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年时间，新中国都在全力肃清当时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特务，经过三反五反等运动，算是基本上肃清了那些特务，即使有些隐藏下来也没有什么作为。其实早国民党的军统和军统成立之时就开始向我方派出了大量的特务，即使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时期军统依然向延安派出了大量的特工，其中很多最后被发现处决，还有一位自始至终都没有被发现，堪称谍王，这人就是沈之岳。有人说沈之岳其实是双面间谍，甚或是潜伏台湾直至去世都未被中国国民党发现的红色特工？可这样的疑团，至今成迷……

沈之岳是一位干才，正规军校毕业，20岁的时候加入军统。加上他本人是浙江人，很快得到戴笠的赏识，成为戴笠的得意门生。

其实刚开始沈之岳也是一位激进的爱国学生，参加爱国示威游行，被逮捕关入大牢。但是在狱中的沈之岳，镇定自若，被戴笠看上了，觉得这个小子还不错，于是他被吸收加入到军统。

像沈之岳这样新加入的军统的人，底子比较干净，所以这样的人一般都会被安排做卧底。

1938年沈之岳被戴笠指派进入到延安。沈之岳在延安的化名为沈辉，他进入到延安各方面表现都比较优秀，很快他就引起了上司的注意。沈之岳入延安红军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要知道这里可是培养我党高级干部的。

能进入到这里，说明沈之岳是经过层层考验，而且是表现优秀的，我党当时也觉得沈之岳年轻有为，以后一定能成为我党的一员干才，所以才大力培养的。

在红军大学中，沈之岳的表现更是无懈可击，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完全是一副感激涕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样子，沈之岳得到康生的赏识并且而且还加入了中共。可见沈之岳隐藏之深。

之前说过，红军大学基本上都是培养我党干才的地方，从那里毕业的学员，基本上都是党政军基层人员，而且升迁很快，沈之岳也是如此。

从红军大学毕业不久，沈之岳就升为区队长，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当时红军正规编制也按照国军的编制有军衔）。

可以看出来当时沈之岳的起点是非常之高的，而且沈之岳还有一段时间担任过毛主席的秘书，担任主席的秘书之后，他进入到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这个工作是可以说是接触机密中的机密。

沈之岳借助自己的身份，秘密搜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密报给戴笠。在担任主席秘书的这段时间，他不知道搜集了多少情报，给我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他小心谨慎始终没有露出马脚。

后来，和沈之岳接头的几个人都被捕了，可是依然没有找出来沈之岳这个特务，而且因为表演优异被派到浙江协助新四军的收编工作。在新四军工作期间 ，沈之岳一方面替我党工作，暗地里却继续与军统保持秘密联系传送秘密情报。

1941年1月5日，叶挺和项英率领新四军北上，后来皖南事变使新四军损失殆尽，正是沈之岳发送的情报。后来台湾方面也证实是因为共党军事机密外泄于国民党的缘故。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

沈之岳自己后来也透露，自己在中共的时候一点也没有露出马脚，他在中共和军统之间来回奔走无往不利，给军统递送过多少重要情报至今没有人知道。

而且我方也一直不知道他的身份，从1933年被戴笠说服成为特工，打入中共驻上海组织，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庆，沈之岳深入中共组织及中央核心历时9年。

曾与沈之岳共事的张爱萍，对沈之岳有过如下评述：沈之岳九年共产党员资历当中，七年是模范党员。他个性跟周总理很像，内敛、温柔而含蓄。可见当时中共也根本没有怀疑过这位模范党员。

这种情况到了1943年终止了。1943年，军统局成立东南特侦站，沈之岳任站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沈之岳从后台走到了阳光的下面。我党这边也就瞒不住了。至此我党才得知他已为国民党工作，从此视之为叛徒。身份被解开，当时这么一位特务到台湾之后，还被蒋氏父子重用，成为蒋氏父子的首席特工。

