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在讲辛亥革命史的时候，梁启超的作用常被旁落。因辛亥前后，梁启超不诺袁世凯、孙中山官至大总统，不诺段祺瑞、冯国璋手握重兵，像他们一样在政坛上可呼风唤雨。论官职，梁在辛亥后只当过几个月部级干部。      

     其实在那年月，梁启超和孙、袁、一样，算得上一方领袖，至少算得上精神领袖。梁只算当上了部级干部。但围绕在梁身边的，有一个庞大的宪政派群体，即进步党知识群体。他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他的宪政思想启迪了一个世纪，却发生不了作用。今天，我们重温他那些金玉之言，仍感受益匪浅。

             

       梁任公享年仅56岁（1873年2月 —1929年1月 ），17岁中举，22岁追随康有为戊戌变法。其一生成就后人大致分为4个阶段。 一是戊戌维新阶段，二是清末立宪阶段，三是共和以后讨袁称帝和反对张勋复辟阶段，四是退出政治之后的文化学术和讲学阶段。四个阶段的梁任公各具风采。“清末立宪阶段”，从1901年清末政新政到袁称帝前，这个时代是和梁启超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梁曾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
       戊戌失败，亡命海外，梁启超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并广泛研究了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宪政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作了许多探讨，其中心环节是关于国会的生张。他认为立宪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对国会负责。梁认为，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议院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股世界潮流，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抗拒，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正在于不知民权为何物，不设议院而行专制。梁启超的目的，是要“通过渐进的改革，在避免动乱保持和平和秩序的基础上达到最终的立宪”（《梁启超传》P357）
    　孙中山曾说“革命改良决分两途”，但事实上绝非如此，应当是革命改良是可以殊途同归的。从1910年到1911年，梁启超写了二十余篇有关宪政的文章，他广泛研究了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对宪政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作了许多探讨，其中心环节是关于国会的生张。他认为立宪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对国会负责。“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在他看来，召开国会是筹办宪政的先决条件，因此开设国会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成为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

       孙激进，梁温和。康梁原主张的君主立宪，用现在的话讲叫“体制内的改革“。1905年，任公在《开明专制论》中指出：“近世国家之分类，大率分为专制君主国，立宪君主国，立宪民主国，吾以为此分类甚不正确。何以故，专制者不独君主国，而民主国亦有非立宪者。”换言之，凡是权力都可以形成专制，如果受到宪法的控制，该政权就是宪政的，哪怕它是君主制。同样，如果不受宪法的控制，这个政权注定是专制的，尽管它可以是民主制。宪政的要义就是控制权力，专制的要害则在于它不受任何对象包括宪法的制约。明乎此，君主与民主，只是就权力来源而言，无关宪政与专制。君主的权力 来自世袭，正如民主的权力来自选举。但如果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必然获得专制。   

      辛亥前，孙进行共和立宪，与梁公倡导君主立宪，本无优劣好坏之别。任公所以主英不主美，因为看到中国国情近于英而别于美。因为中英两国都是君主体制，没有北美那种殖民自治的传统，故立宪之路，理当走英，让宪政在自己的传统里诞生。比如法国1000多年的君主传统，但它偏偏效法君主一天都没有存在过的美国。结果从1792第一共和始，不但架起了断头台，而且延祸近80载，一直到1870第三共和才稳定。其间经历了两次波旁王朝的复辟，又穿插了两次拿破仑叔侄的称帝。如果它能持守1789后吉伦特派的君主立宪格局，法兰西的宪政史也不至那么漫长和血腥。再如近邻日本，明治维新、保留皇室、平稳改革、成为宪政国家。
     在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论战中，梁启超反复指出，革命将使中国“流血飘杵”，果不其然，二十世纪里中国直接死于“革命”的人和间接死于“革命”的人数以亿计。经常有老革命讲，红色政权是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加上被革掉命和解放后整死的人，这个数字至少还要翻上一倍。梁氏说：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为革命对象，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这会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1906年前后，任公在一系列论文中列举出六大原因：

  “一是中国人民智力低下，无实行共和国之能力。

   二是革命后所建立之军政府必然专权，决不会让权力于议会。

   三是革命必然引起大乱，刘邦项羽之辈迭出，你争我夺，混战不已。

   四是“土地国有论”的理想无法实现。

   五是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不造成议会专制，就造成行政首脑的专制。

    六是共和立宪必然引起新的革命。其结果就是革命接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梁启超传》P111）。

