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天上午，曾在一个朋友小群说起抗战往事，我若有所思向几位南京朋友问了南京的天气。

他们说是今天靡靡阴雨，气温不过摄氏3、5、7度，出门寒风凛冽，早就羽绒大衣。

眼下，还是呆在室内好些，暖气空调开足，正是围炉温酒火锅的好季节。

言谈时候，我在饭后煮茶，随手弹琴翻书，不禁想起了1937年的12月7日、8日——那是日军合围南京的日子。

那些腥风血雨的往事飘零八十三年，便在这个凄清的冬夜浮游书房，栩栩如生。

于是，今天就说说南京会战往事。

抗战早期，身着防弹衣的日军高级指挥官。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

11月13日拂晓，日军稍作战后修整、补充，即以第16师团以3个大队为先锋，溯江向白茆口，浒浦镇一线进行战术出击。

彼时，日本内阁、军部拟定以苏州、嘉兴连接线作为作战终止线，将战事控制在这个连接线以东，是以，这条连接线也被成为日军战争制令线。

不过，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清川等侵华陆海军高层将领同为中日战争扩大化推动者。因而，日军第16师团的西进战术行动被前敌日军高层默认、推动，很快升级为战略行动。

就此，日军突破日本内阁、军部等规划的战争制令线约束，向南京方向发起全面攻击。

彼时，华中日军以日军最为精锐的第3、第6、第9、第13、第16、第18等师团主力或者一部约15万精锐，在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重炮、战车等协同下向南京发起战略攻击。

——日军西犯，曾经参战淞沪会战的伪满国军於芷山旅、李春山旅等部也配属、加强给日军，参与对南京方向的作战。

后来，战至1937年11月30日，川军抗战将领饶国华率部在广德一线抵抗日军，即遭伪满军主力以优势兵力围攻，战败自戕殉国。

战火西延，中日战争继续升级。

战至19日，常熟、苏州、嘉兴等地沦陷，日军占领吴福国防工事线全线。

24日，日军继续向西攻击。

这天，日本军部鉴于侵华战争事实，解除了徒有虚名的苏州至嘉兴制令线，同时，又给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下达以无锡至湖州的锡澄线为新的制令线，要求日军西进不得跨越新的制令线。

然而，这个新的制令线刚刚划定，25日，日军即向锡澄线发起全面攻击并且全面突破了锡澄线。

南京会战日军海陆军最高长官（左起）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继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鸠彦亲王、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

消息传回东京，日本内阁和军部为此手忙脚乱，即刻开始研讨、准备划定新的制令线，以控制华东日军进攻节奏。

不过，日本朝野受日军侵华胜利刺激，早已鸡血翻滚，群情汹涌……

在淞沪会战早期，日本大本营尚未建立，日本国内无论内阁、军部、海军、舆论、民情对于是否全面侵华，实质上存在严重分歧。

然而，随着中日战争迅速升级，当中日战争扩大化作为主流声音滚滚而来，日本稍微理性的声音无不偃旗息鼓。

就此，日本天皇授意新成立的日本最高军政决策机构日本大本营，籍口顺应日本民意，向侵华日军下达了大陆令第八号命令： 

“……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日军战略西犯得到日本大本营许可，南京会战爆发。

客观而言，以当时中日国力、军力差距，日本打赢了淞沪会战，在军事上占据极大优势，有着丰厚的和谈筹码。如果此时日军能够将战事控制在制令线以东，外交斡旋九国公约签约国对华和谈，民国政府无论是否接受和谈，都将在外交、军事上陷入极为被动局面。

然而，南京会战彻底断绝了中日可能和谈的机会。

日军跨越制令线西犯南京，发起南京会战，炮制南京屠城，纯属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再一次的下克上的军事战略冒险。

——不过，这一次，华东日军两次跨越制令线进攻南京的下克上的战略冒险，得到日本裕仁天皇签署下达的第八号大陆令的授意。

因而就承责中日战争扩大化和南京屠城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而言，日本裕仁天皇可谓真正的头号战犯。 

可惜，此人脱逃战后审判，实为历史遗憾。

日本裕仁天皇可谓侵华战争核心策动者。

南京会战发起，日军以其上海派遣军为主攻，沿太湖东侧、北侧，经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向南京进攻，至丹阳、金坛一线，兵分两路向南京发起钳击。

