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公号“近现代史研究通信”登载的文章《茅于轼｜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什么会迅速溃败？》（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民党坚持抗战八年之久……是非同小可的胜利。我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从来没有这样风光过……国民党这样一片大好形势怎么会急转直下，把大局输给了对手？”

　　文章给出的答案是“沦陷区的百姓……天天盼望国民党凯旋，自己能重新做一个有主权的国民，可盼来的国民党确实一群腐败分子，只知道伸手要钱要权，不关心民间疾苦，还看不起沦陷区的百姓。”，该文还从法币过度印制造成剧烈通货膨胀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蒋溃败的原因。

  这并非一个新观点，但确实是一种冷静的反省。

要学习领袖讲话方可获得学历承认

连年战争已经让经济破残不堪，民众急需休养生息之际，这帮人只会欺压弱者巧占豪夺给自己谋福利。那接收者不但经济上掠夺，政治上更是欺负“沦陷区”百姓，那些没有钱跟着蒋西迁的民众，比如大学生，蒋不承认他们的学历，必须学习蒋领袖的讲话，政治上表态后才能被认可学历。

对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胡耀先生在《“伪”与“奴化”的阴霾：沦陷区学生在战后的处境》一文中介绍说：

“著名翻译家傅雷1945年11月曾略带讽刺地描述当时社会的不和谐之音：“收复区的一切，过去两个月内几乎全免不了戴上一顶‘伪’帽，差一点连泥土和黄浦江长江的水，八年中照过华北华南华中的太阳都沾了伪气，有了附逆的嫌疑。”

中日战争1945年结束后，从重庆等“大后方“回到”沦陷区“的各种身份的人，对“沦陷区”的同事同学同胞，所表现出的轻贱的态度，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背脊发冷。

胡耀先生还介绍说：

“1946年初，有署名“绵之龙”的论者在上海《大光明》周报撰文称“储钞变法币，二百折做一；而伪学生之与胜利学生比较起来，恐怕贬值之甚不止此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把法币与汪伪在沦陷区发行的“中央储备银行券”（简称“中储券”）兑换比率定为1:200，造成收复区民众顿成赤贫，而手持大量法币的后方归来人士则一夜暴富。“绵之龙”将“伪学生”（沦陷区学生）、“胜利学生”（大后方学生）与贵贱悬殊的伪钞、法币相类比，形象地凸显了这两大群体在战后迥异的处境。”
  从常识来说，一个大学，研究学问，图书馆实验室，这些基本设施都不是可以轻易搬迁的，教育质量当然是留在原地的更好。然而，政治优先的那帮人，不顾学术真理，姓蒋的西南联大才是正宗，姓汪和姓别的不归蒋领袖支配的地区则不承认，这种丑陋的做法，竟然在七十多年后还被肉麻吹捧。

对沦陷区的教育，成王败寇的思维是接收当时就甚嚣尘上的。

1945年9月接收之际，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先生说：“至于抗战期中，敌寇在侵占区域实施的教育政策，尤为毒辣，此在教育实施上应当有一确定政策，始能应付得当。就时间方面来说，平津京沪敌人，曾施行八年的奴化教育，至东北、台湾、澎湖、旅顺、大连更不必说了。诚然，在这些区域内反抗侵略的，仍在不断奋斗，但是大量的青年和一般民众，已于不知不觉中受了敌伪的麻醉，在所难免”。

朱部长这种看法，已经把所有沦陷区，甚至东北、台湾的人民当成了日本人的奴隶。而事实上，当时同一时期，台湾和东北的基础义务教育普及远远高于大陆其他地区，那里的人民生活安定，教育文化医疗水平高。比如日中战争期间偏偏就是关内百姓大量用脚投票奔向满洲国的高峰期。民众不管姓蒋还是姓汪还是姓“傀儡”，他们只想要更好一点的生活，这种最基本的要求竟然成了他们被污蔑为“日本人的奴隶”的理由。