      显然，梁启超的这六个推断都言之成理，并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验证。
       显然，他的“开明专制论”的立论基础，倒不是它如何如何好，而是比之暴力革命，对民族的伤害最小。
       没有立宪派参加，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但革命后，宪政局面反而变得比前清更加维艰、路途也更加迢遥。1912年2月，梁为袁设计了一个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方案。，建议袁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党分化出来的分子，组成一个”健全之大党”。梁启超先是组建了民主党，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国会中第二大党，第一是与宋教仁的国民党。

       宋案后，梁反对孙中山二次革命，撰文：“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进步党发表通电，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

      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九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此间，进步党在拥袁的前提下，改良政治，力图将袁引上宪政轨道。这表现在熊希龄内阁上台后，曾发表由梁启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主张贯彻法制精神，建设法治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军民分治，废省改道;实行地方自治。经济上，提出了整顿财政;发展实业;一系列繁荣经济的计划。

       袁打败乱党，正式当上总统后， 1914年1月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至此第一届国会被解散。2月，又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1914年2月12日，梁启超随熊希龄内阁辞职。

     1915年袁世凯鉴于民智未开积极复辟帝制，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决裂，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当年12月，进步党人，梁学生，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清末是专制，北洋也是专制；但可以比较的是，同为专制，清末十来年没有什么动乱，北洋十多年，不但政局乱象纷呈，导致割据与战祸绵延。共和致乱，且为乱源，不独北洋如此，这原本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如果可以比较一下现代以来的欧洲历史，那些君主传统的国家，只要是走君宪道路的，二三百年，无不安定和平。相反，君主政制顿转共和，一旦脱失自己的传统，却无常陷入周期性的扰攘与动荡，20世纪的苏俄极权、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等，都是共和的产物；更遑论亚非拉，多少共和国其实就是军政府，伴随共和名头，全是眼花缭乱的政变与篡夺。
      进入二十年代，梁启超洞穿了刚成立不久的苏联，在《复刘勉已论对俄问题》中，他一针见血的指出：“苏联是不是帝国主义？我毫不犹豫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共产主义，教你信仰的人却并没有信仰。马克思早已丢在茅厕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掏出来洗刮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去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可爱的青年们，醒过来罢！”
       护国武力讨袁，虽然胜利，实际上背离梁氏“宪政”理念。孙中山二次革命是民国的第一次武力政争，此为第二次武力解决政争，同样背离法制精神。使民众的激进主义革命情绪继续高昂。袁去世后，北洋亲信大将的离叛，迫袁退位。袁死，段祺瑞、冯国璋分割了袁的遗产，形成了皖系和直系的对立，各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反而比袁大总统时期更乱。

       许多专制者武装夺权之后开始玩起假立宪的把戏，他们在形式上搞出一部宪法，肯定一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选举前拥护国会，选举后嫌国会碍事，解散国会。完全依靠军队、警察、特务来进行高压统治，完全或部分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权利，使社会生活与皇权时代并没有本质区别，有时候甚至更加黑暗。 

       1916年8月以后进步党一分为三，组成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组成的韬园系。不久，汤、梁两派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研究系后来虽有重建进步党的意图，但终未实现。
        随着一系列事件，国民党的宋教仁遇刺、进步党的汤化龙遇刺，不主张暴力的民主宪政人士，连生命都没有保障，也许他太过失望，1917段内阁下台，梁启超辞职，从此退出政坛，当教授、专心治学 。他支持段祺瑞就已被南国民党视为敌人了，汤化龙的下场是前车之鉴。

   
       在民主与宪政的价值排序中，任公坚持主张宪政优先而非民主优先。并且在任公的立宪政治学里，宪政本身即为一种渐进民主。对每个人来讲，宪政远比共和重要。只有宪政，才能保障你的权利；哪怕是真共和，却未必能做到宪政所能做到的这一点。

        因此，当年，共和、还是立宪，转换在国家体制的学习对象上，就是英、还是美。这是20世纪零十年摆在国人面前的第一次选择，正如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面临的第二次制度选择是英美、还是苏俄。百年过去，历史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遗憾，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我们的先辈选择的机会，为什么两次都做了错误的选择？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20世纪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次革命，一次比一次激进。不但没有解决专制问题，相反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向新的专制，以革命党为首倡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但错失了宪政，也错失了民主。这是民主的劫数。

    梁启超仅凭学说对民初政坛产生重大影响。他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当之无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掌兵，决定不了政治走向。随着国共两党兴起，激进的革命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梁任公的宪政学说、中国的民主宪政力量、反而逐步边缘化，致百年不成气候。      

     梁任公的精彩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结果，当它尚未发生时，梁任公便有了清晰的预期。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梁公超越了同时代的和当今的多数人。

来源：黄老道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