同时，日军以第10军沿太湖南侧、西侧，经嘉兴、湖州、长兴穿插至芜湖和浦口一线，兵分两路，迂回合围南京。

南京附近长江宽阔水深，铁路公路交通便利，便于日军海军及机械化推进。

因此，日军机动迅速，所到之处，地面部队可得到日军舰炮、航空火力及战车的协同作战，以陆海空立体火力狂轰滥炸之下，由淞沪战场撤退尚未完全休整、补充的以平面化轻武器为主的国军虽然拼命抵抗，战局还是不可逆地急速恶化。

从吴福线到锡澄线，再到南京外围防线，中国为应对日本侵略，耗时数年，耗费重金，在德国军事顾问团全程辅助下，针对日军火力配备和常用战术战法而精心打造了多道体系化国防工事。

这些现代化军事工事设计精良，配套完善，与传统工事有着较大的区别。

当时，为防止被日军间谍窃密和日军战前侦查，这些体系化防线经过精心测算，多在上海往南京的铁路、公路等周边修筑主体工事。

主体工事修成，即在周边及连接地段预埋沙包等材料，平常看去，无非凉亭、坟茔、碑刻、茅屋等等不起眼的建筑。不动声色。

待到战时，需要作战部队提前进入阵地，根据自己部队作战风格、装备武器，抢建相应合适的附属设施以配套原建常备工事，最终形成战力。

日军炮兵观察哨。

1935年，国军以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第87、第88、第36师为基本部队，组织了反击日军入侵的秋季大演习。

演习中，国军凭借南京外围当时尚未完工的假想多道防线，完败日军入侵。

演习结果极为乐观，蒋介石、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对这些国防工事予以重望。

然而，实战与演习确实相距甚远。

当时国军缺乏现代化战争经验，对使用现代化国防工事的常识极为匮缺，因而在进入阵地之时，即各部队官兵既不知眼前的茅屋、凉亭、坟茔等等需要土工作业，推开、炸开，这才方为工事，更不知驻防部队需要结合主体工事，结合自己部队作战风格、武器装备等特点，进行土工作业，挖掘掩体、堑壕，配套主体工事形成战力……

绝大多数国军匆忙而来，他们抵达这些国防工事区域，误会需要钥匙、工事地图才可以进入阵地，误会工事管理人员逃跑导致部队无法进入工事，绝望之下，他们只得放弃工事，另行修建掩体，匆忙应战尾随而来的日军。

战前修筑的体系化国防工事几乎没起作用，即被日军突破。

日军陆海空攻击之猛烈，推进之迅速，超过国军对南京会战的预计，国军防御作战全局陷入被动。

日军从突破吴福线、锡澄线等多道防线，到攻击至南京城防外围，不过数日之间。这时，从淞沪会战撤退下来的参战南京会战的国军各部，既未充分补充兵员、弹药，更未完全展开布放，便在慌乱之中，迎来了日军陆海空火力的狂潮般的猛攻。

南京会战在战壕中作战的国军，他们面对日军陆海空远程火力的进攻，却只能使用步枪还击。

1937年12月7日，南京外围门户句容沦陷。

这天，蒋介石飞离南京前往庐山，临行之前，他眼望战云翻滚，在日记里留言唏嘘、自警：

“……人民受战祸之痛苦，使之流离失所，生死莫卜，惨目伤心，无逾于此。……”

