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张竞生，当下的读者或许有些陌生。他生于1888年，广东饶平人，为民国第一批留洋（法国）博士，1921年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为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老友王开林在《新文化与真文人》一书中，专设《张竞生：性博士》一章，说：“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人口学和性学领域的拓荒者，这大致是不错的，他倡导节制生育比马寅初要早许多年，而高揭性解放性自由的大旗，更是先驱中的先驱。还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文坛的一颗流星，是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失踪者，他失踪了半个多世纪，在国内图书馆中很难找寻得到他的著作。”

　　张竞生在北大任教期间，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得到许多青年学子及名流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赞誉。但在当时封建道统壁垒森严的气氛中，他的“情人制”“外婚制”“新女性中心论”“节制生育”等观点，在社会上引起普遍非议。尤其是他在报纸上发出关于个人性史的征文，然后选出七篇，配上序言和批语，公开出版发行，引得卫道士们暴跳如雷、大加讨伐。此集虽是“摆事实，讲道理，对症下药，对国人的性蒙昧有拨云见日之效，却不为保守派所容”（见王文）。

　　此后，张竞生离开了北大，再也无其他大学聘任。他开过书店，搞过翻译、出版，在家乡修公路、育园圃、办农校。新中国成立后，任过广东文史研究馆馆员。于1970年辞世，享年八十有二。这些年来，他的著作才陆续有出版社重印，如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的《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

　　张竞生漫长的一生，有过由父亲包办的婚姻和自己选择的婚姻，也有过一些精神上和实质上的“情人”关系，但整体上看是坎坷甚多。他的儿子张超，在为《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所作的代跋《漩涡内外自浮沉》中，谈到了母亲于1952年春节后自杀的情况：“是时，土改正如火如荼，叔父已以恶霸地主罪名被枪毙……”而张竞生“元宵后，突然音信断绝”，在一种对新社会缺乏了解和极度的惊恐中，母亲悬梁自缢，“虽经人工呼吸，却已回天乏术了”。当时张竞生靠着工资、稿费和朋友的帮助，“父兼母职”，抚养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王开林在他的文章中说：“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张竞生已经60多岁了，枯木逢春，老树开花，经人介绍，与南京的一位资深美女（37岁）建立恋爱关系，在张竞生的提议下，两人在石头城与五羊城之间频频鸿雁往返，张竞生美其名‘为通信试婚制’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算是彻底勾销了张竞生长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侣的恨憾。”

　　张超对其父的这段情感生活，在他的文章中专辟一节予以记叙，标题为“最后的情人和红娘张次溪”。时间也有明确的界定：“1957年由情逾手足的挚友张次溪撮合，结识了徐娘未老的汪姨，这是他最后一位情人。”此时的张竞生为69岁，汪女士37岁，两人相差32岁。

　　张超说：“张次溪是广东东莞人，父是鸿儒，本人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对明史特别是袁崇焕的研究尤精，著述颇丰且多与此有关。”

　　张次溪的父亲张篁溪，曾师事晚清经学大师、湘潭名儒王闿运，与丹青大师齐白石出于同门。1920年张篁溪领着张次溪，于北京拜见齐白石，尔后张次溪跻身于齐的弟子之列，写过不少宣传、评价齐的文章。因此，在《齐白石辞典》中，皆有张氏父子的条目。

　　张竞生对于他和汪女士的这段情感经历，写有《情人手抄本》一篇长文，共分四段，每段标明写作日期，分别为：“1957年3月4日”“1957年3月9日”“1957年3月10日”“1957年3月13日”。据文中记载：“在三个多月的彼此近百封信中，我们彼此已经极深度地与极广度地了解对方的情绪和要求了。”由此可推测，张次溪牵线让他们相识，应是1956年的岁末或1957年的肇始。

