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振贤

1946年10月21日，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朝天宫街道水西门内冶山的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法庭门前，被万名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当天当局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在这里公审汪伪核心人物周佛海，创下了战后汉奸审判史上的最高纪录。据中统骨干赵毓麟《周佛海受审旁听记》回忆：“公审周佛海之日，庭内早挤满了各界人士。只见鹿钟麟扶杖而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也来了不少。上午9时许，周佛海乘一辆大型汽车来到首都高等法院，押解法警约有十二三人。周穿一件灰色平布长褂，戴眼镜，神色并不慌张。”

周佛海在法庭上神情自若，拒不认罪，竭力为自己的罪行辩护，他历数了自己的各种功劳，并说他在整个汪伪时期，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而后半段则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总而言之，归纳起来就是：他前半段是“曲线救国”，后半段是“舍身救国”。所以他不仅宣称自己不仅无罪，反而声称对党国有功，使人感到“周佛海并不像个受审的汉奸，倒像一个演说家。”

为周佛海辩护的，是当时著名的律师章士钊，章大律师抓住了这些要点，包括展示当初戴笠给周佛海的信，不断给法官施压。再加上周佛海雄辩滔滔的口才，对自己的辩护说得头头是道，以致不少围观群众还真觉得，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为了国家而“忍辱负重”。周佛海还信心实足，在庭审回到牢房后，兴致勃勃欣然写了一首诗：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周佛海(1897-1948)，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先后出任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在国民党中可谓是前途无限；抗战爆发后，周佛海因入“低调俱乐部”圈子，渐渐和汪精卫走到一起，抗战期间随汪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已嗅出了日本的灭亡，于是接受军统局长戴笠的策反，抛弃汪伪政权倒向了重庆国民政府，表示要戴罪立功。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戴笠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76号特工总部”的特务头子李士群（中共叛徒）。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即，南京汪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急电蒋介石，表示他控制的一万多人的武装能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大表忠心地说：“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蒋介石接到电报极为高兴，立即以个人名义嘉奖周佛海。

日本投降后，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指挥所属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区伪十二军等，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其后，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全权指挥驻沪杭伪军。

周佛海最得意的是为蒋介石和戴笠做了两件事：第一，在他的策划下，汪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被毒死；第二，在日本投降后，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他防止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将上海“完整地交还给了国民党”。

有了这些功劳，在清理逮捕汉奸时，周佛海内心笃定，他认为自己和陈公博、陈璧君、梅思平他们不一样，他是对“党国”有贡献的人。但很快出乎周佛海意料的事发生了：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死了。因为戴笠策反比较重要的人物时，都是和他单线联系，戴笠一死，周佛海的很多“功劳”也就无人知晓了。

1946年11月7日，首都高等法院给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周佛海不服，当庭提出抗告申诉。对于这一判决，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救他，那就是蒋介石。而在关键时刻，为周佛海出头奔走的，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杨淑慧。

在周佛海的一生中，杨淑慧是一个值得一说的人物。杨淑慧，祖籍湖南湘潭，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在当时的上海滩小有名气，因此杨淑慧也算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她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思想新潮，追求婚姻自由。杨家与李达家相距不远，故杨淑慧经常到新婚不久的李达家玩，因此认识了周佛海。其时，周佛海样虽落魄，却文采风流，谈吐优雅，杨淑慧又刚好读过他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深信其前途远大，因此很快坠入爱河。

喜欢玩女人的周佛海，不仅乡下有个文盲的老婆，还有情人，并经常光顾妓院，染过花柳病。然而杨淑慧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周佛海毕竟是带着投机的心理加入共产党，他和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了党内批评，于是对组织产生不满情绪，带着杨淑慧再度前往日本就读，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中共的任何工作。杨淑慧生性泼辣，是一个有主见、敢做敢为的人，但她处世圆滑，见多识广；早年她曾冒着坐牢的危险，给共产党当过交通员，到过“一大”会场。周佛海投奔汪精卫当汉奸时，她又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但毕竟夫唱妇随，她还是追随周佛海叛国投敌，沦为了汉奸。

抗战胜利后，陈璧君、陈公博等人先后被捕入狱，周佛海因与戴笠的关系，只是被软禁于重庆白公馆内，除了不能出门及电话外，起居饮食均有专人伺候。然而，戴笠死后，随着群众对汉奸清算热情的空前高涨，处境优渥的周佛海，却迟迟未被起诉审判，令公众感到愤怒，媒体纷纷撰文质问，民间社会也有人频频发问，陈公博等排名在周佛海之下的汉奸都已接受法律的审判，而作为“大头目”的周佛海反而逍遥法外？于是，在党内外和社会的压力下，国民政府才将周佛海移交司法程序。

1947年的除夕，周佛海的上诉被驳回，这一天满城的爆竹声，使杨淑慧倍感酸痛，因为上诉被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有可以被枪毙。面临绝境的杨淑慧，突生“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说：“上诉驳回，佛海随时可以被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杨淑慧的这一杀手锏果然有效，因为她拥有周佛海最后的一个“护身符”——蒋介石当初曾给周佛海写过信，鼓励他在汪伪政权里“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并写了“知名不具”。如今，杨淑慧竟把这信拿来要挟蒋介石。陈方一听也就慌了神，当场保证全力相救。

大年初五一过，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杨淑慧到了蒋官邸，陈方领她进去，一见蒋介石，她眼泪就簌簌地流出，什么话也不说就跪倒在地，阵阵的抽泣，使蒋府过年的气氛弄得像哭丧一般。蒋介石本来就是遇刚则刚的人，性格上向不服输，他既不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武装威胁，也不受戴笠的辞职要挟，但却看不得女人的眼泪，也不想失信于天下，遂决定放周佛海一马。因此，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令

