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31日，广州首次受到日机空袭，自此至1938年10月沦陷，“日机轰炸广州期间，在市区内投弹2630枚，炸死1453人，炸伤2926人，炸毁房屋2004间。”（据广东全省防空司令部“广东省空袭损失统计表”）此时的广州急需战时救护，而当时的广州教会医院如柔济医院、两广浸会医院、博济医院都积极参与其中。

抗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认购救国公债是支持抗日的举动。当时在广州的欧美医生有的认购国债，从经济上支持抗日，有的则投身于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认购中国救国公债

　　1937年9月开始政府发行救国公债，截至9月中旬，各省劝募分会业已成立者已有17省市。广州美籍老医师达保罗，9日认购救国公债5000元，11日出席救国公债粤分会招待会演说，“略谓本人为美国籍，留华有年，受中国之惠益甚多，自觉对中国应有所报谢。1911年中国革命时本人曾尽绵力。今中国对侵略者抗战，本人更觉有竭力援助中国之必要，盖中国之抗战，乃为正义而战。”

　　达保罗受派于美国长老会，曾任博济医院内、外科医生，广东新公医院首任院长。他曾经为汪精卫、伍廷芳、粤军参谋长和第一师师长邓铿、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政要治过病。由于医术高明，其诊金和手术费也特别昂贵，且拒收中国货币，只收港币。白天出诊费为50元，晚上加倍，动个小手术也起码要千元。1931年7月在官禄路（今观禄路）创立达保罗医院，即今广州市儿童医院前身。

　 成立救伤队，救治伤者

　　每一次空袭后，就有大量伤者送到医院救治。1938年5月29日敌机38架再度滥炸广州市，投弹约百枚，毁屋300余间，伤毙平民500余，灾情惨重。1938年4月10日，日军飞机轰炸广州市区，造成102人死亡，199人受伤。 “在各院留医者，计方便医院27人，市立医院31人，市立第一分院16人，柔济医院27人，博济医院58人。”

　　据两广浸会医院统计：抗战期间，敌机不断轰炸本市，而每次轰炸后，均有死伤，灾情之惨重，往往令人不忍目睹。本院同人有鉴于此，特成立救伤队，于每次日机蹂躏后，即出动救伤，抬返本院免费为伤者救治。仅就民国34年统计，该年被轰炸受伤而抬返本院免费为其救治者，共有57人之多。

　　收容难胞

　　1、收容难童：专门收容难童的机构有“战时儿童保育会”，且各地设有分会。所收难童“间有全无父母者，亦间有父或有母者，但皆属无能力养育，而交由医院收留者。”具体运作如下：该会委托广州市内医院和卫生机构收集、运送难童到香港，并在香港设所教养，“广州方面收容难童问题，业由该会托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委员会、柔济医院、卫生署代为收容。”“如及读书年龄时，则由各学校领往教养”所需费用，则主要靠募捐钱款和衣物，“征求各界热心人士，捐助难童衣服奶罇蚊帐等实用物品。”第一批预备遣送来港者现有数十人，均留博济、柔济等医院，俟本会保育院布置完妥即可遣送前来。在保育院未接收难童前，一些难童先由“战时儿童保育会”会员带回家中照料。

　　2、收容难民：广州沦陷后，两广浸会医院设法收容贫苦无告之难胞200余人，每日供其菜饭，并在可能范围内代其解决生活及谋职问题。是项工作直至广州光复讫，方告中止。

　 扩大赠医施药

　　自广州沦陷后，两广浸会医院乃居困艰之环境下开办。其社会服务工作，不因处敌人势力之下而减少，且反以当时市民生活之困难而增多。顾此期间广州沦陷，人民生活较前困苦，即稍有病痛，亦不能延医诊治。是以赠医人数，于此数年间平均为四万余，超出昔时人数。民国13年7月到民国35年12月合计赠医施药492249人，年均约22375人。广州沦陷期间，很多医院关闭，但此期两广浸会医院赠医施药年均4万余。

　 协作和经费筹措

　　面对残酷的现状，战时广州各教会医院与“战时儿童保育会”、“广东省救护委员会”和“香港各界救济华南难民联席会”之间有良好的互助协作关系。各医院救治伤者，收容难民，为“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收集运送孤儿。这些慈善性质的机构则通过募捐为医院筹措善款。“香港各界救济华南难民联席会”将筹措到的1万善款分配如下：“红十字会广州分会医院2500元、博济医院2000元、柔济医院2000元、方便医院1000元、市立医院1000元、中华救护队500元、机器工会救护队500元、强华救护队500元，议决通过照拨。”

　　“广东省救护委员会”自1938年7月始每月“拨款2万余元，补助各医院，免费收容被炸负伤市民留医”，并在各医院贴出通告如下：“凡因被×机轰炸受伤之市民，自本年7月1日以后入院留医者，其医药膳各费，均由本会支给，留医人等无用另行纳费，为此通告受伤市民，一体知照，此布。”

　　各教会医院的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参与救护伤者、收容难民的工作，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残酷的社会现实和”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之基督教义是这种奉献精神之外在动力和精神支柱。”沦陷时期的两广浸会医院院长夏查理医师（DR.C.A.Hayes.），美国伊利诺伊州人，在两广浸会医院工作近25年。中日战争爆发，夏查理正值休假美国，担心广州沦陷后，医院遭敌摧残，毅然于1938年4月，不顾古稀之年，来到中国。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因美日尚未开战，以一位美国人出任院长，院中物业，赖以保全。同时“担负经济，维持院务，继续施医赠药。时复解囊赈恤，惠及贫黎。”

　　文章：李永宸 (来源：羊城晚报)

附录：1835年博济医院由广州医学传道会接办。1866年迁至仁济大街(现今孙逸仙纪念医院现址)，改名博济医院。1930年博济医院移交岭南大学办理，该院便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岭南大学附属医院改为博济分院。日军占岭广州时期，博济医院院址曾一度被日本博爱会医院霸占。抗战胜利后恢复。后改名为华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