到1963年4月20日，沈之岳潜至澳门，设立特务机关，部署对大陆进行袭扰、情报活动，并试图暗杀当时出访柬埔寨的大陆国家主席刘少奇。到了这个时候沈之岳还十分活跃，不得不说其能力超群。

1994年2月14日，沈之岳在台湾病逝，终年81岁。当时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又有人说，他也可能是中共派到台的。

他们的依据是张爱萍将军曾对沈之岳先生的评语说：“文武全才，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加上香港著名记者陆铿在回忆录里也披露：“中国国民党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才从张爱萍挽联中发现沈原来是一个潜伏在国府心脏、制造冤案以博取信任的阴谋家。”

沈之岳究竟是单纯的军统特工，还是双面间谍，甚或是潜伏台湾直至去世都未被国民党发现的红色特工？这样的疑团，有待更多的史料公布，有待更多的学者考证！

附录：

潜入延安

1937年春天，尽管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协议，国民政府对共产党顾忌犹深。戴笠长期观察沈之岳，认为他成熟稳重，心细如发，足以承担重任，命他深入延安，一则潜伏到共党组织的心脏搜集情报;二则相机暗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沈之岳只要杀掉一个，他的任务就算完成。

沈之岳在1983年1月接受台湾及香港传媒专访时，亲自口述其进入延安的经过:1938年春，戴雨农命沈之岳深入延安。沈之岳表示，他曾为共党做过各种艰苦的工作，骗取信任后，申请去延安红军大学(后改名抗日军政大学)。他的申请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接到了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书记张闻天署名的电报，命他到西安见叶剑英，由叶剑英派人送他到延安。沈之岳收到介绍信时，心里十分纳闷:西安明明是东北军、西北军剿共总部的所在地，叶剑英怎么如此大胆，在虎穴会见他?等沈之岳到了西安，这才知道西北军部队已和中共合作无间，把国民政府拨给西北军的物资和粮食，供给延安使用。

据王芳回忆: 1938年4月，沈之岳化名沈辉，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沈之岳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由于萧致平长期同情中共，与毛泽东也有私交，因此到达延安后一行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沈辉表现得谦恭温顺，总是少言寡语，与两位教授保持距离。三十天很快过去了，萧致平、刘永川离开延安。不想沈辉却坚决要求留在延安，就地参加革命。边区保卫处按照规定对其实行严格的政审，周兴处长与他两次谈话，试图发现破绽。保安处结束了对沈辉的政审后，周兴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又请陪都重庆中共党组织进一步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央大学”的情况。此前戴笠早已花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做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明。

在抗日军政大学，沈之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认为他很出色，在抗大当着罗瑞卿教育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要求同志们改变对来自国统区进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见，帮助和培养他们。大概是康生的赏识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台湾方面载，沈之岳”以特别优异的表现，被共党所赏识，蒋介石和沈之岳升任他为区队长。沈之岳因’红大’同学甚多，故与共党中央各机关要员交往密切。一面乘机介绍同志多人参加其他训练机构受训，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密报戴先生”。(《戴雨农先生全集》)沈之岳毕业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后来沈之岳曾做过毛泽东的秘书。王芳在回忆录中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沈之岳”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试问，如果不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或为毛泽东所熟悉，沈之岳怎么能”引起毛泽东的怀疑”，并把他打发到浙江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沈之岳还与江青有过一段交往。沈之岳比江青迟半年进入延安。因为两人都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并且被捕入狱，因此可说是旧相识，在延安相见当然感到分外亲切。沈辉篮球球艺精湛，在延安很引人注目，而且他还有一架莱卡相机，江青喜欢拍照，因此常和沈辉一起。2016年前台湾军情局副局长翁衍庆中将披露:沈之岳当年直接渗透到延安，军情局曾询问沈之岳，当初身份快暴露时，是不是江青示警?沈之岳对此笑而不答，军情局认为沈之岳的态度是默认。翁衍庆披露:中国近代禅宗高僧虚云法师的弟子曾证实跟江青一起被戴笠吸收入军统，派往延安，江青顺利打进中共中央潜伏，虚云法师的弟子则被无神论的共产党排斥。潜入延安后，沈之岳悄悄展开他的情报工作。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其他重要情报，都被秘密传递到重庆。毛泽东发表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游而不击的战略就是由沈之岳所做的会议记录。日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记者询问沈之岳:延安距重庆何止千里，共党组织如此严密，怎样传递情报呢?沈之岳说，一位老头经常在延安城里携带一只缺嘴茶壶卖油茶，正是他负责情报交通。