　　文中写到北京友人张次溪：“与我情同兄弟，而有丰富的学问与见识的。他与我爱人（汪女士）是通家，而极佩仰她的。”对汪女士则多有介绍：“是南京有名数的美人。她极聪敏而又侠义”；“她是〝私生女””，在出生十天后被人收养；成人后为商人妇，不久又离婚，“为了生活与供养二位养父母所迫，曾在一年间的短期内，为舞女的生涯”；恋过爱但未成连理，为生计去大门第当保姆……更多的文字，是表达张竞生对汪女士的爱恋、渴求和消除误会，以及阐述他对爱情、婚姻的种种见解，炽烈、缠绵、动人。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俨如一个坠入爱河的青春少年。这种书来信往的倾诉需求，张竞生称之为“通信试婚制”。他们信中多次谈到日后的“同居”问题，没有涉及领取结婚证、举行结婚仪式等事。

　　张次溪在撮合他们时，需要两头联系，既要劝说又要解惑释疑。如劝说汪女士克服“任性”的毛病，如何当好张竞生五个孩子的继母，料理好贫困中的家事。“那位介绍的友人在信中勉励她为〝贤妻良母”。她在许多信中真诚表示极端爱惜我的儿子，当做亲生的对待。这使我极满意。”在此文的结尾，张竞生说：“在几日内，她就来与我同居了。我将于同居后再来写一切的事情吧……她定在明早到达广州了。”按文章最后一段标示的日期为“1957年3月13日”推测，汪女士应是3月14日到达广州。

　　“同居”在20世纪50年代，被认为是不领取合法手续的非正常婚姻关系，可见张、汪二人是敢于蔑视传统道德的先行者。

　　张、汪二人既浪漫又温馨的夫妻生活，却未能坚持两个月，这是令人惊诧的。张超在《漩涡内外自浮沉》一文中说：“在学校住宿的我回家第一感想是凌乱的屋子变了样，两个幼弟亲热地呼之为〝妈妈”，老父脸上常挂着幸福的微笑。我正庆幸有个完整的家，但我和两个大的弟弟又实在无法像两个小弟那样叫她妈。据说也是促成她成为第二个‘娜拉’的原因之一，这事很让我悔恨不已。”同时，张超评价汪女士：“她确善于持家并精于女红，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的人物。闲时还认真练毛笔字。但若接触稍久，也能觉察她老于世故，视经济为首要的内心世界。”又说：“她的出走太突然，对年已七旬的老父打击极为沉重。曾写下‘她是仙姬还是妖魔’的慨叹。”

       张竞生与汪女士这段浪漫、温馨的爱情生活，之所以很快结束，自然如张超所说的懂事的孩子难以接受继母，是此中缘由之一。但我揣测还有张超未曾涉及的因素：其一，在当时不办理任何婚姻手续的“同居”，恐怕会被人视为“另类”，何况男女年纪相差又三十有余，更是令人不可理解，政治压力与社会舆论在当时是不可宽谅的；其二，是经济原因，张竞生的工资、稿费，要摆平一个七口之家实为难事，何况汪女士还有养父母需供养衣食，经济上的压力够大了。婚姻的真情与浪漫，既需要社会的宽宥，又需有足以支撑的经济基础，否则，只能抱憾而终。“真是好景不长，未及两月，她忽然不辞而别，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收拾行李，只字不言原委及去向。”而“那位热心的红娘为此深感抱愧，当事人反而百般宽慰”（张超《漩涡内外自浮沉》）。

        自1957年后，张竞生一直是独守寂寞，于1970年辞世。

来源：湖南散文 作者：聂鑫森

附录：张竞生(1888年-1970年)，原名张江流、张公室，广东饶平人，民国第一批留洋(法国)博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1921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大学课堂讲授”逻辑学”和”美治”思想;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和确立风俗学;最早翻译卢梭的《忏悔录》;最早发表人体裸体研究论文;率先提出计划生育。在古稀之年遭逢十年浩劫，先被红卫兵批判，继而于1969年作为战疏对象遣送饶平樟溪区厂埔时，高龄有病，深夜读书与世长逝，终年82岁。

主要著作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伟大怪恶的艺术》《与省府商榷整理省营工厂之方法》《农村复兴实验》《十年情场》《浮生漫谈》等;主要译著有:《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等;哲学著作有:《系统与期待的异同》《记意与意识》《普通的逻辑》《南北议和见闻录》《丁未潮州黄冈革命》《文化史》《前后杀狼记》《山的面面观》《新食经》《新饶平》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