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不了多久时间，官方就要强调一下“反对”形式主义、“克服”形式主义，这个规律已经成为官民共识。可见，形式主义是打不死的国粹。为什么？因为大一统的国家意志与丰富多彩的人性世界是一对天然矛盾。为了应对时局之困，人们只能谋求变通，采取船也过、桥也过的折中之策，既维护表面形式，又拿到内容实质。所以，当形式太过强大时，官方会反对形式主义；反之，当内容过于强大时，官方又会反对实用主义（或称机会主义）。总之，始终要维护跷跷板两端的平衡，这就是政治。

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成立时，官员们头上还留着长辨、身上穿着清朝官服，新的民国制服还没有设计。面对如此尴尬情形，内务部发布了《关于一律剪发暂不易服的告示》，意即辨子必须剪，服装暂不管。1912年5月，新上任的袁总统即体察民意，“令法制局博考中外服制，审择本国材料，参酌人民习惯以及社会情形，从速拟定民国公服、便服……议定分中西两式。西式礼服以呢羽等材料为之，自大总统以至平民其式样一律。中式礼服以丝缎等材料为之，蓝色对襟褂，于彼于此听人自择”。

做制服，总统说了要选用本国材料（国货）。结果还是悲剧了，当月就发生了著名的“汉口救国会断指悲剧”—— 在武汉救国会的成立大会上，先是有人登台演说，猛批外来衣帽洋货畅销全国之害，说毕，即抽刀断指，大书“请用国货”4个字，鲜血淋漓，张挂门外，现场掌声如雷。接着又有一青年学生上台演说，言词激烈，说毕，也抽刀断其一指，血书“用外货不用国货亡国奴也”11个字。”想想现在，那些暴力化的、以抵制洋货为口号的爱国主义者，原来也是一种国粹啊。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随后通过二次北伐战争而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一统天下的党国体制。北伐胜利后的1929年4月16日，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议决《文官制服礼服条例》，明文规定：“制服用中山装”。国民党执政，便开始以“民国”之名行党国之实。主义专政的一个标志是推行孙中山崇拜，而其表象是中山装的制服化，而开始还要求是国产棉布的中山装制服。如1928年3月，内政部就要求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随后，南京市政府也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

再下来，到1929年4月，国务会议议决《文官制服礼服条例》，就正式将中山装列为制服，并进一步规范其外形款式并明确其意涵：前身4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门襟5粒纽扣象征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袖口3粒纽扣代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在那个年代，中山装是一个政治符号。比如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规定东北各级机关人员一律着中山装，作为“统一已成，政治及应划一”的体现。冯玉祥归顺老蒋后主政河南期间，对于推广中山装更是不遗余力，规定开封政界一律改服中山装，各官厅内，不准长衣人出入，结果至于女界也剪发穿起了中山装。

开始推行中山装时，党内党外，在朝在野，都难以严格执行。民间基本上把中山装当作时装来对待，兴盛一段时间，随后落潮消歇。如《北洋画报》1931年第722期《时装漫谈》所说：“一两年前，中山装极盛行，今则渐渐消灭，于以见革命尚未成功，于服装上殆成谶语。”

究其原因，一是中山装要求做工比较讲究，领角要做成窝势，后过肩不应涌起，袖子同西装袖一样要求前圆后登，前胸处要有胖势，4个口袋要做得平服，丝缕要直。二是对于面料的选用也有些不同，中山装面料宜选用纯毛华达呢、驼丝锦、麦尔登、海军呢等。这些面料的特点是质地厚实，手感丰满，呢面平滑，光泽柔和。最起码也要选用卡其、化纤织物以及混纺毛织物。若用国产土布、粗布制成中山装，则穿在身上感觉领口紧绷、卡脖子，且容易缩水变形。

问题是，国民政府或许太穷或许太清廉，并未将中山装制服列入财政保障，只得由个人自费，弄得好多小公务员为了穿上一身中山装，潜藏了一把一把鼻泪辛酸。《论语》1948年第154期皇父一的《定做中山装记》说：“佛要金装，人要中山装”，自己穿一身英国料的长衫，吵架都吵不过穿美国料中山装的同僚，而做一身中山装得210万元法币，自己月薪才90万元，最后没办法，只好把母亲卖掉祖屋给妻子治病的钱都拿出一大部分，才如愿以偿定做了一套像样的中山装。

大约蒋介石后来学到或者悟到，专制政体的杀手锏，应该是思想控制与运动方式，于是1934年，他便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藉着运动的势力，各地一方面取缔所谓的奇装异服，一方面推行中山装，堵疏结合，双管齐下，效果才得以显现。1936年2月，国民政府看准时机，出台《修正服制条例草案》，再一次明确中山装为男公务员制服，中山装的国服地位终于修成正果。

这样一来，害惨了普通公务人员，“一月薪津，半套中山装。”由此引出了许多生活艰辛、内心苦痛的人间活剧。

不幸的是，后来日军侵华，鬼子以衣辨人，凡着中山装者，见着便杀。经此一厄，沦陷区的人们便不再穿中山装，长袍马褂又在民间卷土重来，上流社会则纷纷改穿西装了。

 中山装的故事告诉我们，形式主义之成为国粹，其终极原因是大一统体制所带来的权力绝对化的必然后果。也许大多数身在体制内、身穿高档中山装的人们，心里并无恶意，或曰良心尚存，但他们从来认为自己是统治者，而从来不觉得自己其实也是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