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统治大陆的22年间，所信赖的文臣武将不下数百人，而杨永泰被称为蒋介石身边的“诸葛亮”。如果杨永泰没有被暗杀，共产党或许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夺得江山。如此重要的一个智囊却死于被暗杀，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人干的？

为蒋献上“削藩”和“剿共”妙计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高州府茂名一殷实之家，幼年父母双亡，由伯父收养。他早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17岁时考中广东茂名地区秀才，21岁考入广州高等学堂，开始接受系统的西方近代教育。一年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他回到广州出任《广东报》记者、编辑。很快，杨永泰扬名于珠江两岸。随着资历和才华的日渐长进，杨永泰开始涉足政坛。1912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先后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国会议员。

北伐成功后，杨永泰发现，虽然蒋介石平定了北洋军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尤其各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与当年的地方军阀无异。杨永泰援引历史上封建帝王削夺藩镇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经验，断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削藩”。于是杨永泰晋见蒋介石的第一件事就是陈述其削藩策略。杨永泰将其“削藩”概括为：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的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一席话，顿使蒋介石心明眼亮。他最头疼的如何处理各地方军阀问题，被杨永泰数语道破。蒋介石立刻对杨永泰肃然起敬 ，决定破格重用杨永泰。不久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削藩策”，很快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达到了“削藩”的目的。

从1931年起，蒋介石先后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3次“围剿”，却损兵折将。随蒋到江西行营任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与蒋进行了彻夜长谈，认真分析前3次蒋介石“剿共”失败的原因，发现他的失策，在于把红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实行的是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政治上，他教育国民党军政官员，“剿匪”不能专靠军事，还要进行“政治改革”；在思想上，向蒋介石建议发起“新生活运动”，从政治上孤立工农红军。

蒋介石对此大为赞赏，1932年4月，蒋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决定破格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这样，杨永泰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帐前军师。

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可谓老谋深算。蒋介石照此实施，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由于张国焘的指挥错误和政治上未能适应蒋介石的新策略，没有采取应变措施，致使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退去。

蒋介石大喜过望，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立即移营江西，全力“围剿”中央苏区。

1933年5月7日，蒋介石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政治事务。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第四次“围剿”准备不充分，蒋介石并未得手。尽管如此，他对杨永泰的方针并没有动摇，而是马上组织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重兵对付江西中央苏区。

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第五次“围剿”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他组织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化标兵”；实行军人独裁，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更狠的是，杨永泰建议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等，组成严密的网络系统，要与红军打一场“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

仅一年多时间，这些措施便收到奇效，逼迫中国工农红军西去。杨永泰因谋划“剿共”有功，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政学系与CC系大斗法

在蒋介石执政时期，新政学系是国民党内一个很重要的派系，其重要人物除杨永泰外有：黄郛、张群、吴鼎昌、熊式辉、吴铁城、王世杰、翁文灏，甚至何应钦也一度被人目为准政学系。与国民党的CC系、黄埔系等不同，这些人并没有一定的组织，也没有政纲，只是松散的联盟。他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且大多学有所长，精于政务，才华出众，足智多谋，深为蒋介石器重。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幕僚，杨永泰有着很大的权力。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杨永泰先行过目，然后才能呈蒋；许多军政要人来见蒋介石，也须经杨永泰安排。可以说杨永泰已经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军机大臣了。

同时，由于蒋介石长期驻南昌主持“剿共”，遥控南京政务，由杨永泰提议设立并主持的南昌行营秘书处成了实际上的行政院。所以这一阶段，杨永泰是权倾朝野，高朋满座，宾客盈门。蒋对杨永泰信任有加，这一时期是政学系急剧膨胀阶段。如在封疆大吏这一级别中的官员，政学系占了几乎三分之一。如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福建省主席陈仪、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四川省主席张群、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等等。在行政院，有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张群、铁道交通部长张家璈、粮食部长徐堪、秘书长翁文灏等。那时对政学系曾有“省府主席十有九，行营主任五占三”之说，可见杨永泰能量之大。在杨永泰任蒋介石秘书长期间，政学系主政不仅是众人皆知的事，而且还抢夺了CC系的党务大权。这就激化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1928年后，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就掌控了国民党的党权，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在第五次“围剿”中，杨永泰建议蒋介石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以便于指挥，蒋接受了。当时就把国民党主要活动的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四省的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地军政大员兼任。主任之下设书记长，书记长不用说了，基本都是主任委员的心腹。

杨永泰的这一招，把四省原来的各级党部的执行委员和监督委员一起取消了，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直送“剿匪总部”党政委员会。党政委员会集各地党务于一处，显得十分重要，于是党内各派系都争夺党政委员会中的职务。但在杨永泰的运作操纵下，该委员会六个处，五个处长是政学系的人，CC系仅争得一个处的处长位置。下面各区分会委员会和附属机构的负责人也是政学系的人为多。

这样一来，鄂豫皖赣四省各级国民党组织就由CC系手中转到了政学系手中，CC系成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附庸，地位一落千丈。CC派遭此打击，当时却敢怒不敢言。因为杨永泰这一辣招是以蒋介石名义去办的，并已由国民党中常会追认为合法。

CC系长期以来控制党务，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安排本系统的人进入政府任职。杨永泰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后，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变化。杨永泰利用秘书长的职务，仗着蒋介石的信任，开始插手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官员的安置，发展政学系，CC系的势力无形之中变得是在逐步退却，阵地萎缩。1933年陈果夫代替顾祝同，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民政厅厅长一职决定派自己的心腹余井塘担任，可没想到省政府组阁名单报上来时，杨永泰在蒋介石身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不成了CC的王国？” 蒋本来就不满江苏省政府CC色彩太浓，听了杨的话后更加生气，决定“留中不发”。