“……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

当日军两次跨过制令线快速西犯，中日战事急遽恶化，对中国而言南京会战就已成不得不打之势。

南京会战之所以不得不打，并不是现在文人写史、论史那般夸夸其谈说打或者不打的那番道理。

中国必须坚守南京，实属有着政略与战略上的必要。

在政略上，中国坚守南京，既可抱最后希望以争取苏联兑现其外交承诺，在中国存亡之际派兵军援，干涉中日战争。

同时，中国也可借南京会战表明坚决抗战态度，争取九国公约国外交制裁日本，为中国继续抗战争取国际支援。

——尤其在淞沪会战消耗军火极大，中国无法靠自产满足战争需求的严峻情况下，争取包括意大利、德国在内的欧美工业大国的军火贸易得以正常进行。

此外，中国既然与日本开始全面战争，南京关系国内国际观瞻，守卫南京对全国军民士气影响尤其深远。

当然，南京会战并非仅为抽象意义上的政治、外交而战。

92式步兵炮，口径70mm，射程2800米，极易携带，两人即可操作，为日军大队、中队作战主要支援火力。

日军两次突破制令线进犯南京，尤其过于快速地突破了吴福线、锡澄线，短时间逼近南京外围，这就在军事上，将中国逼向了持久战战略的绝境。

当时，淞沪会战、太原会战相继失败，国军如是弃守南京，日军轻松占领南京，即可快速打通长江南北联系，然后背靠京沪杭，北上占领徐州，实现华北、华东日军会师。

而后，日军可以控制陇海线、平汉线，继而西进、南下，随时可以向武汉、豫中等中国腹地发起战略攻击。

如此一来，国军主力尚在退往华中途中，疲惫至极却无足够军资、兵员补充，如遇日军快速闪击，大概率将无法防守以武汉为核心的鄂、豫、皖、湘地区的国防工事。

战争如果这样进行，日军打通徐州和西犯武汉的时间将大大提前，国军要组织战史上的台儿庄会战、花园口决堤、武汉会战等，在时间上皆无从谈起。

中国要想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践行持久战战略，也必将变得极为困难。

因此，虽然南京几乎为长江环绕，地势低平，利于日军陆海空兵力展开，不利于以轻步兵为主的国军作战。然而，在1937年12月的中国抗战战略上，南京确实成为华东日军集群与华北日军集群的最重要的战略分隔点。

这时，被逼到绝境的中国也只能以牺牲南京，去争取抗日战略的空间与时间。

就此，国军将参战淞沪会战退下来的第87、第88、第36师、中央军官教导总队等德械整理师，第48、第51、第57师等10个调整师，以及南京宪兵总队、江宁要塞部队约近20万人部署南京战场。

这又是一场决战性质的大会战。

12月8日，日军依靠海陆空强大战力，全线突破南京外围防线，完成了对南京的合围。

这天傍晚，眼见外围防线多处被日军击破，唐生智及南京卫戍司令部下达“卫参作字第二十八号”命令，要求各部退守复廓阵地，以缩短防线，集中兵力，固守南京。

然而，在12月8日之前，日军舰队及重炮部队尚未完全进入南京城防作战，本身出身军阀，极为匮缺现代军事常识的唐生智及他的南京卫戍司令部对日军地面部队冲击力虽感震惊，却没有充分预估日军陆海空远程火力的威力。

如此收缩战线布兵，放弃了回旋纵深，国军也就摆出了极为被动的挨打阵势。

南京背靠长江，回旋余地本就狭小，国军集中防守南京复廓防线，将近20万人集中在西自靠近长江的板桥镇、牛首山，向东延伸至河定桥、紫金山，再蜿蜒至南京下游长江边的杨坊山，乌龙山等地区。

看似集中兵力，实际上国军已经在无形中变成日军陆海空远程火力的靶子。

日军以陆海空远程火力狂轰滥炸，国军处境越发危险。

彼时，国军海军在江阴自沉，拟图阻塞航道。

然而，中国海军的这一举措，既造成自废若干本可用于江防的宝贵的大口径舰炮的事实，更没有实现沉船挡住日军舰队逆江而上的目的。

海军援助无望，国军空军更是山穷水尽。

自淞沪会战开始，国军空军逢战必出，血战4个月至南京会战，几乎凋零殆尽。

客观而言，国军几乎没有江防、空防火力，极为匮缺远程炮火，仅靠步兵守城，外无援军，战区内又无足够的回旋空间可供国军实施穿插，向日军发起有限的反击作战。

没有任何胜机，那时南京城里的国军，确实悲壮之极。

当然，国军在南京会战还是有着唯一的机会。

国军这个机会，就是唐生智及南京卫戍司令部必须能够在冷静、准确地认清中日军队战力差距，清醒地理解持久战战略的基础上，尽量以部队轮动进行战术反击，以争取拓展、保持有限的战场空间，以战略纵深稀释日军有限兵力，在避免国军主力被日军钳击、合围前提下，尽量运动防守，为国军战略转战鄂、豫、皖、湘地区尽量争取时间、空间。

之后，统筹、协调参战各部在战事不利之际，相机运动、突围、退却。

实际上，早些时候，在南京外围作战的各部国军多有类似出击，并且取得相当的效果。可惜，等到了国军收缩回防复廓阵地，也就再无出击机会。

事实上，在后来的武汉会战、徐州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以及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等等抗日大会战，国军以极为窘困的地面部队，能够对战现代化日军并且取得较好战果，每战虽然战法各异，但是其作战思路都是非常相似。

