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嘉陵江水和长江水在重庆汇合，但在汇合之后仍然保持各自的颜色，出现了“泾渭分明”的自然奇观。在交汇口，长江水是黄的，嘉陵江水是清的。经科学实验表明，水的温度、密度、流速不同，决定了它们不能互相融合！

他是卢作孚，原名卢魁先，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他是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

他幼年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材，自己编著多本教材。1910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投身辛亥革命。1914年，担任合川中学教师，之后先后任报纸编辑、主编、记者。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38年秋，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抢运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国民政府嘉奖。

卢作孚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在几方面都各有成就。他青年时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并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抗日期间坐镇宜昌，组织领导宜昌大撤退，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被历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毛泽东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蒋介石称他”民族英雄”。

1937年，民生公司已经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8月，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

1938年，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指挥”宜昌大撤退”，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不顾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用自己的船只，抢运了聚集在宜昌的人员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为保存当时中国的政治实体、经济命脉以及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他的民生公司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这次抢运被誉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44年5月，国民政府以卢作孚在抗日期间办理军运卓有劳绩，授予二等卿云勋章。次年10月，国民政府又为卢作孚在抗战期间的重要贡献颁发胜利勋章。

1949年6月10日，卢作孚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从香港返回内地，6月15日到达北京，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宴请了卢作孚先生和荣毅仁先生，周恩来表示希望他担任新中国交通部的负责工作。11月3日，卢作孚先生到香港，为保护民生公司滞留在香港、台湾和在海上的21艘海船不遭到破坏。这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代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也有代表直接接受周总理的指示。这期间，台湾也几次派要员到香港来找他，邀请他到台湾当”交通部长”。

从1949年到1952年，在卢作孚先生的缜密安排下，民生公司滞留在海外的21艘江海船舶除一艘被炸毁，一艘被特务劫持到台湾外，全部开回到大陆，准备接受公私合营。

从卢作孚的生平事迹来看，他的为人正如一些大人物的评介那样——

张澜：我与卢先生是数十年至交，深知其人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从不置私产，一心为公，工作不计报酬、废寝忘食，是为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

周恩来：卢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党和政府将畀以重任。

黄炎培：他是耐苦耐劳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又勇于实行的。

张群：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梁漱溟：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晏阳初：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

1950年卢作孚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于10月回到重庆，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在11月民生公司董事会和业务总结会上，卢作孚都反复提出要积极推动公私合营的过渡。1951年1月卢作孚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上的发言，更是十分动情地谈到西南地区“非常迅速的进步，非常显著的伟大的成就”，讲到农民、工人、工商界、妇女都“有了自己的组织”，表示要推动中国航运事业的大发展。这一切都表明，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事业和与共产党的合作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民生公司忙于公私合营“过渡”的关键时刻，1952年2月，风云突变，并迅速导致最后的结局。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的研究者是这样描述的——

“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卢作孚大为吃惊的是，大会主题竟是揭批资方腐蚀拉拢国家干部。而事实不过是卢作孚与公司的公股代表一起在北京出差时，互请吃饭，看戏，洗澡而已。更出人意料的是，当公股代表作了检查后，卢作孚平时最关心、最亲信的一个通信员却跳上台来，揭批公股代表中了资本家的‘糖衣炮弹’，被资本家腐蚀拉下水。这个通信员表面上是批判公股代表，而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卢作孚。当时会场上口号不断，气氛紧张，卢作孚坐在台下，困惑，难堪，痛苦交织。”

这天的大会对卢作孚的身心造成了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打击，这个道德完人、商业奇才、民族英雄，当晚服下大量安眠药，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卢作孚在1949年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大陆与新政权合作？两年之后又为什么会绝望到自杀呢？

看一下卢作孚生前的一些作为，就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心怀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并且近似于乌托邦。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陆续建成北川铁路、天府煤矿、三峡织布厂、中国西部科学院等；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乡村电话网络；开辟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

他所做的这些社会公益事业，正好与新政权的理论模型相一致。这是合作的思想基础。1946年，卢作孚集平时所思所愿，写成了《论中国战后建设》一篇雄文。他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虽有私有制，有资本家的存在的社会，但无阶级对立，无贫富悬殊，无失业痛苦，物质又很丰富，而人与人之间，又是‘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或是人人不谋私，一心为集体、为国家的关系。”

卢作孚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及民生集团的创办人，但其实他在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却只有公司总股份的两千分之一。他的品行正如人们所评介的，是“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一个不久前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的宴请、被周恩来推举为交通部负责人、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社会名流，回到自己公司却被基层组织开了批判会，这确实是一幕悲剧。卢作孚对“三反五反”政治运动毫无思想准备，精神世界轰然倒塌。

也许你会认为，他不该如此脆弱。而事实上，卢作孚并非孤例。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卢作孚从香港回来得不是时候，民国有影响的企业家要么留下来被整垮，要么远走他乡了。当时自杀成风，很多企业家跳楼。卢作孚的自杀倒是救了很多人，因为他的死震动了最高层，中央发现马上消灭资本家会影响自己的政权，于是开始调整政策和策略。

另一方面，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当时的阶级仇恨教育，极大地鼓励了过去的贫穷无产者向“剥削阶级”发起报复。卢作孚理想破灭，绝望之中以死明志，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倘若他暂且能够忍辱负重地活下去，以他的品性，也绝对活不过后来的反/右与文/革。

由此回到卢作孚1949年的选择，客观地说，那就是一场巨大的误会。在两江的交汇口，长江水是黄的，嘉陵江水是清的。但合流的趋势，必然是清流被浊流所污染。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走了，当时未满59岁。自杀前，他留下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家人将他掩埋在长江南岸的一座山坡上，那里可以眺望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滔滔两江水见证了他的一生。

学者晏阳初在《敬怀至友作孚兄》中写道：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民国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