有这样一种领袖：我没能力为国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就业条件，但是我是正统，干得比我好的是伪。你就得听我的，位子是要传给我儿子的，江山你们得用血肉垫出来：“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下跪的人们

在朱部长所代表的这种思维之下，台湾很快发生了228事件，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对于1945年前就在台湾的台湾人来说，外来的力量建立的统治，其能力高低、对民众是否带来繁荣安定，民众是有对比的，他们最有体会。虽然他们没有发言权，但是内心真看不起你！而这边却是：“好，让你们看不起，我杀了你们。“这其实就是228的根本原因。当时就是那样一个状态，大陆过去的那些人，他们从头到脚就是支配者心态，觉得原来就在台湾的那些人不过就是日本人的狗。这种思维，和今天大陆一些人”留岛不留人“的叫嚣，是一模一样的。流走的只是岁月，思维是一点没有变。
  “沦陷区”大学生对蒋领袖这种做法能内心支持吗？所以当G打出“反内战反饥饿”之类口号，学生们诺者云集，赤化大浪滚滚，逆淘汰再次运行。
  看到蒋去世后那种马路上跪成一大片的文武官员和少男少女学生，深深感到悲哀！热爱领袖，而且是那个掌权的领袖，痛打站错队的落水狗同胞的这种无耻根性，代代相传。如果不是军事上依靠美国人保护，蒋家就和金家无异。

▲1975年蒋伟人葬礼，文武官员当街下跪。

▲台北马路边排队下跪迎蒋灵柩的学生。

何为真，何为伪
  日中战争期间日军并未干涉大学教育。理科工科科学类本来就没有什么余地可洗脑，文科类日本人的所谓洗脑的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支撑的。

关于这一点，胡耀先生介绍说：

“朱家骅早先声称大量青年“已于不知不觉中受了敌伪的麻醉”，但是不久态度就发生转变，他在1945年10月致傅斯年的信中说：“敌方的奴化计划，当然是积极的，在事实上却不能有何效力。其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语之必修，可是学生都不学，往往三四年之后还不曾学会字母，即其一例。此外功课，除法科的政治经济等，或者可以有点新花样外，理、农、工、医各科里放不进什么奴化材料去。就是国文学、哲学也没有地方可以讲到共存共荣这些话。教育知自爱的，都不肯说，说了徒招学生的嗤笑。只有报纸上宣传甚力，效果也只是反面的发生反感而已。所以想象以为学校里都在竭力实行奴化教育，而学生也一定都已经奴化了，这看法是大错的。中国人固然不大高明，但他们不是日本人所奴化得了的。””

就算高层有人这样从狭隘的歧视中清醒过来，已经像瘟疫一样扩散了的歧视链已经深入到民间内部。

胡耀先生介绍说：

“上海《吉普》周报对此有这样的描述：“从内地来的学生，自以为真学生，而把本市的同学，目做伪学生，当见了面时，总表现出鄙贱不足道的样子，有的还在口头上用很尖刁的语调来尽情讽刺。但在本市学生方面，以为官有伪，学生无伪，当然不肯表示服帖，便也抓住了真学生的成绩，一般的劣于伪学生的弱点，来一个以牙还牙，因而双方益如水火，不能相容，行不同路，坐不同室，食不同桌，读不同言。尤其双方的卧室，更是壁垒森严，伪学生跑到真学生的卧室中去，固然要喝令止步，真学生错入了伪学生的卧室，也照样要给轰出去。而在形势日趋紧张之下，已曾数度传有双方将以武力从事的传说。””

从当时报道来看，“沦陷区”学生成绩是普遍好于“大后方”回来的学生的。这个道理我们是不难理解的。以政治站队为基础的流离颠沛抗日为主的临时拼凑的大学，在教育资源上是劣于原地该干啥还干啥的学生的，哪个有利于学业，这是不用多说的。