即国军主要指挥者往往能够清醒判读敌我实力对比，在实战中能够全力拓展战略纵深，拉长日军战线，在时间与空间上消耗、稀释日军兵力、战力，使得日军最终受制兵力疲惫、物资消耗，在无法完成钳击、合围国军之后，只得放弃作战。

可以说，清醒、准确认清中日国力、军力差距，便是中国抗战持久战略的基石。

抗战八年，实则几乎是中国苦苦支撑的八年。

中国抗战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绝非抗战影视剧讲述那般高歌猛进的那般容易。

然而，道理如此简单，历史却非常可惜：

唐生智到底远远不如白崇禧、薛岳、汤恩伯、罗卓英……

现在回看历史，之所以认为唐生智确属庸帅，并不是因为他指挥的南京会战的失败。而是因为唐生智及其卫戍司令部对国军在南京会战将遇到的必败的结果，既没有事先作必要的预判，等到南京会战最后全局崩盘，就自然更谈不上准备周全的应对预案。

如此，南京会战匆忙间便由一场悲壮的决战，演变成惨绝人寰的南京屠城。

南京屠城，可谓是抗战八年中国人最为痛惜的记忆。

显然，这一惨剧既为日军暴虐兽行，当时唐生智等高级官员对战争烈度全无判断，鸠拙渎职，确实也是极为遗憾。

12月9日，日军向南京国军复廓阵地展开攻击阵势，而后向南京空投了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署名的“劝降书”，对南京国军作最后通牒，要求国军于12月10日正午向日军投降。

当晚，唐生智及南京卫戍司令部下达了“卫参作字第三十六号”命令：

一、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地，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

二、各军所得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

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

国军南京卫戍司令部在最后关头的命令，没有涉及转移南京平民事宜。

显然，这是唐生智和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失职。

直到这时，对南京会战即将到来的最后的决战，以及国军以弱抵强态势下在最后决战能够坚持多久，决战可能在何时必将发生崩盘，等等问题，唐生智并没有进行清醒、冷静的评估与应变预备。

在唐生智看来，可能中日战争与他在以往经历的军阀混战全无区别。

当时，国军参战部队收缩防线退守南京复廓阵地，防区几无纵深，大战在即，各级官兵为军令震慑，更是将兵力向前集中布置，呈一线布置。

同时，第78军军长宋希濂全无思考，机械奉命，派兵在下关等地协同宪兵、警察等出示布告，封堵城门，设置路障，收缴船只等等。

这两道命令对国军临战布局误导极大。

国军一线布置，使己主力直接暴露日军强大火力面前，加速了国军在南京会战的崩盘。

同时，第78军沿街设卡、封锁，使得南京城内本就狭小的街道、城门变得更为拥挤。

此外，第78军虽然负责控制了南京江面船只，可是第78军毕竟并非船运专业，关键时刻，第78军控制船只无法发挥相应运输效力，贻误战机，可谓遗憾。

当然，最为遗憾的，还是国军主要兵力呈一线布置的阵型，更是使得国军在最后时刻为此承担极大牺牲。

当时，国军重兵部署一线，遭遇日军陆海空强大火力急袭，承担正面防御的多数部队伤亡惨重，最后时刻，国军无法抽调兵力相机组织反击突围。

就此，国军主力而只得由线型的复廓阵地被动地向后退出，涌向城北，泅渡长江脱险。

于是，国军在南京会战之前制订的突围为主，渡江为次的总退却方案，便在实战中演变成了次要兵力突围，主要兵力抢渡的悲剧。

抢渡官兵人数超越轮渡运输极限。

涌向下关一隅的国军竞渡之间，自相残杀、人潮践踏不说，大量官兵滞留城北码头、车站等地，被日军以水、陆、空兵力追击、堵截，伤亡惨重之下，被俘极多，最终酿成南京屠城悲剧。

这是后话。

1937年12月10日下午1时，南京国军拒绝投降，松井石根随即下达了对南京总攻击的命令：

“……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当继续南京攻城战，并扫荡城内之残敌。”

这是一场日军以现代化陆海空兵力，对仅装备单兵武器、少数火炮的准近代化国军的总攻击。

结果毫无悬念。

就此，南京大屠杀惨剧在日军猛烈的炮火里，拉开帷幕。

来源：流浪的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