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天神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种送给人类，人类学会了使用火，主神宙斯十分恼火，为了抵消火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好处，宙斯决定要让灾难也降临人间。他命令他的儿子火神赫淮斯托斯用泥土制作一个女人，然后，宙斯的儿女们–天上诸神都来打扮这个女人。火神为她纺织了一条金发带，智慧女神为她戴上花冠，爱神赋予她各种迷人的媚态，众神的使者教她说各种动听的语言。宙斯让他去毁灭人类，给她取名“潘多拉”，意为“被授予一切优点的人”。宙斯给潘多拉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装满了祸害、灾难和瘟疫，让她送给娶她的男人。普罗米修斯深信宙斯对人类不怀好意，告诫他的弟弟厄庇透斯不要接受宙斯的赠礼。可他不听劝告，娶了美丽的潘多拉。潘多拉被好奇心驱使，打开了那只盒子，立刻里面所有的灾难、瘟疫和祸害都飞了出来。人类从此饱受灾难、瘟疫和祸害的折磨。而智慧女神雅典娜为了挽救人类命运而悄悄放在盒子底层的美好东西“希望”还没来得及飞出盒子，奸猾的潘多拉就把盒子关上了。

后即以“潘多拉魔盒”喻会带来不幸的礼物；灾难的渊薮。

公元1912年1月1 日，中国帝制终结，中华民国成立。这是史称“辛亥革命”的结果，也是政治理论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开端。那个年代，又称“大革命时期”，第一次革命推翻了帝王统治，实现民主共和。第二次革命的目标则是推翻新皇帝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为此，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同盟者于1914年成立“中华革命党”，制定了《中华革命党总章》。直到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

为了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设立黄埔军校，次年的8月18日，将各地辖下地方军队名目取消，统一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然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终年仅59岁。留下了著名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行文至此，读者已经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最时髦、也最强大的高频词是“革命”， 遍地都是革命党、革命军、革命家。其结果必然是，一个个革命理论、革命口号、革命运动呼啸而来，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全面而深刻地介入社会大众的生活。这样，有一种伴生品，那就是泛政治化。从此以后，中华大地上“政治”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并且为了体现政治正确，人们就常常会对政治进行情绪化表达。

             （孙中山）

你若对泛政治化仍然不明白，那么看看现在，组织大家搞一下环境卫生，被习惯性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其实，做卫生原本是一种日常生活行为或公益活动，怎么就与爱国扯上了呢? 再说，你若相信菩萨神灵、鬼魂报应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就会被指责为封建迷信。奇怪吧，封建是一种社会制度形态，怎么就与迷信行为挂钩了呢? 明白了吧，这就是泛政治化。

民国时期，正是国门开放之初，各种政治思潮以“主义”之名纷至沓来，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主义之争。各家高等院校是知识分子聚集之地，政治论战更有白热化趋势。性格温和的大学者胡适先生，怀着忧国忧民情怀，发表了“少谈点主义，多研究问题”的呼吁，结果，他成了全民公敌。也是从那时起，“左翼进步人士”成为了政治正确的代表，他们的特点是言必称主义，而且调门越来越高。

胡适对此评价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谈主义，连安福系的王揖唐也在谈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

在中国古代，“革命”限指改朝换代，语源是《易.革卦》的彖传：“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是变，命是天命。

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王韬这个用法，和他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样，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

（胡适与蒋介石）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1895年孙中山来到日本神户时，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便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革命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复加以排满的”种族革命”，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互相水火。

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对孙中山辈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

孙中山在《革命运动概要》中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革命，而此时的革命，已旧瓶新酒。所以章太炎在《革命的道德》中说:”吾所谓革命，非’革命’也。”就是这个意思。

总而言之，”革命”很快流行起来了。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革命”，”革命”获得更广泛的语义。1902年，主张保皇立宪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在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同年，邹容写了著名的《革命军》加入论战。

本文作者无意评判那时的革命之争谁对谁错，只是想借以说明当时社会泛政治化的实际情况。按照胡适先生的思维，学生们不应该太多地关注于主义，而应多多研究各种实际问题。但是，胡先生的观点被许多政治正确的观点所包围，成了众矢之的。泛政治化的浪潮很快席卷各地校园，形成了壮观激烈的文化氛围，表现为集会游行喊口号，标语传单满天飞。

（新生活运动纪念邮票）

如果说，先前的革命风潮还主要是在知识界中盛行，那么在蒋介石先生统一中国后，就以“新生活运动”为旗帜，开展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全国性泛政治化运动。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党政府总统等职务的蒋先生，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新生活运动。

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正式成立，统领全国各地新运工作，蒋介石亲任总会长。蒋夫人宋美龄也走上前台，夫唱妇随、不遗余力地推广《新生活运动要义》。

“礼义廉耻”是新运的中心思想。蒋先生要求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运想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

总括而言，蒋先生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救国”与”复兴民族”的目标。他理想化地希望新运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社会与民众身上的陈规陋习。这种愿望良好、政治正确的拔苗助长行为，与蒋先生的大一统政治理想是相辅相成的。

（新生活运动摆拍照片）

客观地讲，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治理念下，蒋先生把民主体制的唱本引到了党主体制。是的，在蒋先生治下，执政的国民党开启了政党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历史先河。既然实行党治，法治便渐行渐远了。民主成了一张集体支票，名义上人人有份，但实际上谁也不能拿到钱。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后来迁到汉口，再后来迁至重庆，工作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转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泛政治化运动。随着抗战的需要，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运模范区等，都成了新运的工作范围。

这场新生活运动，是中国社会泛政治化的第一标本。有人会说，既然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那应该有歌曲呀。没错，新生活运动的主题歌曲确有不少，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啊哈，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政治歌曲成了中国的一种社会景象。从民国以后，“泛政治化”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其灾祸一波一波，我们每个人都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