这可急坏了陈果夫。他素知蒋的习性，只要“留中不发”，一定是表明他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赶忙电呈蒋介石：“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钧座直接指定。”本来这是陈果夫作的一个姿态，可没想到正中杨永泰的圈套。杨永泰向蒋推荐自己的心腹辜仁发替换余井塘。蒋遂即电告陈，一切照准，唯民政厅厅长改由辜仁发担任。

类似的这种情形时有发生，使CC系感到极大威胁，一场针对杨永泰的风暴马上就要来了。

谁杀了杨永泰？

1934年8月，杭州机场发生大火，机场烧毁，蒋介石刚从意大利购买的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10多架。蒋介石大为震怒，下令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行营调查科长邓文仪彻查。邓文仪接受了CC派的10万美金贿赂，于调查后宣布大火为意外事故。

杨永泰对这个结论十分怀疑，当即请示蒋介石，与戴笠联合再度进行秘密侦破。结果真相大白，这乃是一场重大纵火案，主犯为航空署长徐培根。徐盗用公款套购黄金，亏空无法弥补，遂放火烧毁库房以销毁帐目。不料天气炎热，大火失控，致使飞机被烧。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报告，下令将徐培根枪毙，免去邓文仪的职务。

杨永泰的这一做法极大地触动了CC系的利益。CC系于是纠集所有不满杨永泰的势力，群起而攻之。杨永泰揽权，培植政学系势力，形成政学系在民国政权中一股独大。而一些党内元老级人物也不愿杨永泰独控中枢大权，最先起来抨击杨永泰的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他说：“杨永泰是政学系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指过去老政学系支持袁世凯）。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指责蒋介石重用政学系，“把他（杨永泰）作为亲信，是认贼作父”。再加上黄埔系中上层的不满，他们不断游说，之后是CC系的主动攻势。

蒋介石虽知杨永泰对自己忠心不贰，但为了平衡各派利益，决定将杨调出。1935年12月17日，张群调任外交部部长，蒋介石命杨永泰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1月兼省保安司令。

杨永泰离开蒋介石身边，出任封疆大吏，在许多人看来是杨失宠的信号。其实调开杨永泰，固然是蒋为平息国民党内部对杨不满所采取的措施，但也更是蒋介石用心良苦的一招。虽然蒋介石也感到杨永泰有操纵越权的形迹，但他对杨的忠诚和才能是十分欣赏的。蒋曾对人说：“我生平用人，第一重道德，第二重才具。杨畅卿这个人，办事有相当才具，其它方面就不要求全。”

杨永泰虽然深知自己是依靠蒋介石的恩宠才得此高位的，一旦离开蒋，政敌怕会趁机暗算。可是对于蒋介石的任命他也无可奈何，杨永泰不得不离开南京，前往武汉。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应邀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宴会，宴会结束后，在汉口江汉关省专用轮渡码头准备回武昌时，突然冲出一个刺客，向其连开数枪，杨应声倒地。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被刺杀后十分震惊。他一面急电湖北省政府给予杨永泰以公葬待遇，一面责令组织秘密侦查厅，尽快破案。不久，秘密侦查厅宣布刺杨案已破，凶手陈燮起（真名谭戎轩）系受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庐隐指使。刘在上海被捕后，被判处10年徒刑。杨永泰遇刺案，是国民党历史上继廖仲恺遇刺后第二起重大谋杀案。但竟是什么人刺杀了杨永泰则未有定论。当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中国共产党，因为杨永泰足智多谋，为蒋介石出了不少可行的“围剿”共产党的计谋，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但77年过去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是中国共产党所为。

第二种说法是“复兴社”邓文仪因报复而派人所为。

第三种说法是爱国青年自发组织“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根据审讯的确是他们所为。

“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的发起人叫陈有光，曾参加过“中华革命青年同志会”。上个世纪30年代，面临日本的侵略野心，他集合了一批“愤青”，组织了“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众所周知，政学系是亲日的。“攘外必先安内”就是杨永泰提出来的。所以，杨永泰就成为“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的暗杀对象。杨永泰在蒋介石身边时，警卫森严，无法接近，离开了蒋介石，到了地方主政，终于给了这批“愤青”们机会。执行刺杀任务的是陈夔超（化名谭戎轩）和龚柏舟。在逃跑过程中陈夔超为一名杀猪的屠户拦腰抱住，龚柏舟逃到南京后被抓获。陈有光后来辗转逃到贵州山区躲藏起来。陈夔超和龚柏舟被判死刑。还未执行，碰上日机对武汉大轰炸。在解往重庆的途中，龚柏舟跳江得以逃生，陈夔超在押至重庆后被枪毙。

除上述三种说法外，还有第四种说法，说杨永泰是被胡汉民亲信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刘芦隐指使人刺杀。这一说法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在当时之所以流传这种说法，个中缘由，也是派系斗争所致。刘芦隐是胡汉民的得力助手，在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冲突中，刘芦隐时常为胡汉民出谋划策。这是忠于蒋介石的复兴社和CC都不满的，有了杨永泰被刺一案，他们就想借机除掉刘芦隐。于是在审理杨案过程中，CC和复兴社联手，对案情做了手脚，嫁祸于胡汉民派的刘芦隐。刘芦隐被捕，宣传部部长一职由CC骨干方治长期“代理”。CC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近来则有一新说，乃蒋介石所为。1934年那场烧了杭州机场的大火，杨永泰竟然从中查出军购中存在巨额回扣之事，涉及蒋介石的夫人、时任航委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内侄、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毛邦初，查这大案子如查到自己夫人和亲戚头上，弄不好将很难收场。于是，人们有理由怀疑，是他们吩咐手下把杨永泰送到另一个世界。