现在的说法，最多是陈独秀的“粉丝”而已。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鹤山坪时，杨鹏升正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并参加“一· 二八”淞沪抗战。两人虽同住蜀地，没有见过面，书信却往来频繁。据后来四川渠县档案馆发现的档案资料，陈独秀曾在晚年致信杨鹏升先生书信40 封，这些信件多由“江津鹤山亭”寄出，收件地址为成都西门外北巷子九里堤劲草园，信纸或用宣纸、或用一般写字纸，每页左下角均有“独秀用笺”的印章，其字体以小篆为主，间或草书，书法颇见功力。

陈独秀最后一封信写于1942 年4 月5 日。陈独秀对杨鹏升多年的资助“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信封的背后，留有杨先生的字迹：“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这位杨先生，后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参议，1949 年曾随邓锡侯、王缵绪等国民党将领起义，解放后供职重庆西南美专，任国画、雕刻教授。然而，1954 年，杨鹏升先生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捕，被判有期徒刑20 年，1968年病逝狱中。一位极富同情心的人，没有好的下场。甚为痛之。

资助陈独秀的人中间，还有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2200 元。“晋先生”何许人，不得而知。陈独秀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其人其事，他在致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从信中可以看出，陈独秀似乎怀疑，杨鹏升先生是知道“晋先生”其人的。因为，陈独秀此前曾再三表白不愿意接受朋友资助，他曾有信致杨先生说：“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以及收到“千元汇票”之后，询问“未示此款作何用”？他还一再说明：“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云云。因此，“晋先生”是否杨先生化名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否则，陈独秀为何要对杨鹏升先生说“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当然，后来也有人推测，这个杨鹏升估计是奉“党国”之命，暗中资助陈独秀，猜测虽说大胆，似乎没有什么依据。

陈独秀晚年，固定的收入，有两个来源。一是好友薜农山让他兼了《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月入160 元。二是北大每月汇来的300 元。关于是北大还是北大同学会，学界曾有不同说法。不过，一般的定论，则是北大出钱，而由北大同学会操办（舒芜先生观点）。毕竟，陈独秀曾是北大教授，他的人事关系，按现在的说法，似乎一直挂在北大，直到其入狱。陈独秀曾有书信致当年的同事、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催问汇款之事。蒋梦麟先生也曾在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当时的北大，不仅对陈有所资助，还指派陈独秀当年的学生何之瑜就近照顾。何之瑜，亦名何资深，北大毕业生，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转为托派。他后来主持了陈独秀的葬礼，并整理出版了陈独秀的全部作品，即《独秀丛著总目》和《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陈独秀去世之时，他亦在身边，为其送终。这样的学生，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我都是敬佩的。毕竟，这是一位有品的人。

当然，陈独秀晚年最主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写文章卖钱度日。他曾在《宇宙风》、亚东图书馆等杂志、出版社发表文字学、自传等文稿，同时，着手撰写《小学识字课本》，拟交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编译馆付印。这件事，曾见于陈独秀和台静农的往来书信之中。这些书信，现已公开出版，我曾全部阅之。台静农是现代著名作家，字伯简，安徽霍邱人，早年系“未名社”成员，与鲁迅有过交往，其曾先后在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台湾大学任教，1990 年去世。台静农先生，当时正在国立编译馆任职，他是陈独秀先生的学生辈，也算是忘年之交了。《小学识字课本》的出版印刷事宜，有不少是经台静农先生转手的。台静农先生后来亦有《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一文，以纪念陈独秀。

据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对陈独秀的《小学识字课本》一书，还是有兴趣的，他曾前后两次批示，预支两万元稿费给陈独秀，比如，1940 年5 月13 日，国立编译馆副馆长陈可忠先生曾请示陈立夫，陈立夫大笔一挥：“前稿已否交来？照发。”陈独秀亦在致台静农先生的信中，多次提及此事。同时，陈独秀与陈可忠先生的传话，也大都是台静农先生担任。但是，这本书却没有最终出版，其原因是陈立夫希望陈独秀改书名。为此，陈立夫还有信给陈独秀，彼此往复。这些信，也收录在台静农抄录的书信之中。陈立夫信原文如下：

仲甫先生大鉴：

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斟酌古今各家学说，煞费苦心，间下已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唯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何如？即希示复为荷。顺候撰祺！

陈立夫拜十月十一（一九四一）

陈独秀则坚持己见，不同意改名，复信拒绝，两人为此而闹翻。该书出版之事，亦陷僵局。可见，陈独秀是十分固执的人。依我之见，陈立夫建议改个书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该书的高深程度，恐不是当今意义上的“小学”可以承载的。当然，陈独秀的坚持也有依据。没办法，陈独秀只好厚着脸皮，给国立编译馆副馆长陈可忠先生写信，托其油印50 份，以分送学者和文化机构。可惜的是，陈独秀连油印本也未见到就死了。直到1995 年，四川巴蜀书社才以《小学识字教本》原书名正式出版，这已是50 年之后的事情了。

但是，这预付的2万元稿酬，不知作何了结。单从陈独秀致台静农先生书信之中可以看出，这笔钱他可能是设法还清了，比如：“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耳！” 又有“倘陈馆长真拟刻弟书而又筹款不得，不妨将续寄之稿费五千元全部分或一部分收回应用，最近寄来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据，收回手续尤为简单也，可否以此意告之陈馆长，请兄酌之。”以陈独秀的个性，他即使贫困，也是坚持以稿抵酬的，十分讲诚信，“不至骗钱也”。因此，有人推测，晚年陈独秀，临死之时更加潦倒，估计同还这笔钱有关。这一点，我信。

1942 年5 月27 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的鹤山坪逝世。临终之时，他还牵挂着他的《小学识字教本》。这本书，他正诠释到“抛”字，也是富有宿命观点的。“抛”世而去，还是人世“抛”弃了他？在场的人，无话可说。其时，送终的人中间，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包惠僧先生。当年，他曾受陈独秀委托，参加了1921 年的中共一大会议，成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后脱党，解放后回国，在北京度过余生。

陈独秀终于成为历史人物。对陈独秀的评价，似乎也在变化。中共在1945 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称陈独秀为“投降主义”；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改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2002 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又改为“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2004年4 月30 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改为“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毕竟，纵观陈独秀一生，他数次坐牢，都没有变节。当年章士钊先生为其辩护，他还曾在庭上大声自辩，坚称其革命立场，这就是历史事实。他终究还是一位讲气节的人，令人尊敬。

陈独秀的灵柩，后由其子陈松年运回故乡安庆，与他的原配夫人合葬于安庆市北门外的十里乡叶家冲。如今，该墓已成为“安徽省少先队教育基地”、“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独秀墓，历经沧桑，沐风沥雨，数次修复，墓前依旧松柏常青。

文：徐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