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地区治安事迹，请求特赦。查该犯自民国三十年以后，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局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则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前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此令。

主席蒋中正

听闻死罪得免，周佛海在狱中兴奋异常，遂作诗一首：“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已分今世成隔世，竟于绝处逢通途。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他还自认为是“铁肩”，感觉还能为党国再“负重”。

然而不幸的是，感觉自己将来仍会大有可为的周佛海，其时已油尽灯枯，身体每况愈下。杨淑慧曾请大律师章士钊给司法部部长谢冠生写信，为其“保外就医”，但得到的答复是：“周佛海的案子太特殊，谁也没这个胆子。”当初蒋介石答应杨淑慧的是“等个两、三年”，但事实上周佛海在狱中已一年都难捱过去了。

这时，周佛海已病入膏肓，全身肌肉销尽，形销骨立。据后来的知情人透露，周佛海在1947年底，已经睡也不能睡，坐也不能坐了，只能将被褥高高叠起，趴在上面喘息。有时候哀嚎阵阵，连狱卒听了都有些毛骨悚然。由于周佛海的病情日益严重，杨淑慧请求监狱长改善周在监狱内的生活条件。经杨淑慧再三请求，监狱长同意撤去了看守监视，由杨淑慧在外面雇请人员进来护理，进行24小时看护。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大限已至，突发心脏病，口鼻流血不止，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离世，时年51岁。

由于周佛海仍是囚犯身份，头上又顶着汉奸的帽子，以致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他的尸体也就没人过问，最后杨淑慧将一口珍藏多年的楠木棺材为其装殓，运到南京城东约60里的汤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上找了一个空穴，草草下葬，彻底结束了周佛海大红大黑 “脚踏三只船”的一生。

杨淑慧为救丈夫，花光了积攒的钱财。解放初，虽然为寻找“一大”会址得过政府表扬，但不久“潘杨案”被牵连，她和儿子周幼海入狱，1957年1月被释放。此后一个人寡居在上海一个破旧的小阁楼里。1962年冬去世。

附录：周佛海与杨淑慧的传闻故事

杨淑慧，祖籍湖南湘潭，其父亲杨卓茂曾任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杨淑慧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比较新潮，属于新女性，追求自由婚姻。杨淑慧家与李达家相距不远，因此杨淑慧经常到李达家玩，因此认识了周佛海。结果，两人一见钟情。周佛海在湖南家乡已有妻子，但杨淑慧依然积极追求周佛海。两人结婚时，周佛海已有家室的情况被上海报纸披露，一时弄得满城风雨。杨淑慧的父亲看了报道后，非常气愤，态度坚决，不许女儿再与周佛海见面，但平时温柔乖巧的杨淑慧居然撬开窗户，与周佛海私奔，去了日本。抗战期间，杨淑慧追随周佛海，投靠日本，沦为汉奸。

周佛海喜欢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还经常光顾妓院。他的一生又仿佛是一只在女人群里飞翔的风筝，而这放风筝的人正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杨淑慧，一个左右周佛海一生的女人。杨淑慧出身于湖南湘潭名门，帮周佛海布置过中共”一大”会场。她生性泼辣，处世圆滑，见多识广;不干预政事，却酷爱敛财，是周家的小财政部长。在上海解放后，她帮助政府寻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做了一件好事。

周佛海与杨淑慧最严重的一次感情危机是因为筱玲红。早在1941年四五月，汪伪特工总部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目的就是要巴结汪伪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他请来京剧名角”小伶红”，亲自替周拉皮条。周佛海与”小伶红”一见倾心，立成好事。当时”小伶红”的年纪不过十七八岁，可以任周摆布。周怕老婆杨淑慧的泼辣，就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杨淑慧探悉此事后大发雌威，她叫来许多人拎了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将孙曜东弄得满身粪汁，狼狈不堪，”小伶红”被吓得脸色刷白，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周佛海事后也毫无办法，只好答应分手。”小伶红”还替周佛海养了个女儿，杨淑慧死活不认账。再后来，周佛海又把”小伶红”改藏在法租界雷上达路岗田酉次家中，岗田是日本人，当时担任汪伪政府的经济与军事顾问，因为杨淑慧还是害怕日本人的。周佛海几经折腾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解决家庭矛盾，将筱玲红唤来，当着杨淑慧的面发誓二人从此不再来往。但过了20多天，周佛海又控制不了自己，故伎重演，事后自己又后悔不迭。他在日记中写道:”盛气之下，对淑慧甚为失言，愧悔无已。”杨淑慧对此也自有一套办法，就是周佛海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但还是看他不牢。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他独自到日本东京治病，又和日本护士金田幸子搭上了，并干脆立其为侧室，还生了个女儿，名叫白石和子。这一次杨淑慧只得忍耐，因为对方是日本人，她惹不起，不像”小伶红”那么可欺，况且这次为周佛海拉皮条的是汪伪经济顾问岗田酉次。

为了能牢牢拴住周佛海那颗心，杨淑慧曾为周佛海买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名叫月娟，名为照顾周佛海的生活，其实专供周佛海蹂躏，成为周佛海发泄的工具。直到1944年12月8日，月娟才离开周佛海，周佛海为此在日记中记载道:”月娟去矣，后会必不可期，又是一场春梦!伤感之情，岂能抑耶?”除了在外包养女人，妓院也是周佛海常常光顾的地方。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是一个颇上档次的妓院，周佛海就是那里的常客。有张小报曾登过周佛海的一段艳事:有个叫真素心的名妓死活要周佛海给她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挥笔写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在当时传为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