蹭个热点，说一下打耳光的事。

中共河南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掌掴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事件，这些天成了舆论热点，举报人是被打者翟伟栋的妻子。根据她的描述，2020年11月11日早晨，翟伟栋正与其他市领导在机关餐厅吃早餐时，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在服务员带领下走进餐厅，翟伟栋欠身向张某点头致意。张战伟认为翟伟栋不应该在该餐厅吃饭，对其大声训斥。翟伟栋上前解释时，张战伟突然举起右手，狠狠地打了翟伟栋一记响亮的耳光。举报信说，此事诱发了翟伟栋的心脏病，之后一个月一直在住院治疗，直到12月20日出院。此外，翟伟栋在工作上受到孤立，感觉非常痛苦。作为翟伟栋的妻子，倍感痛苦与煎熬，因此实名公开举报张战伟，“希望还我丈夫一个公道，不能让老实人受欺负。”

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书记打耳光事件”的大概情况了。

时间回到2012年1月28日，发生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打副市长王立军耳光的事件，并且这一耳光，打得王立军躲进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酿成了一次国际丑闻。

对于此事，薄熙来后来在法庭上供述说：2012年1月29日我看到王立军，便质问他“你昨天说有人检举谷开来杀人”，是有人检举还是你授意的？王显得尴尬，当时我就很不冷静，觉得王是在搞两面派。次日我再问他是否授意，王无言以对，当时我认定是其授意举报谷，所以扇了他一耳光。

这一耳光导致书记和副市长矛盾激化，“翻脸”了，结果是副市长举报了书记夫人谷开来谋杀法国人尼尔的惊天内幕。其事件的前因后果，都已由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向全国民众作了交待。

时间再往前推，回到1933年8月底，那时候，发生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总统)蒋介石打了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记耳光的事，此事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做蒋介石的财政部长还不如一条狗”这一句气话，竟然被各类媒体炒成了全社会头条热词。

对于此事，已经有各种版本的说法，甚至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蒋介石和宋子文二人虽是亲戚(郎舅关系)，但却长期存在着工作意见争执。主要矛盾是，宋部长接受的美式西方教育，凡事讲究规则，竟然要求蒋总统接受预算约束，合理控制内战消耗，这就干扰了蒋总统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决策。

具体争端是，在宋子文前往欧美访问期间，蒋介石在国内发行了6000万的国债，而当时国民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000万。

宋子文回国后得知情况心急如焚，跑去找蒋介石理论：“我说了不能再发行国债了，你为什么又发了那么多！”气急的宋子文指着蒋介石的鼻子吼道：“你混蛋啊！国债发多了就等于自己搞垮自己！”

蒋介石还从来没被人这么骂过，一气之下给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子文操起板凳想打过去，却被警卫拦住了。气急败坏的他吼道：“给你蒋介石当财政部长，还不如当一条狗。”

蒋介石也吼道：“娘希匹，你不想当赶紧滚蛋！”结果，早就不想干的宋子文辞去了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

宋美龄闻听此事，急忙驱车回到家中，闹得老蒋不能入睡，非要老蒋说个清楚不行。老蒋一个劲地向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怨我，我不该抽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不对，这就完了，没这便宜的事!你还得保证，不许有成见，今后不许加害于他!”

“那就立字为证么?”宋美龄抓住不放。

“好好好，立字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败下阵来，写了一纸保证书。好在宋子文并非第一次闹辞职，大家其实都是有心理预期的，因此事件就此平静下来。

回到正题，书记打耳光和总统打耳光，年代相隔久远，事情因由各异，本来扯不到一起的。但是，吃瓜也该分清冬瓜西瓜，不能盲目乱吃吧。

先看不一样之处：济源市张书记打人的理由是政府秘书长吃早餐走错了地方(后续调查结果待补充)，结果是打出了心脏病。重庆市薄书记打人的理由是家臣出卖主子有背叛之心，结果是打得两败俱伤都进了监狱。民国蒋总统打人的理由是财政开支事关国策，不允许财政部长违抗总统的意志，结果是打得部长辞职走人。

如果说，打耳光只会打出丑闻，那也未必。不信，信手捡两个正能量的打耳光事件拿出来晒一晒。

先说民国的。贵州的地方军阀周西成，据说治理下属自有一套，他经常微服私访，发现失职者严惩，尽职者重奖。贵阳城四周有城墙，东西南北都有城门。为了维护治安，周西成规定三更以后任何人非公不准进出城门。

为检查属下的执行情况，一天晚上周西成扮成老百姓，于禁点后故意从东城门出城，值夜岗警不准。他即拿出一块大洋塞给岗警，请他通融通融。不料，此举反而引起岗警的愤怒，顺手就打了他一记耳光，并斥责他说：“周主席有令，三更后不准出城，哪个敢营私舞弊，你还敢塞钱贿赂就是该打。”

第二天，警察局接到省府通知，说昨夜东城门岗警打了周主席的耳光，命令那个警察马上到省府去见周主席。局长得通知后吓出一身冷汗，马上把那个值班岗警押送到省府。这个岗警知道自己昨夜打的是周主席，更吓得魂不附体。谁知被押到省府后，竟得周西成当面夸赞，说他尽忠职守，不贪贿赂，特意赏给50块大洋奖金，并提升为警官，然后敲锣打鼓送回警局，不久又提升他为分局长。至此，贵阳百姓街谈巷议，传开了“一耳光打出一个警察局长”的美谈。

再说当代的。1977年9月周振兴刚开始主持中共菏泽地委工作，一次下乡考察，周振兴去曹县看望一位重病老人伊巧云。她丈夫和三个儿子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当年为了让我们的战士吃饱吃好，她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物件和娘家陪送的嫁妆。在伊巧云家中，当书记询问老人有什么要求时，伊巧云犹豫了一下说，“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

伊巧云的回答让周振兴十分痛心。“生重病的老人，在我们的领导下，竟吃不上半碗肉。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我们这些大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回到县里开会时，周振兴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懑，情绪激动之下扬手扇了自己一耳光，在场的人们无不动容，陷入愧疚和自责之中。由此，“周书记自打耳光”的美谈也很快传遍山东。

总之，书记打耳光和总统打耳光，打人耳光或者自打耳光，事由不同，后果各异，也许没多少可比性。可是重点在于，这几次打耳光事件有什么相同之处吗？必定有许多明眼人会说，从1933年到2012年再到2020年，一年又一年，权力始终那么张狂，权力何时能被关进笼子里呢？靠官员们良心发现、道德自律，真的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打人耳光的丑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