沈之岳潜入延安行刺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这一暗杀计划何以没有实施?原因有三:一则延安成立了中央警卫营，加强了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保卫工作，使他难于下手;二则因沈之岳在延安潜伏时间短，前后不到三年;三则因沈之岳是战略特务，不是泛泛之辈，他审时度势，不急于一时之功。一日，沈之岳在自己住的窑洞前的老榆树下发现有同伙来找过他的标记，这是他潜入延安前与毛人凤定下的规矩。一张折叠起来的烟盒纸上用暗语写着两行字，约他次日中午去甘泉县杜甫祠堂一晤。沈之岳不由得心惊肉跳，他取出火柴烧了纸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考虑再三，还是没敢去，与这个未曾谋面过的同伙的联络也就暂时中断。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发现，在延安宝塔山下面的古寺里有一个僧人行迹可疑，常和一个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边区保安处立即对僧人实施了抓捕，原来这个僧人是军统派往延安的特工，名叫孟知荃，已在延安秘密潜伏了两年时间。边区保安处将和孟知荃接头的杂货店老板以及他的同伙抓捕归案。经过审讯，其中一名特务供述说，军统已派了一个特务潜入延安，任务是暗杀在延安的中共最高领导。这个消息让周兴寝食难安，此时的延安三教九流会聚，茫茫人海之中如何寻找一个潜伏的特务。周兴一方面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成立了中央警卫科;一方面由边区保安处全面出动，并发动群众展开地毯式搜索，然而一年多过去了，始终没有丝毫线索。

在暗杀行动的最后时刻，沈之岳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接头，而是选择了静观其变，侥幸地逃过了搜捕。沈之岳为何离开延安?王芳说，主要是沈之岳引起了毛泽东的怀疑，因而在1939年派沈之岳到浙江国统区。而沈之岳1983年1月10日在接受专访时亲口表示，他长期潜伏在中共地区，共党不仅没有怀疑他，并且非常信任他，毛泽东派他协助收编新四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7年10月发布收编江南共党游击队为国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并派叶挺和项英为正副军长。翌年1月，中共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军部，并分派干部到各处从事收编工作。沈之岳说，他被毛泽东派到第三支队，协助张云逸司令工作。而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新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相偕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机宜，同时请求指派原籍江南地区的干员协助新四军的整军工作。当时中共中央认为沈之岳系浙江人，特选派他随叶挺、项英至江西，协助筹组新四军司令部，并在闽浙赣边区收编过去红军的”散兵余党”，兼负责军中与民间的组训工作。王芳和沈之岳两人回忆的共同之处就是，沈之岳是奉毛泽东之命去新四军的。

在新四军期间， 沈之岳”一面替共党工作，一面与戴先生派去的同志密切联系，暗中密布组织，搜集中共党与军中机密情报”。1941年1月5日，叶挺和项英率领新四军北上至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叶挺被中国国民党扣押，项英被叛徒暗杀，新四军番号被取消，是谓皖南事变。对此事，台湾方面说:”……是因为共党军事密谋外泄于中国国民党的缘故。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

台湾知名学者徐宗懋说:”一些史学家认为，皖南事变中就是沈之岳将新四军动向的情报传递给戴笠的。”沈之岳在皖南事变中活动频繁，也曾露出马脚，但由于他十分机灵，没有留下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