就像保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它的入学选考、师资设备、学制、教学内容都是正规的，但是现在人们往往觉得黄埔军校更有名，而后者并非正规军校，不过是临时拼凑的政治性的集团，它重视的不是入学选考、师资设备、学制、教学内容，而是对蒋领袖的效忠。

这种学生之间、本国国民之间相互的轻贱，让我无法理解。最底层百姓仅仅因站队站错而遭到如此丑陋的歧视，这让我意识到，日后中国大地发生的“纹划大割命”不是偶然的，这是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

当然，挑唆学生从事反日活动的教师比如司徒雷登确实被拘禁。但比起同一时期美国对毫无反美行动的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的做法，日本这个做法还是有鉴别的、是针对行动而不是针对血统的，即，并非针对种族/民族/族群。学生爱国反日可以，去前线堂堂正正从军，像黄仁宇那样，投笔从戎，值得敬佩。而躲在民众中偷偷抗日，和游击队恐怖分子一个思路，抓住后都没有俘虏待遇。

西南联大的光与影

现在的中国识字人，一提到“西南联大”就热血沸腾，好像觉得那是国家重视教育。其实那不过是一个领袖要带走一批他认为可利用的精英。

那些精英，是当时没有普及义务教育的中国，各个家庭辛苦培养出来的，是这个族群中的精英人物。培养他们的并非领袖也并非国家而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因为当时的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已经100%推行了义务教育。本来就没有制度性地培养各阶层所有国民，识字率本来就低，而识字人的一部分又这样摧残和侮辱另一部分，蔚为奇观。

还有人说，西南联大出了多少厉害的人物云云。这是非常可笑的。比如举国体制办体育事业的国家，国家队到各地搜罗了拔尖的人才让他们进国家队，真的是国家队培养了他们吗？不是，是底层各个家庭，各个学校，各个伯乐。

当时更多的家庭的孩子，首先是经济上没有余力内迁，还有的学生政治上并没有明确的取向，不管谁来当权，我都过我的日子读我的书。然而在中国大地上，民众这种最自然的选择，却成为他们日后遭到清算和歧视的原因。

“西南联大”在七十多年后依然受到追捧，其背后，是多少学子被歧视却无法发声的代价，更像是一个社会无声的断裂和堕落过程中扬起的一片灰尘。

这片灰尘中，有一粒微小的灰尘，他叫周作人。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1937年北大撤离之际，有几位教授留守北京，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嘱托他保护学校的图书和设施。

蒋梦麟先生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中谈到周作人说“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周作人先生是接受过日本正规高等教育的人，他的古英文造诣和日文造诣都极其深厚，夫人是日本人。但他在中日战争期间并没有出任过日本人安排的任何职位。他是一个行事低调的人，该做的教学他依然在做，是一个本分而有学问的知识人，他也没有辜负蒋梦麟校长的嘱托，八年间认真保管着受托的图书和设施。日本人也没有因为他不配合不任职而对他怎样。但是他的同胞在1945年10月以汉奸罪逮捕了他，最后被蒋政府判10年有期徒刑，此后他有生之年一直背负汉奸之污名。

像蒋领袖、周恩来这样的人，虽然跑到日本混过，但是根本就没有考上什么学校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回国干革命，一个推翻当时合法的北洋政府，一个推翻当时合法的蒋政府，一个比一个厉害。周作人先生这样读书好、有学问、未害过人的人，被那些没有学问、靠武力起家的革命家们踩在脚下，至死受辱，这就是近代中国的缩影。

一个中国人，在他的祖国与给予他教育的日本发生战争之际，他并没有帮日本人，而是受中国校长的嘱托留守保护校产，并未有任何害人行为。在“西南联大”这种跟对了领袖的、按政治立场临时拼凑的大学的荣光之下，留守原地该干啥还干啥的其他国民，等待他们的只有被侮辱、被掠夺，他们只能在阴影中苟活与死去。

站队好像是很难的艺术，今天的你，站对了吗？

文：和气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